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岁——我的知青生涯

在农村，栽秧是一门技术活，插秧插的好的叫“秧师”，插得特别好的叫“大秧师”。“秧师”们能在田间插出很多花样来，随秧田的规格、大小、边矩、形状不等，插法有“横平竖直”，有“随弯转弯”，连续翻过几块相邻的田都保持一条直线的栽法叫做“鸭儿翻坎”；在一块大田的正中央先插出一行直线叫“打样”，其它人再比照着这条直线依次插下去。栽秧也要分几种类型，有“铲秧”、“抓肥秧”、“白水秧”之分。“铲秧”是在播种前，先在育秧田底部垫一层农家肥，再将上面的泥土平整后撒下稻种，待秧苗长到约十厘米左右时，用铁铲连带底部的肥料一起铲起来，栽秧时连底肥一起分成五、六株秧苗一小块，再按间距移植到水田里，由于是带底肥移植，后期长势一般都比较好。“抓肥秧”则是将秧苗从育秧田移出来，洗净根部后一捆一捆地送到要移植的水田里，每个插秧人身边放一个木盆，盆里面装着伴好的农家肥，一般是猪粪和牛粪，插秧时将秧苗分成三、五苗一束，再抓一把盆里的肥将秧苗根部包裹起来，然后栽插到水田里，这样的秧苗有肥料作基础，也能保持较好的长势。由于肥料有限，插得最多的还是“白水秧”，也就是直接把秧苗移植到水田中，靠后期施肥促长。

因为要抢在季节前完成插秧任务，所以工期抓得非常紧，经常很晚才能回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往床上一倒，听见屋外水田里的青蛙还在呱呱乱叫，迷迷糊糊似乎还没有入眠，外面又在叫喊出工了，只得从床上爬起来，就象梦游一样的往外走，直到下田被水一惊，才立即清醒过来。这时，来得早的已经将秧苗摆放在了田间了，动作快的已经插了很长一列了，赶快使劲追赶。苦、累和劳动时间长不说，最要命的是腰因长时间保持弯曲状态而苦不堪言，弯一会儿就酸痛得不行，赶快直起来缓口气，时间长了就更不容易直起来，必须慢慢地伸展，如果用力过猛，会痛得钻心透骨。最大的盼望就是队长发话喊歇气了，这时我马上就会从秧田中爬起来，不管田坎边上是干是湿，一下子就睡在上面，那感觉，比躺在现在的高档“席梦思”上还要舒服若干倍。

插秧虽用不了多大力气，但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要讲究手法。除了力气活之外我学啥都来得快，栽秧当然也不在话下，主要是讲究横平竖直，保持好间距，并不要求会背多少几何定理，所以没几天我就上了手，与“秧师”们一样插得又快又好，既平又直，速度上也不落后，有时还与个别“秧师”一比高低，但一天下来也确实够呛，不仅腰部难受，而且全身酸痛，几次想找借口回家休息两天，但一想到那些“长嘴婆”说我们是来讨奶吃的，自尊心立马涌上心头，一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

插秧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没有时间做饭，便在贫下中农家中搭伙。农忙季节，国家会给农村安排供应少量猪肉，记得是每人四两腊肉。当时城里人吃肉都是按计划供应，大概是每人每月一斤。农村家庭一般都要养猪，既可解决农业用肥，也可解决肉食需求，所以除“双抢”季节外，平时是不供应猪肉的。

一天，队长安排我到公社开上手续，然后去县食品公司将供应的腊肉挑回来，去的时候队长还特意交待“选肥一点的”。肉挑回来后，当天晚上就分给了大家。记得第二天，想到中午有腊肉吃，活儿干得特别带劲，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插完好几块田了，队长那儿还没动静，一想起腊肉的味道就口水直流，我便厚着脸皮冲队长喊道：“哎，队长，啥时候了，还不吃饭呀”。接连催了几次，好不容易才听到队长发话了，这时，我脚上就象安装了弹簧一样，立马从水田中“蹦”起来，来不及洗掉脚上的泥就往回跑。那天的腊肉真香！吃得嘴角流油，四两腊肉居然一顿就吃了个精光，那馋劲儿回味起来简直比现在的海味大餐享受多了。

