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五.神化学历必导致祸国殃民、分裂国家

　　神化学历与祸国殃民、分裂国家的因果关系、利害关系其实并不复杂：

　　1.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除了学历一无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篡夺权力的需要。为一己之私便肆意歪曲编造国家管理的资格意味着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必不可能真心想把国家搞好，如私利需要必毫不犹豫牺牲国家利益。

　　2.神化学历即把学历变成歧视压迫老百姓的工具，即分裂社会。用学历歧视压迫老百姓的“文人知识分子”永远与人民群众处于敌对状态，永远不可能以民为本，不可能对人民群众有凝聚力，不可能不依赖硬暴力和软暴力驱赶强迫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做到任何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才能做到的事，不可能管理好国家。

　　3.神化学历必否定实践。否定实践就不能靠实干吃饭而只能靠理论吃饭。“存在决定意识”，“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存在”决定第一，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必须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主张才有资格生存;文科的特征使“文人/知识分子”可以不负责任瞎拍脑袋异想天开信口开河;第二。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4.不管可以运动的方向多少，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内能采取的运动方向只能有一个，不管朝哪个方向运动都是对其它方向的否定。不管治国理论有多少，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间里能采取的理论只能有一个，不管采取哪种治国理论都是对其它理论的否定。这就导致社会不管采用哪种理论主张都必然遭到其它“文人/知识分子”的拼死抗争。这就使社会被一大堆互相矛盾、不可兼容、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团团包围，既不能验证也不能采用，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不管采用了哪一种“理论”主张，都意味着对其他“理论”主张的否定，都必遭到其他“文人/知识分子”的拼命反对。

　　5.要同时满足“不否定向任何方向运动”就只有原地不动;要同时满足“不否定任何‘文人/知识分子’的‘理论’主张”就只有啥也别干。学历至上、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

　　——自己不干事：要“决不认错、决不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实事都不干。什么实事都不干，自然永远不出错。

　　——不准别人干事：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别人的理论主张如果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理论主张破产。“靠理论吃饭”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

　　把学历与国家管理扯到一起的后果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政，“文人/知识分子”当政的后果必是“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利国福民的事一概别想干得成，因为必定要遭到反对;只有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能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只对无学历者有害、对有学历者无害的事不会遭到“文人/知识分子”的反对，而这样的事必定是坑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多数属于“没学历”。

　　举例：

　　⑴.一个公务员朋友很感慨地告诉我：如果我整天什么正事也不干光躺着睡觉，保险舒舒服服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只要我站起来想干点正事，不管干什么，不管朝哪个方向哪怕只迈一步，立刻从四面八方不知冒出多少根绳索把我捆得紧紧的，动也别想动。

　　⑵.“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这一事件本身证明“文人/知识分子”对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必定不准别人碰一碰，改都不准改，更不用说否定了。这反过来又证明：凡是“文人/知识分子”一笔勾销的东西必定没有他们的参与，更不用说有他们的贡献了。既然如此，那么“文人/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声称中华文明“愚昧落后野蛮”、中国人“素质低”、“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宣布只有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代表“普世价值”，一笔勾销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彻底否定中国革命……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参与创造中国历史，对中华文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根本没有丝毫贡献——否则连自己的标点符号都不许改的他们怎么可能允许把这一切全盘否定?“文人/知识分子”就这样不打自招公开供认自己这一伙虽然号称“精英”，虽然养尊处优几千年，却什么实事也没干，对历史毫无贡献，完完全全一群吃货。

　　不是说“大锅饭、养懒汉”吗?不是说“砸碎铁饭碗”吗?“学历至上”就是“铁饭碗”，“学历至上”就是“大锅饭”，“学历至上”就专门养懒汉。岂止是养懒汉，简直是养混蛋，比苍蝇、蚊子、老鼠、吸血鬼、寄生虫更可恶的混蛋——用“大锅饭、养懒汉”、“砸碎铁饭碗”把无数工人逼上绝路，自己却端起“学历至上”的大锅饭、铁饭碗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如此恬不知耻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仅混蛋，根本就是一群癞皮狗，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癞皮狗。难怪鲁迅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结论：神化学历、把学历与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使“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除了祸国殃民什么也干不了。

