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岁——我的知青生涯

老蜗牛：青春回忆——我的知青生涯

在人生的经历中，有人以当过兵而自豪，有人以当过官老爷而骄傲，也有人以当上了啥“星”之类的为荣耀，还有的人以发了横财而炫耀，这些辉煌的经历当然都算是人生的闪光点，值得他（她）们这般如此。我的人生经历则非常平淡，可圈可点之处甚少，确实没啥值得自豪、骄傲、荣耀的地方，炫耀就更谈不上了。不过回想起来，也有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那就是我走出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上山下乡当知青。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名叫《蹉跎岁月》，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男女主人公的一段知青生活，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当时非常流行，歌中唱道：青春的岁月象小河，岁月的河，汇成歌……，一支歌，一支忧伤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难忘的歌……。曲调有点悲伤凄婉，其“伤痕文学”所表达的主题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剧中主人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却引起了曾经一代知青的共鸣。

我五岁就上小学，又读的是第一届五年制试点班。记得母亲带我到小学报名时，学校认为年龄太小，怕跟不上教学进度，劝母亲将我送回幼儿园厮混两年再来。母亲答曰：试试看，若真跟不上进度再到幼儿园回炉不迟，结果非但跟上了进度，而且成绩还不错。读完五年小学，十岁就跨进了中学的大门，阴差阳错地“误入”了特定历史时期“老三届”的行列（即66、67、68这三年毕业的初、高中生）。记得进中学时还戴着红领巾，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比我高出一个脑袋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有的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大人”了，不等老师安排座位我就理所当然前排就座。记得一次上课前，我站在一位姓潘的同学面前听他们胡侃，该同学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谓大家曰：你们看，这家伙站着还没有我坐着高呢，同学们哗然大笑，实在有伤自尊，但事实又的确如此，不得不服。

初中只读了一期，文革开始，学校就停课了。当时我年龄虽小，又是出了名的调皮，但学习成绩特好，记得期末考试下来，数学老师气得哭，原因是全班一半以上同学考试不及格，只有四名同学得满分，我便是其中之一。英语考试全班只有我一人得满分，所以老师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过去了，相逢时提起往事仍记忆犹新。

随着“文革”开始，各校学生都起来组织宣传队、战斗队，校园内外传单、大字报满天飞，大街上经常有游行的学生队伍。后来，学生组织又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别，由于观点不同，经常进行辩论，通常是在大街上放一张乒乓球桌，两派学生代表上台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表达各自的观点，台下则跟着起哄，你争我吵，非常热闹。当时我年龄太小，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些啥玩意儿，就连跟着起哄的资格都不够，所以稀里糊涂地一味玩耍，爬墙上房，撒尿和泥，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无所不及。折腾几年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掀起，便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记得是1969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那时的“知识青年”，就是特指“老三届”学生而言的。

当时，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非常高，很多事情只要中央发一个文件就能达到积极响应和贯彻执行，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强的时期。很多“老三届”学生都主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每一批知青下乡，县里都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夹道欢送，还要给下乡的知青们戴上大红花，场面非常热烈。

我的很多同学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一般都是几个或十几个知青在同一生产队落户。白天出工，晚上大家在一起做饭休息，娱乐取闹，非常自由。我也不时到他们那儿去玩上两天，见他们离开父母后自由自在的模样，心中甚是羡慕，巴不得自己也早点下去自立门户，与现在的年青人总想脱离父母管束是同样的心理。

1970年初，我还差半年才满16周岁，在家实在无聊，便主动向父母提出，要求提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理由是“老三届”知青反正都要下，到了年龄也躲不过去。父亲觉得也是这个道理，表示同意，还说男子汉就应该下去吃点苦，经历一点人生磨难对今后有好处，并说了一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类的经典。母亲无奈，只得煞费苦心在一个叫“双河口”的地方给我联系了一个生产队。该生产队属于下渡公社管辖（注：公社即现在乡的建制），与县城相隔一条岷江河，且距离县城不远，仅几公里路程，过河后大约步行一小时左右就到了。

