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岁——我的知青生涯

粮食属于计划商品，谷子晾晒干了，首先要交公粮，即将国家规定上交的粮食送到就近的国家粮库，当然，国家会按计划价格付钱给生产队。当时生产队没有汽车，送公粮全靠人力肩挑。立秋后的天气仍然很热，但是送公粮的场面更热烈。那几天，公路上各生产队的送粮队伍就象秋天迁途的大雁，一队一队地落驿不绝，一路上都会遇到很多送粮的队伍，扁担在人们肩上闪悠闪悠地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象是在不断重复演奏相同的音符。送粮者个个挥汗如雨，但人人精神抖擞，行走如飞。贫下中农喜欢在头戴一顶草帽遮挡太阳，颈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我则啥都不用，只想尽量减轻点负担。不同生产队送粮队伍的见面时，总要热心地招呼“哎，某队的，你们送了多少了？”或是“哟，某哥子，你今天跑了几趟了”，显得亲热无比，和谐无间。

送公粮时，也不要求每个人必须完成多少任务，体力好的多担些，体力差的就少担些，送一趟就算一“歇”，送满五趟就算一个工，谁挑得多，谁挑得少，也没见那个有啥意见，奇怪的是也没有人偷奸躲懒。记得生产队有一个绰号叫“莽子”的，力大无比，每趟要挑200斤，不知他为何不少挑一点，我想就是装150斤也没有人会说他的不是，听贫下中农讲，他原来还挑过250斤呢。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他居然不吃，那时我们都说他是先进，按现在的眼光无疑就是个大傻帽，两个时代观点如此反差，不知究竟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正确。当时我个子矮小，力气也不敢与贫下中农相比，每趟只能挑六、七十斤，且一路上歪歪倒倒，象是学走路的小孩。由于肩膀压得痛，只得不停地左右换肩，有几次真想当逃兵，因为交公粮的粮库与县城隔河相望，河对面就是家，随时都可以脚板底下抹油——开溜，也不会有谁来监督指责你，但强烈的自尊心还是促使我咬紧牙坚持了下来。

送完公粮后，其余的粮食就可以分配了。分粮的场面分外热闹，大家都集合在生产队库房前，男女老少几乎都到了场，挑的挑箩筐，背的背背篓，提的提口袋，大人笑，小孩跑，人群熙熙攘攘，个个笑逐颜开。队长每点到一家人的名字，会计就报上该户人口多少，平均每人应分多少，一共是多少（前面提到过，生产队不论分任何农产品都是按人头分，不论大人小孩子一视同仁），然后由保管员过称，逐家逐户地分。分到粮食的，全家就欢天喜地往家里搬，然后就忙着煮当年第一顿新米饭吃，以示庆贺。

秋收前，为了腾出库房装粮食，我们已经分别搬到几户贫下中农家暂住，我住在一位回乡青年的家中。所谓回乡青年，就是指户口在农村但在县城念书，后来又回到农村务农的初中或高中生。

该回乡青年姓吴，年龄比我大，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当年毛主席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只为城里少数人服务，不为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服务，并发出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当时各地市州和省城的大医院都要下区、县设立医疗点，医生也要轮流下基层服务。大队一级（现在的村级）都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由卫生学校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担此重任，以解决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小伤小病的基本治疗和疾病预防。当然，如果得了大病还得上县以上的医院治疗。农民朋友对“赤脚医生”都非常尊重，亲切地尊称他吴老师，我们则叫他的小名“怀儿”。

别看这小小的“合作医疗站”，还真解决了不少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搬到吴家后，与“怀儿”关系自然十分融洽，因为大家都属于“知青”，有共同的语言，所以相处甚密。

农村“合作医疗站”当时是个新生事物，由国家拨一部份资金，各大队再从生产队的提留中抽调一部份资金，用于购买药品。“赤脚医生”没有工资，只在队里记工分。社员看病也不用交现钱，每次看病抓药后，“赤脚医生”只须登记一下，有谁在某年某月某日看过啥病，登记一次只收五分钱的“挂号费”，但不用当场兑现，从年终从决算中扣除即可。而且看病也不用专门跑医疗站，只要托人带个口信，“赤脚医生”就会上门服务，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陪吴老师一起到一姓陈的农民朋友家出诊，该农民朋友胸前长了一块脓疮，肿胀多日，已经化脓，痛苦难忍，好几天都没有出工了。到他家后，吴老师立即给他施行了小手术，先注射麻药，然后用手术刀在肿胀的疮口下方切开一个小孔，将一只小碗接在切口边上，一边挤压脓肿的部位，一边接住流出的脓液，挤完脓液后，又清洗疮口，然后将浸过药水的纱布条慢慢往疮口里面塞，直至塞满为止。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那脓肿的部位比茶杯口还大，挤出的脓液有小半碗。手术完毕后，该农民朋友说舒服多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痛了，然后吴老师又打开药箱，给他包了两天的消炎止痛的药。回去的路上吴老师对我说，他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若控制不好，造成感染就麻烦了，甚至会殃及性命。还好，几次出诊下来，该农民朋友很快就康复了。看来“农村合作医疗”在维护贫下中农的健康和医疗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后来“改革”给改没了，真可惜。现在农民朋友看病越来越难，医药费越来越贵，大病只能在家等死，我也弄不清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公开承认了医疗改革失败，算是说了句老实话，其实是成功还是失败，小民百姓们心里早就有数了。现在农村搞起了“新医保”，有没有当年的“合作医疗”受农民朋友欢迎，还要拭目以待。

我经常陪吴老师一起出诊，不管是到哪个农民朋友家，都会得到殷勤的招待，家常便饭是少不了的，有时还会杀一只鸡来款待，我自然也跟着沾光。我很喜欢吃一种红薯做成的窝窝头，特有风味，做法是将生红薯切成小块的颗粒，待晾晒干后用石磨碾成粉，再加水做成窝窝头状，然后放在蒸笼里蒸熟即可。其口感非常好，带有红薯的甜和软，又有红薯的滋润和芳香。几十年没有吃过了，现在提起来仍有口齿留香的感觉。

送完公粮，接着就是收玉米和红薯。我们这儿称玉米为“苞谷”这活儿也不是很累，每人背一只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大背篓，钻进玉米林中，将其从杆上掰下来扔进后面的背兜里，一人负责左右两行，顺着地沟一路向前掰。越往前，背上的重量就越重，掰到地头，将背篓腾出来，专门有人负责往保管室挑，然后再钻进另一块地里继续掰。活儿虽不很累，但玉米叶片边缘有锯齿，经常在手臂割出一道道血痕，被汗水一浸，同样不好受，我只好穿上长衣长裤，以防止皮肤被割伤，宁愿受热，不愿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