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9章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话说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早在7月末，陈毅化妆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的厉害，才知道红4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的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材料，向中央政治局报告。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的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记载，陈毅在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 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4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 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李立三问陈毅： “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 “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三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中央可以派人去红4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2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2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 李立三问陈毅： “你看毛泽东如何？” 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 “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4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4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4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说： “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 周恩来说： “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4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说，便表态说： “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1步是可以进3步的。” 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4军前委写出了一封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到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 “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9月来信”于10月22日回到了红4军。 此时，前委代理书记朱德正带领红4军第1、2、3纵队，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陈毅在粤北见到朱德，简单地讲了一下中央的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说他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说：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4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4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朱德见陈毅如此讲话，就说道：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10月初我们又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引起了代表的不满，就不请他了。” 说罢，便把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后，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此，陈毅说道： “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陈毅在当天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陈毅写道：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上杭了。 原来在1929年10月23日，毛泽东因敌情吃紧，也离开了上杭县城，随同中共赣西特委机关往上杭县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因为身体好多了，心情特别好，他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贺子珍与闽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曾志一溜小跑地跟在后面，毛泽东回头看看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曾志与夫人贺子珍，风趣地说：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苏家坡，县委书记张鼎丞抽调1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封锁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消息。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见毛泽东病体未愈，非常虚弱，就托人专程去外地或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给他补养；还派人四处寻找有名的中医为他调治，使他的病情很快就好转多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苏家坡村里的“槐树堂”阁楼上，蔡协民和曾志也住在楼上。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两家的房间遥遥相对，彼此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曾志曾经回忆说：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主席与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和善又亲切。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爱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俩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毛泽东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可是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2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初中2年级的课本。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语，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读起来有一种怪味，让人听起来发笑。曾志在教会学堂学过一点英语，她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毛泽东在那边读得越认真，曾志在这边笑得越厉害。毛泽东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样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语。 这期间，曾志夫妇晚饭后经常陪着毛泽东与贺子珍去村边小溪旁去散步，他们踏上溪边的一座小桥，很有兴致地看着当地的群众在小溪里捉小鱼。群众捞到了鱼，就送给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下水捉鱼，每次捞到鱼后，就如获至宝似的拿回去美食一顿。毛泽东特别爱吃鱼，他每次吃鱼，都是先将鱼头吃了，再吃其它鱼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干这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毛泽东在苏家坡住了将近40天，他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在河边看书，忽然问身旁的邓子恢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时语塞。毛泽东缓缓说道：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一天清晨，毛泽东来到老贫农雷选如的家里，正巧他们全家在吃早饭。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吃地瓜，他问道： “共产党好不好？” 雷选如笑着回答说： “共产党真好，土地平分好，婚姻自由好，债务取消好，苛捐杂税取消好，样样都好。” 毛泽东又反问道： “样样都好，就没有不好的吗？” 雷选如不由得看着手上的地瓜说： “现在什么都好，就怕明年开春粮食涨价。” 毛泽东追问： “粮食为什么会涨价？” 雷选如回答说： “每年秋收以后，富农和奸商就压低粮价，大量抢购和囤积粮食，等到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时，他们再以高价将粮食出粜，这样，贫苦农民就吃了大亏。” 毛泽东听完后，连连点头说： “你提得对，要想力法解决。” 事后，毛泽东将雷选如反映的问题，提出来与闽西特委的领导们进行研究，决定由闽西特委作出成立粮食合作社、实行调剂粮食、防止粮价时跌时涨的有关规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样，就稳定了群众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为了有效地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在苏家坡的“鸿玉堂”举办了2期有闽粤赣3省苏区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即“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训练班”。