记得下乡那天，天气真好，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象一只即将脱离束缚的小鸟一样兴奋不已，感觉自己似乎就要融进蓝天，获得翱翔的自由，一路上不切实际地憧憬着未来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肤浅，少不更事。

母亲亲自送我到生产队报到，一起下去的还有另外两个知青，都姓王，个子高的我们喊大王，个子矮的就叫他二王，他们两个都是高小毕业生，本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到生产队后，母亲将我们交给生产队长，并向队长再三嘱咐，说我年龄小，不懂事，会给大家增添麻烦，望队长大人多多关照云云。母亲离去时，我隐约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泪水，但当时根本体会不到身为人母那份复杂的心情。

我下乡的地方全称叫下渡公社双河大队第一生产队，因有两条小河沟在此相汇，故得其名，又简称双河一队。该队是由原来的四个生产队合并而成的，这四个生产队因地理位置相邻，但土地资源相差悬殊，有的水田多土地少，有的正好相反——水田少土地多，特别是第四队，水田很少，土地多为山坡地，若是独立核算，恐怕一年到头只能以杂粮为食，很少吃上大米了，所以公社在搞试点时，将这四个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以平衡其生产水平，宿小地域差别，共同过上好日子。以现在的眼光看，显然不符合总设计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观点。这四个队合并后，分别叫一组、二组、三组和四组，我们一行三人落户的地方是三组，因此，该生产队也称为双河大一队。队长姓吴，约40岁，瘦高个子，背有点佝偻。另外接待我们的还有生产队会计、保管等“队级领导”，以及一部份前来看热闹的贫下中农。

国家对下乡知青是有政策扶持的。刚下乡第一年，由于还没有参加分配，国家每月要补助粮票和现金，记得是每人每月十二元钱，三十斤粮票，期限是半年，由国家拨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按月发给我们，并且还要给我们添置部份基本生活用品，如被子、棉絮等，另外还要负责给每个知青配置劳动工具和修建住房，当然，钱也是由国家拨给生产队的。

刚下乡，队里还来不及为我们修建住房，我们也没有锅碗瓢盆做饭吃，于是生产队就将库房腾出来让我们三人暂时居住。每天收工后就在一户贫下中农家自己烧饭吃，吃完饭再回库房睡觉。当时，大一队其它组已经有了十来名知青，有的已经下乡两三年了。整个双河大队的知青共有二十多人。

生产队的库房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只在收获季节晾晒粮食时作临时储存用，一旦交过公粮和分配给社员后，库房就空了，平时也就是放一些劳动工具。我们在库房一角放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作为我们的临时宿舍，床和桌子当然也是生产队提供的。

库房墙壁是用泥土夯起来的，约有一尺厚，冬暖夏凉，但由于修建已久，墙壁上已经裂开了不少缝口，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开有约半个平方米的“牛肋窗”，光线很暗，只有太阳偏西的时候才能透进一束阳光来。屋顶上盖的是厚厚的稻草，下雨天可隐约感觉到一股稻草发霉的气味。库房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地坝，约三百平方米，主要用来晾晒谷物和小麦等，平时也成了我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场所。农闲时，我们曾在地坝边立上一根柱子，柱子上挂一只没有底的箩筐，将地坝当作篮球场，又用节省下来的伙食钱买了一颗篮球，精力过剩的时候就在地坝中蹦哒几下，但篮球很容易飞出地坝，滚到很远很远的河沟里去，老半天才能捡回来，非常不爽。农忙一来，就再也没有精力瞎胡闹了。

生产队也给我们分了两块自留地，面积不大，约两分左右，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开始我还有种自留地的兴趣，种过四季豆、玉米、番茄、地瓜等，但都不成气候。番茄还没红就摘来生吃了，地瓜不到拳头大就刨出来吃了，玉米还没成熟也掰下来煮了。后来整天忙出工，累了下来，自留地也不想种了。