说实话，现在的猪肉确实也没有那时的味道好。那个时候养猪都是用青草和粗粮，非常“绿色”，根本没有人工饲料和“瘦肉精”之类的玩意儿。岂止猪肉，随便啥食品都是安全无毒害的。自从“摸论”、“猫论”、“先富论”大行其道后，不仅猪肉没以前好吃了，而且吃啥东西都不放心，毒奶粉、毒大米、毒鸭蛋等事件层出不穷，还有注水猪肉、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等，受害者众，不过也让大家来了个化学知识大扫盲，知道了啥叫甲醛、啥叫苏丹红、啥叫吊白块……。这不，就在我胡乱涂鸦的时候，又发生了毒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事件，又知道了“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原料居然可以加在牛奶中冒充蛋白质。日子过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似乎不把人人都培养成为鉴别假、冒、伪、劣的高手誓不罢休。物质虽丰富，但心头活得累，没有安全感。

当时物质虽然匮乏，但物价很低，记得大米每斤0.138元，大白菜每斤两分钱，西红柿每斤四、五分钱，猪肉每斤0.66元（凭肉票购买），鱼国家没有统筹，可到河边或集市上买到，每斤的价格比猪肉略高。虽然肉食供应很少，但农村河沟里的鱼鳖虾蟹之类还是不少的，我们几个知青就经常到小河沟里摸鱼捉虾，有时还能捉到几只小螃蟹，当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主要是好玩。另外水田间的泥鳅和黄鳝也不少。所谓黄鳝，也就是大家叫的鳝鱼，这些东西当时根本不管钱，泥鳅基本上就没人吃，嫌有泥臭。鳝鱼也不贵，大概两、三角钱一斤。一次插秧时，一位老农还在田里捉到一只大乌龟，当时就问我要不要，拿回家给父母熬汤喝。那时当然没有现在的“饮食文化”发达，本地也不大吃乌龟之类的鳖甲动物，况且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烹饪，于是我回答不要，结果该老农上街赶集时买了三元钱。

插秧前，有时晚上很无聊，我们也会与贫下中农一块儿到田间捉鳝鱼。贫下中农告诉我们，一到晚上，鳝鱼都会从泥土中钻出来休息，只要拿火把一照，就会看到很多鳝鱼在水中一动不动地躺着，然后用一个竹子做成的夹子，一条一条地夹起来，装进“笆篓”（一种用竹子编织的容器）中就行了。我们拿着火把到田间一看，果然如此，一个晚上往往能捉上好几斤呢。鳝鱼捉回来以后，大家一起动手，剖的剖腹，剁的剁酸菜，烧的烧火，非常热闹，当天晚上便将其消化进肚子里了。

插完秧后，整个生产队稻田一片碧绿，站在山顶，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一眼望去，绿装素裹，漫山碧透，那舒心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刚插完秧，接着又与妇女半劳们一起收小麦。收小麦比起插秧来要轻松多了，插秧时间长，腰也弯得难受，加上成天站在水田里，脚趾头泡得翻白脱皮，脚趾间还长了“水锈”，又痒又痛，那滋味确实不好受。收小麦用不着下水，且又是男女老少一起上，场面更是热闹。有的老农干活时喜欢说“荤段子”取乐，其它人也纷纷插科打诨，“荤话”连连，妇女们也敢于厚起脸皮，当仁不让，你来我往，不分伯仲。只有年青的未婚女子不敢接话，只能偷偷掩嘴，或一言不发地埋头干活。我们几个知青虽然文化相对较高，但面对这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荤话”，根本无法参与。我当时屁事不懂，只认为他们是在说“坏话”，当然也就体会不到这份乐趣。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有点味道。试想，在那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山野中，伴着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众多男女老少围着一块麦地收获劳动果实，笑语欢声与丰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在山间回荡，笑声不仅冲淡了劳动的疲乏，也表达了一分收获的心情，确实是一幅鲜活生动、令人难忘的画卷，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可惜，在私有化的改革下，这种集体丰收的热闹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秧苗也在节节成长。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秧苗中央就会看到凝结的露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反射出彩色的光芒，说明其长势良好。看到这，老农们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但当时我们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贫下中农还有一句俗话：“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当时国家的化肥产量很有限，公社每年只能给生产队安排少量化肥，其余肥料来源全靠各家各户积蓄的农家肥，以猪粪和牛粪为主，属于地地道道的有机肥，所以那时的粮食和蔬菜都是真正的绿色环保食品，口感非常纯正。那时有一种说法：“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厂”。农村家家都养猪，有机肥并不缺。牛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分给劳动力较弱的农户喂养，但队里会给养牛户折算工分。猪粪和牛粪都要定时收集，然后专门派人到各家各户过磅，根据重量折算成工分，记在投肥农户的帐上。