　　(顺便说一句：只有学历不高的人管理国家才可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因为：

　　第一，没什么学历就没法用学历制造迷信、自吹自擂，就得有自知之明。要证明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资格就只能靠实干，靠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

　　第二，凡是实干出来的人都知道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只有承认会出错，才可能小心翼翼避免出错——只有承认自己会出车祸，开车时才可能全神贯注避免出车祸。如果根本不认为会出车祸，权当玩碰碰车，开起车来还会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吗?没有学历，制造不出“科学迷信”，人们都知道自己会犯错，大眼瞪小眼盯着，想不小心翼翼都不行。既然大家包括自己都承认没学历的人管理国家可能犯错误，那对其的要求自然就不会是“永远不犯错误”，而是“正确大于错误”、“成功多于失败”——指挥打仗，三战两胜就可以继续指挥下去。强行要求百战百胜不现实，强行要求一贯正确也不现实。只有这样的大环境才可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有“允许改正错误”，才有可能“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习”、“把坏事变成好事”，实现“把国家管理好”的最终的目的。

　　第三，要实干就必须注重实际，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出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总结成经验，升华之后就是理论。没什么学历而善于实践的人不等于没有理论，而是能够从客观规律中摸索抽象出自己的理论。)

　　6.“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一系列“中国特色”：

　　——文人相轻：“文人/知识分子”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要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而是否定别人的东西。只要否定了别人的东西，自然就显得自己在“理论”上与众不同而且绝对正确。这就叫“逆向竞争”。“逆向竞争”当然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创造自己的“理论”主张省事得多，保险得多，自然成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最爱，结果就是“文人相轻”。

　　——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既然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既然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那就决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因此对别人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决不赞同，决不合作;除了大权在握时用硬权力捣乱外，更多的情况是用软权力捣乱——不帮忙、不协力、暗中使坏、背后放暗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歪曲误导……用软权力捣乱的效果是涣散人心。人心涣散的效果是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垄断软权力，一直用软权力互相拆台，结果就是中国人的一盘散沙。

　　7.“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长期落后挨打：

　　因为“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有效的大规模的社会性协作在中国从来搞不起来——中国人不缺个人的聪明才智，凡靠单打独斗就能对付的事中国人都能干得很好，然而只要一涉及人与人的合作，尤其是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人不是根本搞不起来就是持续不了多久。凡是需要跨部门、跨地区的事、需要大规模、高度精确严密组织协调配合才能办成的事靠中国人私人自发一定干不成。(不管在中国外国，中国人私人搞企业成功的只见有餐馆，有家族企业，但可曾见有波音、麦道、福特、微软、西门子、麦当劳那样跨地区跨部门垮领域、靠大规模精密组织协作的社会性大公司或连锁店?)要害原因无它，就是“文人相轻”、“一盘散沙”。而现代社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作，尤其是跨部门、跨地区的大规模、高度精确组织协调配合。就凭这“文人相轻”、“一盘散沙”、互相拆台、无法协调，中国怎么可能摆脱粗放简单的经济?怎么可能自发发展出需要高度配合密切协作同心协力的社会性协作才能运转的现代经济?

　　不光是经济，其它方面同样如此——自古以来在中国凡是需要方方面面大规模配合协作的事都是最头疼的事。中国历史几千年，好容易有了个“负荆请罪”、“将相和”就稀罕得不得了，编成戏代代传唱，这从反面证明自古以来“将相不和”才是司空见惯。国民党军队老吃败仗，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四分五裂，从来不配合协作。不光国民党军队如此，历史上这种“自己人”互相拆台的事算“正常”，同心协力的事倒“反常”。中国长期落后挨打，“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功不可没;“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是头号“功臣”。

　　8.“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只能在崩溃战乱与独裁之间摆动。

　　“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使“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使他们把持的国家政权除了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什么不干，什么也干不成，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使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激化，最终崩溃战乱。

　　要避免这个结果就必须克服“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的“文人/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要干大事就必须凝聚人心组织起来，就容不得整天摇唇鼓舌专门涣散人心的“文人/知识分子”随心所欲，就不免被“文人/知识分子”骂成独裁。结果就是要么什么也别干，等着国家崩溃;要么根本不吃这一套，独裁就独裁。