记得出工的第一天，队长安排我们与妇女和“半劳”们一起挑土，也就是将山上风化后的泥土挑到相对贫瘠的地头去，以增加土壤厚度。这活儿不很累，因为没有规定每人必须要挑多少，全凭自己自愿。那时的人自觉性都很强，通常不会偷奸躲懒，再说挑少了自己也不好意思，今后评工分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很尽力，但第二天起床时肩膀痛得不得了。尽管如此，有些长嘴婆还说我们是到农村来讨奶吃的，我们听了很不服气。

冬天一般都是农闲季节，农村每年都要利用这段时间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田改土、维修水库沟渠等，有时也要开山放炮，从山坡上平整一块土地出来，以增加土地面积，多产一点粮食。

我最喜欢开山放炮的活儿，觉得特新鲜、特刺激。放炮前，先用钢钎和大锤在岩层上打上约一米深的炮眼，然后装上炸药、雷管和导火线，一般要装上十多个炮眼时才开始点火放炮。打炮眼的活儿不轻松，一人握钢钎，另一人甩大锤，然后互相轮换。开始我不敢甩大锤，只能握钢钎，但也不能老让别人吃亏，还是得上。甩大锤是力气活，既要准又要狠，而且要挥动双臂从后面往前甩，名曰“翻山锤”，这样砸下去才有力量，但若是下锤不准，没打在钢钎上，则很容易砸在自己的腿上，非常危险。好在学起来也快，但就是体力消耗太大，甩不了多长时间，就浑身酸痛不已，第二天胳臂抬起来都困难。

打完炮眼，接下来就是装炮。当时用的是白色的硝氨炸药，是公社按各生产队开山改土面积计划安排的。先将导火线裁剪成一定长度，然后将其轻轻插入雷管中，放在炮眼的最底部，上面再装上炸药，最后用泥土将炮眼封死，只有导火线的一截露在外面。装炮的人身上不能带火柴和香烟，特别是装雷管和线火线的时候更要轻手轻脚，防止发生意外。

令我兴奋的还是最后一个节目——点炮。一般每个人要负责点三至五个炮眼，这是一份非常危险的活，但对我很有新鲜刺激感，所以每次我都要争取点炮。点炮前要详细分工，那些人负责点那几个炮眼，不能乱套，否则很容易酿成事故。我们预先将一支香烟点燃候命，听到哨声一响，便迅速用烟头将导火线一根根点燃。有一次，我已经点燃了三根导火线，第四根却老是点不着，心里一慌，手也在不断地打抖，听见已经点燃的导火线在旁边吱吱地燃烧，心中发怵，害怕一旦爆炸跑不赢，岂不小命休矣，心头更是紧张的不得了，那知心越慌，手就越抖得厉害，旁边的人也在不断地催促。好容易将最后一根导火线点燃，赶快抱头鼠窜。幸亏导火线长度都是经过计算的，时间都很充足。跑到事先选定好的躲藏位置后，心情更是紧张，当听到一声声炮响，看见石头和泥土被炸得飞起数丈高，那兴奋劲儿简直就不用提了。爆炸时，还要默数炸了几响，如果爆炸声小于装炮的数量，就说明有没爆炸的“哑炮”，必须将其排除，以免造成安全隐患。排“哑炮”是个十分危险的活儿，一般都派有经验的基干民兵上，不让我们知青去，害怕万一出了事不好向上面交待。

农村出工很自由，除农忙季节外，平时想出就出，不想出就不出，没有谁会强迫你。记分员按每个人出工的“歇”数记工分，以五“歇”为一个工。通常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工，大约九点钟左右才收工吃早饭，这段时间算一“歇”；吃过早饭，十点钟左右又出工，中间休息一次，到下午二、三点钟才收工吃午饭，这段时间算两“歇”；吃过午饭后再出工，中间同样要休息一次，直到天黑才收工回家吃晚饭，这段时间也算两“歇”。出满全天就是五“歇”，刚好一个工。