一次，队长安排我到各家各户给肥料过磅，这活儿很轻松，就是扛一根“大杆秤”挨家挨户窜，窜到哪一家，哪家就要负责将猪粪和牛粪收拾在一起，一筐筐地过秤，然后再将其运到生产队指定的田间地头，我则将每家过秤的数量登记在案，交给会计核算，年终决算时一并兑现。

农村的“大杆秤”确实大，一米多长，直径约小孩的胳膊粗，秤砣也硕大无比，约十多斤重，生产队分粮食、上公粮等都用它作计量工具。

到各家各户窜门我倒是喜欢，就是有一点心里不踏实——怕狗。农村的住房很分散，这个山头上一家，那个山湾里一家，家家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并不是专门为了看家守院，贫下中农说，如果没有狗，晚上会很寂寞，所以听鸡鸣狗叫是农村的一大特色。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知青平时很少见到狗，对狗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特别是有些狗非常欺生，一见生人从门口经过就狂吠不已，甚至冲上前来又叫又咬。后来才知道，它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想咬你，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主人讨好——看，我多卖力，以表示“护家有功”，好领点奖赏。这一点，倒是与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平时在官老爷面前也是这般动作，得加以提防。时间长了，贫下中农也教会我们一些对付狗的办法，那就是做一个下蹲动作，那狗以为你要捡石头来对付它，立马产生条件反射，落荒而逃。如果还不管用，你就真捡起一块石头给它扔过去，那牲畜当然也知道狗头没有石头硬，自然有所收敛。这法子十分灵验，屡试不爽，时间一长，我也不怕狗了。但这一招只能对付平时光叫不咬，好做面子的狗。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不叫的狗才是最难对付的。这一点，也与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别看平时与你磕磕绊绊、格格不入的人，他不一定会背后下你黑手；若遇到平时对你笑逐颜开，巴结不断，且非常下小，没事也要与你套套近乎、拉拉关系，表面上对你百依百顺、恭敬有加的人，很可能在关键时候会从背后捅你刀子（官场上这类家伙就不少），所以对付这种类型的狗要特别小心。