毛泽东经常抽出时间结合实际给学员们讲课，为地方上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苏维埃工作，又能带兵打仗的干部。 苏家坡虽然有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所学校也没有，很多人家3代人都是文盲。毛泽东与特委文教干部商量，提出在苏家坡创办一所小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可是大家说：没有办学的钱，没有教书的先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怎么办？这一切毛泽东都想到了，他拿出自己的20块“交通费”，作为办学经费；让特委机关的一位干部兼任教员；他又亲自编写课本；让特委机关腾出“槐树堂”的一间小厅，摆上8张课桌，8张长木凳，挂上黑板，黑板上方的白墙上还挂着红旗和列宁的画像，这就成了教室。 毛泽东给苏家坡这所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平民小学。开学那天，近20名男女小孩子背着书包，欢天喜地走进课堂。毛泽东亲自为学生们上了第一课。 自此以后，槐树堂里每天都响起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毛泽东是既高兴又犯难，因为他再也不能安静地工作了。他听说苏家坡北端有一个圳背岩，岩下有一个大山洞，可容纳百余人，里面还有常年不断的泉水，是个很僻静很凉爽的地方，就决定到那里去学习和工作。 毛泽东来到圳背岩，挥起柴刀，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通往洞口的小道。这个地方四周怪石嶙峋，杂树丛生。他很乐意每天步行来到这里学习和工作。特委的干部劝他说： “毛委员，这儿离村子有一段路，在这儿盖上1间房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麻烦群众了，我这儿很好，很安静，谢谢大家的关心。” 平民小学的学生们知道了毛泽东在山洞里学习和办公，就在一次下课后悄悄地摸上了山，来看望毛泽东。他们远远地看到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都躲在大树后面不敢吱声。毛泽东还是发现了他们，就招呼道： “小孩，你们过来呀！” 孩子们走了出来，围在毛泽东身边，唧唧喳喳地问这问那，还说要他回去办公。毛泽东亲切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说： “快回学校去吧，等一会儿又要上课啦！我在山洞里很好，瞧，我一个人在这里多安静。” 学生们只好走了，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些红薯干和一些刚摘下来的野果子。毛泽东吃着野果子，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 此后，闽西很多乡村也学着苏家坡，办起了平民小学。 1929年11月4日，陈毅不见毛泽东有任何反应，就再次给他写信说： “我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陈毅同时与朱德及前委成员商量，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在写到目前部队的情况时，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那样的每况愈下之感。他在报告中还写道： “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1、建立4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和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的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而此时的毛泽东，会同闽西特委在充分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后，正在苏家坡召开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自中共闽西“一大”以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1月5日，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发出第15号通告，即《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证明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土地斗争的政策是正确的。” 决议同时对“抢夺式”和“平分式”的两种分谷办法，对克服农民在分田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及奖励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由于闽西党组织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根据地已经由原来的3个县，扩大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1929年秋天，毛泽东所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生动地记述了闽西工农劳动大众在红4军的帮助下，按照中共闽西“一大”决议，分田分地欢庆翻身的动人情景。 词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忱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再说在11月13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在东江失利后，重新返回闽西根据地。 11月18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红4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11月23日，红4军再占汀州，前委立即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按中央指示精神，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汀州，回到红4军军部，与红4军会合。 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毛泽东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 “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恩来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 陈毅在谈话中还说，李立三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六大”以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六大”路线。李立三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 陈毅又说，毛泽民也已经从天津调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 毛泽东为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而非常高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复原了。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都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 毛泽东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提议要更深一层地检查红4军的一般情况。毛泽东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 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4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夜深了，毛泽东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写道：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4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4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毛泽东又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指陈独秀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笔者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思念杨开慧，而杨开慧又何尝不思念毛泽东呢？她曾经写道：“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杨开慧明知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对党的忠诚，是对毛泽东的忠诚。 1929年3月7日，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挂头示众的报导，随后又发了2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杨开慧看到后非常悲愤，她以《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为题写道： “上月底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2篇欣赏人头的奇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惊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快的情绪！” 杨开慧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惟有难以割舍的是，3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只有3岁。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可怎么办？他们可是毛泽东的亲骨肉啊！1929年3月以后，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 一弟： 我好象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 说到死，本来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 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给你们。 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