　　一个当过官的朋友告诉我：我早领教够了，一件事如果我自己拿主意下决心，好歹总能干成，如果听任那帮文人讲“民主”，保险一人一个主意，一天一个主意，永远吵个没完，永远没结果，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光会互相骂，骂来骂去什么也干不成，你自己拿主意的事都办完了，他那里还没吵完呢。想干事就别听那帮酸文人的。听他们的就别想干事。

　　回顾中国历史何尝不如此?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长城、修驰道、修灵渠、修都江堰、开凿大运河、推翻三座大山、大规模工业化、全民扫盲、两弹一星……从古到今，在中国要做成任何利国利民的大事都必须“焚书坑儒”，不焚不坑，一事无成。导致中国自古以来要么崩溃，要么独裁这一“特色”的不是“中国文化劣等”、“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文人/知识分子”，是他们的“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

　　9.“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中国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识分子”赏脸。“文人/“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文人/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就能靠学历实现说一不二篡夺国家管理大权。

　　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实干。崇尚实干必破除学历迷信，“文人/知识分子”就没法靠“学历至上”“吃理论饭”滥芋充数招摇撞骗了。如此利害关系决定他们必然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10.“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蓄意分裂中国。

　　中国越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文人/知识分子”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都得“礼贤下士”，即便不“三顾茅庐”也要保住个“保护国粹”、“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名声，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中国灭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好过——外国主子要奴役统治中国老百姓就离不开中国走狗，而“文人/“知识分子”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外国侵略者从来对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特别优待——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对“文人/知识分子”却十分礼遇，只要不抗日，总是格外照顾。据“凤凰卫视”的节目披露，日本人规定“满洲国”的中国人只准吃杂粮，但对上日本人控制的学校的学生例外。美国的“人权援助”更是从来只给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文人/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早成了“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

　　“中国落后挨崩溃内战变殖民地”对老百姓是灾难，对“文人/知识分子”是机会和福音——天下大乱，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知识分子”却能享受特权。因此“文人/知识分子”从来的真正立场是欢迎中国分裂崩溃，反对中国统一。

　　刘晓波之类的“民运斗士”比较干脆，赤裸裸公然宣布反对中国统一、主张分裂中国、灭亡中国：“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历史书上一直歌颂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实有人知道不统一就有什么问题吗?”……

　　其它“文人/知识分子”则隐晦曲折得多。他们并不直截了当宣布要分裂中国、灭亡中国，只是拼命宣扬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时有多美好、统一后有多悲惨，旁敲侧击地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中国统一不好，分裂好。譬如：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

　　(注：资大人说了半天，真正意思是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几千年的辉煌”，秦始皇统一中国便破坏了“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所以罪大恶极，可见中国不该统一该分裂——当然这百分之百是从“文人/知识分子”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反正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死的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文人“精英”。)

　　——“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

　　(注：说来说去意思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代最好。)

　　——“假如广东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假设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是单独的经济体”“‘广东共和国’将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2008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以《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为题的整版报道，首开大陆探讨“中国经济联邦制”先河。)

　　(注：公然鼓吹中国分裂，连“广东共和国”的招牌都打了出来。)

　　——2012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以索马里为例告诉中国老百姓：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大好事，因为：

　　第一，不影响社会秩序——尽管“个人安全成本是上升了的”，“但在武装势力控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秩序的”;

　　第二，军阀割据有利于发展经济——“武装势力当然要在本辖区征税，以维持军事系统，但他们是没有精力承担什么社会职能的，亦没有兴趣搞什么福利政策、产业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能扩大政府权限的事。这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度和弹性是相当高的”、“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和教育能稳步提升”、“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军阀混战让人民享受自由：——“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

　　结论：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分裂比统一好，军阀割据内战内乱比和平安定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南方周末： “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http://www.infzm.com/content/84182)

　　——俞可平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

　　(注：俞大人的真正意思是说四分五裂战乱不断、老百姓生命毫无保障的1949年以前“有人道主义”、“有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扭曲”，可见中国统一不如分裂，和平不如战乱。)