虽然同是一个工，但每个人的工分值却不一定相同，要根据各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进行民主评议，也就是所谓的评工分，一般每半年评议一次。评工分时，场面非常热闹，由生产队长主持，因为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要到场。评议时，会计按名册顺序点名，点到一个大家便评议一个，最高分是8分（有的生产队最高分为10分），谁应该评多少分，大家都可以根据他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发表意见，但被评议的人不能发言。有时遇到对某人的意见相左时，发言相当激烈，不会顾及谁的面子，都是直言相向，有啥说啥。生产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也一样参加评定，一样遵守规矩，不能搞特殊。当然，劳动技能高的或平时干活买力的工分值自然就评得高，反之则低。我认为这样的分配方式非常合理，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和民主作风，不知后来为何有人会说这是吃“大锅饭”，要改革。尽管改了几十年，我还没发现那家企业的分配方式比这更合理，都是他妈的官老爷多吃多占，下面活儿干得再多银子也只及官老爷九牛一毛，让人想不通。当时我还未满16周岁，个子也很小，加上什么农活都不懂，力气活儿更不可与贫下中农相提并论，所以只评了5.5分，也就是干满五“歇”就算5.5分。

农村的工分是按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来民主评议，但实物分配则是平均主义，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也不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按人头分。年终结算时，根据生产队的收入分摊在工分总额上，然后按各人的工分额计算，该进钱的就进钱，该找补的就找补。当然，出工多的一般都进钱，出工少的自然容易倒补，非常公平合理，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的工分值虽低，但由于很少回家，出工时间多，下半年评工分时又长了一分，所以一年辛苦下来，居然也进了十几元钱，这是我独立生活后挣得的第一笔收入，自然印象深刻，万分珍惜。

年初，山里气候还非常寒冷，晚上风很大，睡觉时，不时有凉风从墙缝中透进来，冷得令人打颤。当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电热毯之类的玩意儿，我们只能将被子裹得紧紧的以抵御风寒，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晚上照明靠的是贫下中农赠送的一盏小油灯，火苗随着阵阵寒风一闪一闪，一会儿亮，一会儿暗，象鬼火般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一旦上了床，我们谁也不愿意起来灭灯。那时煤油是按计划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必须节约使用，否则用完就没有了，所以谁起来灭灯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轮流作业，但我们谁都不愿意打头阵，总想躲别人的懒，于是大王出了一个馊主意，晚上睡觉时，大家躺在床上轮流讲一个故事，要求故事情节一定要违反常规、荒诞离奇，胡编乱造，不合逻辑，故事内容不限，可以自己瞎编，反正是东拉西扯，越荒诞越好，最后大家来评议，谁讲的故事情节最不荒诞，就该他起来吹灯，我当然十分赞成这个提议。大王在这方面是高手，不然他也不会出这个馊主意，但没想到我这方面的水平与他是伯仲之分。我自小就喜欢看小说，小学三年级便将父亲的《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等带到课堂上偷看，虽然有很多字还不认得，但故事情节基本上能看懂，结果多次被老师发现并没收充公，回家还挨了父亲几顿臭揍。我时常将看过的故事讲给班上的同学和街坊的同龄们听，经常是大家席地而坐，听我开讲，常常是我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起来没完没了，临别时还意犹未尽，并约定下次再来。长此以往，自然练出了三寸不烂之舌。二王就惨了，不但学历最低，且口语表达能力也最差，每晚都是我俩的手下败将，吹灯之事只好由他全部“承包”了。每当看到他哆哆嗦嗦起床吹灯，冷得浑身打颤的模样，我俩就假惺惺地鼓励几句，要他努力上进，明天想出一个最荒诞的故事来，争取“解放”自己。但口才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练出来的，N次吃亏后，二王也动起了脑筋，白天休息的时候找来一根竹竿，将中间的节巴打通，做成一根“吹灯筒”，晚上听完我俩的故事后，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拍脑袋磨脑汁，顺手将床边的“吹灯筒”拿起来，对准油灯使劲一吹，便大功告成，这办法非常实用，免除了他受冷受冻之苦，体现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下来却闹了一个大笑话。