我就有过这样的遭遇。话说那天我扛着“大杆秤”走在田垠上，快临近一家农户了，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看，见确实没啥动静，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正走着，不知几时挂在背后称杆上的秤砣突然滑了，十多斤重的秤砣顺着我的后背和脚弯滑下去，我一惊，正害怕砸在脚后跟上，却听得后面一声闷叫，转身一看，巧了，滑下去的秤砣正好砸在一只狗头上，打的那狗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转身就跑。过后那老农才给我讲，他家这条狗就是一条“只咬不叫”的哑巴狗，平时是不叫的，当要咬人的时候才象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鬼子一样，“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直到咬了人才会发出几声闷响。老农说，你以后走我这儿来一定要先喊我，让我把它拴好了你才进来。乖乖，好险！若不是秤砣在关键时刻莫名其妙地滑下去，我腿上一块肘子肉恐怕就会变成狗嘴大餐了，真是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不过，这只狗最后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噩运。一天，我们在这位老农家附近干活，大家又提起这条狗，都说该将它除了，免得日后伤了人不好办。该老农觉得也是，但又舍不得自己下手，于是对我们说：“你们三个知青若能将我的狗打死，我就请你们吃狗肉”。我们正愁没新鲜刺激的事儿玩，当即应允。歇气的时候，我们三人手提扁担跨进老农的院坝，那狗一瞧，嘿！这不又是该“挣表现”的时候了，于是眼露凶光，呲牙咧嘴,上前来又扑又咬。岂知狗东西这次失算了，我们一起抡着扁担打过去，那狗一看不妙，来真的了，立即进屋，钻到桌子下面拼命嚎叫，我们马上将大门关上，免得它一旦跑出去就不好办了，真正是“关起门来打狗”。农村的堂屋（相似于城里的客厅）室内空间不大，我们也害怕万一躲避不及被那厮咬住，于是三人一起爬上桌子，用扁担不断往下面一阵狠打，那哑吧狗见主人不在，不能“狗仗人势”，想往外逃，大门又被关上了，无路可遁，只好围着屋子打转，背上接连挨了好几扁担，终于发现墙角有一个小洞，一头钻了进去，岂知洞口太小，头进去了，身子却无论如何也过不去，成了典型的顾头不顾尾，我们赶快跳下桌子上前一阵猛揍，最终结果了它的狗命。看来凡是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这大概是历史规律。当天的午饭由大刘亲自主厨，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饱餐了一顿粉蒸狗肉，外加一大锅狗肉壮阳汤。

当秧苗长到约三十厘米，也就是在六月份左右，就要进行追肥和薅秧，我到现在也闹不清楚为啥要薅秧，但这活儿十分有趣，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十多个人站成一排，每人负责五行秧苗，也就是四个空隙，然后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在秧苗空间蹬，猜想可能是把田间的杂草给“蹬”掉。由于劳动强度不是很大，所以男女老少皆可参加。薅秧的时候，贫下中农喜欢唱薅秧歌，边薅边唱，节奏与脚的运动合拍，歌中所带的乡土气息特别浓，原汁原味。有时是一人领唱，众人随和，曲调优扬婉转，歌声在田间起伏回荡，这块田刚落，那块田又起，特别有味道。遗憾的是我没有王洛宾先生的才华，否则收集起来加以艺术整理，说不定也会成为脍炙人口的乡土佳音。

我们知青不会唱贫下中农的薅秧歌，但会唱“革命样板戏”，于是扯起嗓子照唱不误。说来也怪，一唱起来便精神抖擞，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带劲，完全没有了劳累的感觉。加上“革命样板戏”唱腔本就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意气风发、催人振奋，不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都是些软绵绵的腔调，爱的死去活来，也让人听得恶心呕吐。

夏天，在阳光的哺育下，秧苗开始抽穗扬花，随着时间一天天推进，结出了沉甸甸谷穗。当时国家大力推广良种水稻，我记得生产队种的是公社安排的矮种稻，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这种稻子长得不高，但稻秆非常强健，不容易被大风刮倒，而且结籽多、产量也高，抗病能力也很强，属于当时的优良品种。这时的农活主要就是追肥和管水。追肥要选择好时间，不能在暴雨前进行，否则容易将田里的肥水冲走，造成浪费。遇到下暴雨的时候，也要专门派管水员将田里多余的水放掉一部份，以防止涝秧。我也曾与管水员一起冒着大雨到田间巡视。

农村最艰苦最劳累的活儿就是收水稻，又叫“打谷子”。一般在八月份立秋后进行，不但天气炎热，而且也要抢时间，否则谷子成熟过度就会掉进田里生秧或烂掉，所以必须象栽秧时一样，加班加点地抢季节，但劳动强度比栽秧时大多了。