　　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一条铁规律：“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是亡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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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数学：实践表明管理国家其实也用不着很高的素质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0/1/125893820.html

　　来源：强国论坛|作者：数学　2013年1月08日22:37

　　尤其是不需要很高的学历。通常高学历的人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衰败状态。正如大清朝，建朝的时候头儿们的学历都不高，而完蛋的时候通常都是由科举制度考出来的人。

　　注意我的标题中有“实践表明”。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过下层阶级管理国家的经历和实践，或者有这种经历和实践那个社会就非常黑暗，非常混乱，非常地不道德，那我们只好得出结论国家必须由上层阶级的高智力的人来管理了。但是我这一辈子确实就经历过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管理的这两种情况，就我的经历看，而不是知识分子们妖魔化的情况看，是下层阶级进行管理的社会反而是更好一些的社会。

　　例如，我就经历过陈永贵这个农民和吴桂贤这个工人当副总理的社会，而且当时是传达过他们的一些讲话，我当时听到他们的讲话的内容，就有一种佩服的感觉，虽然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学历，但是就我从他们的讲话中是觉得他们很有水平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陈永贵在视察海南岛的时候的一些讲话，还有吴桂贤的一些讲话的内容，都失传了。这也是因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要努力地营造一个好象毛泽东时代很黑暗的这么一种印象，也就是要认为国家必须由他们管理才更好的观念，试图向广大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再说我当兵的经历，我一开始当兵是给首长当公务员的，其中的一些首长就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且文化都是在人民军队中学习的，其中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胡副参谋长，他写的发言稿每一个字都很大，而且是一笔一划的，是扛长活的出身，但是他管理的部分是相当地出色。而我军后来有一些腐败现象的时候，却正是各种有学历的人当上了军官之后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文革中有武斗的情况。就是说，文革本来的设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一些人不听，非要打，是什么人呢?要知道文革武斗最激烈的地方并不是工厂和农村，最积极的参与者往往就是一些有学历的人，是在大专院校打得厉害。后来为什么毛泽东不得不决策要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专院校进行管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则知识分子们相互之间的仇恨那是比天高比海深，他们非要打起来不可。而工宣队一进驻，武斗立即停止。

　　在改革开放之初，工宣队是撤出了，由知识分子们自己管理，结果相互之间的仇恨和倾扎，让人们感觉到那还不如让工人农民来管理呢，虽然编了许多工宣队农宣队的笑话，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是什么笑话了，而是腐败了。而那些笑话，根据我的经历通常都不真。

　　再说解放战争后，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之前，是由国民党安排各种有学历的官员来进行管理的，结果腐败黑暗，后来人民解放军进驻，要知道人民解放军的文化都不是很高的，甚至一个连队经常就是指导员识字，连长都不识字，但是管理的社会非常清明，由扛长活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人民群众感觉特别安全，所有的黑社会都闻风丧胆，而且这些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态度良好，和蔼可亲，甚至可以帮助老百姓倒马桶。

　　所以我才有一个建议，就是国家应当有那么几个工农出身的形象副总理，也抓一抓工作，甚至也要有工农形象副市长副县长副省长。其实管理的事情没有那么神秘，也正如李鸿章所说，谁要是连官都不会当，那他也太笨了点。

　　再说历史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要知道当时全国到处都有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但是把人打成右派的决定，通常是由知识分子干部做出。比如具体把哪些人打成右派，彭真就抓过这方面的工作，而彭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象康生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但是象许世友这样的大将，谁听说过他把人打成右派的?

　　就说四人帮都是坏蛋吧，也有个坏的程度，也可以认为其中劣迹最少的就是文化最低的王洪文，而且王洪文管理上海其实管理得还算不错，运十也差点就弄出来了。

　　尤其是越是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就越是对当官的素质要求不高，因为反正下面有一系列的专业团队支持。所以我才有干脆通过抓阄来弄出一些工农干部都是好的。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过大量扛长活出身的人管理社会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就讲到社会的管理水平，万众一心的情况，社会清明的情况而言，大量的文化不高的人进行社会管理，可以认为管理得相当不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