起床吹灯怕冷，可以耍赖躲懒，但晚上起床“方便”谁能代劳？生产队的保管室不是城里的高级宾馆，当然是没有卫生间的，晚上要方便不可能随便洒在屋内，那岂不臭了自己，所以必须溜出大门绕到屋子后面去，这比起床吹灯不知又要“艰苦”多少倍。还是我的脑子好使，一贯善于搞“发明创造”，我发现保管室后墙的裂缝可加以利用，但裂缝很窄，“射击水平”不可能达到滴水不漏，于是我打起了那根“吹灯筒”的主意，心想此时正好发挥它物尽其用的价值，只须将“吹灯筒”伸出墙缝，再将“枪口”伸入筒内，一阵猛射便功德圆满，然后再将“吹灯筒”轻轻放回二王的床边。第二天，我又将此“发明创造”无私奉献给大王，大王高兴得不得了，言之讲义气、够朋友，能够有福共享，随即表示“虚心接受”我无私转让的“专利成果”，当晚便如法炮制，自然受益菲浅。话说二王开始几天还没啥感觉，晚上仍用这“吹灯筒”表演他的上乘气功，几天过后，才觉得有些不大对劲，说这竹筒上咋有股尿骚臭？我与大王便忍俊不禁，掩鼻而嘻，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转而捧腹大笑，他才知是我俩的恶作剧，骂了一阵娘，只好重新做了一根“吹灯筒”专用了之。

大王下乡前就参加了盐厂的招工体检，不到一个月通知下来了，于是大一队三组就只剩下我和二王。不久，又来了一个高中68级的知青，姓刘，年龄比我俩都大，大家都称他大刘，这样我们便又继续上演“知青三人行”。

三月份，天气渐渐转暖，二王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俩合伙买几只鸡来养，以后好吃鸡蛋和鸡肉。我对养鸡养鸭之类的事没有兴趣，再说干活干累了谁还有心思照顾这些小家伙，便说钱我可以出，但我不养，你负责养好了，到时吃鸡肉你多吃点就行。于是我们从贫下中农那里买了几十只小鸡，那知后来却惹出了大祸。

当小鸡长到半斤左右的时候，就要进入农忙季节了，农活也越来越多，二王也感觉没精力再侍候这些小精灵了，便向我提出将小鸡分了，各人养各人的，我只好同意，将自己分得的十几只小鸡交给关系较好的贫下中农，请他们代养。二王则将他的小鸡带回了城里，因为他家住的地方有一个空地坝，可圈一部份起来放养。殊不知当年城里闹鸡瘟，二王的十几只小鸡全部染上了鸡瘟，他连忙又将这十几只小鸡带回乡下。所谓鸡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禽流感”，传染性极强，一旦染上几乎无药可救。结果不但二王自己的鸡全部死光，而且将全生产队所有的鸡都感染上了鸡瘟，造成全军覆灭，我托贫下中农饲养的十几只小鸡也未能幸免。贫下中农一年到头就靠鸡、鸭蛋换点钱补贴油盐，这一下可好，落得鸡死蛋亡，几个贫下中农老妪撵上门来将二王骂了个狗血淋头，且连续骂了好几天。二王自知理亏，只好做了缩头乌龟，忍气吞声，不敢回应。那段时间，贫下中农家里天天吃辣椒炒死鸡肉，我们也吃了，但居然没有传染，真是万幸。

四、五月份是农村最忙的“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即指抢种和抢收。抢种主要是种红薯、玉米和栽插水稻（俗称栽秧子）；抢收则是收小春作物，如豌豆、胡豆和小麦等。“双抢”中数栽秧子最为辛苦，一般情况下妇女们不下田，负责抢收小麦、豌豆、胡豆等，男人们则必须下田栽秧，因为要抢季节，所以总是要忙到两头黑，即早上出工时天还没亮，晚上收工时已经天黑多时了。记得早晨我们还在梦中，队长就在屋外扯起大嗓门喊出工了，那时我们既没有闹钟，也没有手表，只有永远也睡不醒的瞌睡，虽然听见叫喊，却不想起来，总想赖在床上多迷糊一会儿，直到队长和老乡们三番五次地叫喊，才极不情愿地爬起来，脸不洗、被子不迭，光脚下地，一边走一边揉着睡意惺松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田边，抬头一看，月亮还挂得老高呢，鬼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了。

在农村，栽秧是一门技术活，插秧插的好的叫“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