所谓打谷子，就是在田间放一只大木桶，农村称为“拌桶”，直径约两米左右，木桶内有一个斜放的方格型木架，打谷子时，将收割下来的稻穗高高举起，用力向木架上摔去，随着“砰、砰、砰”的摔打声，稻粒便脱离稻穗，掉进“拌桶”之中。一束稻穗要摔打好几下才能将稻粒全部摔下来。摔的时候还要注意技巧，摔一下就要提起来抖动几下，使夹在稻穗中的稻粒全部掉进木桶里，如果动作幅度过大，稻粒则会飞到木桶外的水田中去，就不可能一粒粒捡起来了。

在农村，秋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收割前要专门开会，将人员分成若干个小组，哪些组负责收割那些田，都要作具体安排。队长本来安排我与妇女们一起晒谷子，可我自尊心很强，非要参加打谷子不可，见我执意要上，队长无奈，只好将我安排进一个小组。

立秋那天，各个小组都到了田间，稻子也割下来堆在了“拌桶”旁，但是还不能动手，必须让生产队长打“第一响”。（当然这不能算是搞特权，如果硬要说是特权的话，也只能算是劳动的特权）。这时，队长拿起一束稻穗挥臂高举，扯着嗓门，拖着长长的尾音高喊“打……响……了……”，随着“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拌桶”内木架上，各个田间地头便高声回应“打……响……了……”，砰、砰、砰、砰……，摔打声便此起彼伏，奏响了当年的丰收序曲。

打谷子时，天气非常炎热，气温通常在摄氏三十多度。这时，水田里大部份水都已经排掉了，少量的水和淤泥被太阳晒得发烫，双脚插进水田中，上热下凉，又粘又腻，真不是滋味。收割后留下的稻桩非常坚硬，特别容易戳伤小腿，稍不注意就会在腿上戳出一道道伤痕，再经泥水一泡，痛得不得了，还很容易发生感染。贫下中农毕竟是久经锻炼，根本不在乎这些，在田间活动自如。我们则战战兢兢，生怕戳在稻桩上。由于没有妇女们在场，贫下中农通常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内裤，有的连内裤也懒得穿，仅在面前系一条围裙，光着两个屁股蛋就下田，照样干得老欢。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知青皮薄肉嫩，虽苦不堪言，但也不能逃避，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接受煅练。

一般每个打谷组又要分成几个班，轮换着收割和打拌桶。轮到我打拌桶时，摔不了几下，手心就被稻秆拉出了水泡。飞扬的稻芒粘在皮肤上奇痒难忍，而且经常划出一道道红红的伤痕，被汗水一浸，又热又痒又痛，难受极了。由于缺乏锻炼，速度自然跟不上，眼看收割下来的稻穗越堆越多，贫下中农只好请我“开路”。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言不缪也。但我还是不服气，轮到下一班时还要再上，有一股男子汉大丈夫不肯轻易服输的劲头，否则就会被安排去与妇女们一起晒谷子，自尊心当然受不了，所以再苦再累也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几天过后，慢慢就适应了，但还是不如贫下中农动作熟练，仍不时享受贫下中农的“优扶政策”，毕竟先天不足，但总算没有被淘汰出局，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看来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锻炼，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整个秋收一直要持续十多天左右，这十多天，是我对农活磨练人印象最深的一段时间，也为我的人生积累第一笔宝贵财富。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回顾这段日子用以鞭策自己，只要是吃过了这样的苦，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下去呢？

粮食属于计划商品，谷子晾晒干了，首先要交公粮，即将国家规定上交的粮食送到就近的国家粮库，当然，国家会按计划价格付钱给生产队。当时生产队没有汽车，送公粮全靠人力肩挑。立秋后的天气仍然很热，但是送公粮的场面更热烈。那几天，公路上各生产队的送粮队伍就象秋天迁途的大雁，一队一队地落驿不绝，一路上都会遇到很多送粮的队伍，扁担在人们肩上闪悠闪悠地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象是在不断重复演奏相同的音符。送粮者个个挥汗如雨，但人人精神抖擞，行走如飞。贫下中农喜欢在头戴一顶草帽遮挡太阳，颈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我则啥都不用，只想尽量减轻点负担。不同生产队送粮队伍的见面时，总要热心地招呼“哎，某队的，你们送了多少了？”或是“哟，某哥子，你今天跑了几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