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1章 “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 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 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话说在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毛泽东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2次“会剿”。 8月30日上午，湘军吴尚部第8军第1师和赣军王均部共4个团，乘红军大队在桂东失败未归之际，向井冈山上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他们仗着人多武器好层层包围，边用机枪扫射边向山上移动。守卫在黄洋界的第31团第1营的大部，在团长朱云卿、1营营长陈毅安的带领下，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坚守井冈山的方针，面对凶狠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的抗击。黄洋界坚如磐石，仍然屹立在白云之上，红军战士们发誓说: “人在，根据地在，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战士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显要地形，顽强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 下午，正当国民党军重新组织进攻时，谭希同从黄洋界哨口一看，密集的国民党军一齐朝哨口爬来。战士们的子弹差不多都快打光了，谭希同也只有一发子弹了，身边的石头也快扔完了，眼看国民党军就要上来了，他和战友们个个心急如焚。谭希同忽然想起在茨坪红4军军械处刚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高声喊道： “团长，前不久我们修好的那门迫击炮呢？” 一句话提醒了朱云卿，他急忙派战士抬来迫击炮，架在哨口的制高点上。可是，炮手连打了2发都是哑弹，眼看只剩下1发炮弹了，只听“咣当”一声，竟然响了。紧接着，山下“轰”的一声，炮弹不偏不倚，非常精确地击中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所。 湘军还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了，不敢再战，当夜撤回了酃县。赣军随之也停止行动，据守在各个县城。 谭希同，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仁化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军主力部队返回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的第2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下的黄坳。毛泽东闻讯井冈山的战斗，非常高兴。 第2天，毛泽东给在永新的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要她回井冈山来。谁知永新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工作几天，就把信扣下了，他见到贺子珍只字未提。贺子珍已经听到毛泽东和红军大队归来的消息，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毛泽东来信，她既不好意思问，又不能擅自行动，只好耐心地等待着。那边厢毛泽东已经把信发出去1个多星期了，却不见人回来，就向刘珍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不能再拖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贺子珍。贺子珍马上回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从黄坳回到在茨坪的一处店铺的住所，一进门就见到了贺子珍，小别重逢，自然是分外高兴。贺子珍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毛泽东一边洗一边问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择要讲说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了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信，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毛泽东又提到井冈山保卫战，他说： “朱云卿他们真了不起，两个团打退敌人3个团。那炮就像长了眼睛，一发炮弹就催垮了敌人的指挥所，真乃神炮也。” 贺子珍说： “当时，大人小孩都上了山，打旗的打旗，敲锣的敲锣。满山遍野就好像有千军万马。” 毛泽东问： “当时害怕吗？” 贺子珍把毛巾递到毛泽东手上，说： “一打起来，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毛泽东说： “你们也有功。” 他走到店铺的台子前坐下，铺好毛边纸，凝神思索一会儿，提笔写下了一阙《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928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针对有些指战员“翻山怕苦”、“想打进大城市”等思想情绪，召开了一次全军指战员大会，他讲话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 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 “革命要有根据地，就象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这一通俗有趣的比喻，阐明了革命的大道理，澄清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帮助他们意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这时，赣军第14旅仍占领着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7师5个营占领着遂川；第21旅和第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8军3个师全部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 为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仍然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敌独立第7师。 驻扎在遂川的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原来一直尾追着红军，刘士毅以为红军刚在湘南失利，又经过长途行军，有机可乘，就以5个营的兵力，在遂川县城附近设下埋伏，以少量兵力引诱红军，要把红军诱进他的圈套里。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做出了诱敌包围、分兵合击、歼灭敌人的战斗部署。 在这一时期，红4军一个战斗的计划和布置，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决定的。有一次，研究过作战方案后，毛泽东拉着陈毅说：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指挥去。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就丧失了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或马上进攻，或立即撤退，或迂回，或把预备力量使用上，避免多头指挥。” 毛泽东又说：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陈毅后来说： “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把我这个脑筋就搞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 1928年9月13日，红军从黄坳出发后，红28团首先遇到了前来引诱红军的小股敌人。战斗一打响，敌人一边还击，一边向县城方向退却。红28团到了遂川城西天子地一带，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引诱之敌发起冲击，一口气追杀敌人10多公里。 红28军的后勤、炊事人员，也挑着锅碗瓢勺炊事用具，“吭哩吭啷”地跟在红28团后面，毫无顾忌地进入天子地一带。 躲在县城附近的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后勤、炊事人员也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以为红军后续部队已走完，赶忙命令埋伏之敌向县城移动，以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毛泽东亲自率领红31团3营和赤卫队2分队，分兵两路，向县城压去。左路军迅速占领了县城东面的石桥，截断了敌人南逃赣州的去路；右路军越过遂川江上游的阳关桥，猛攻敌人的后方。红军左右两路部队发起夹攻，顿时枪声大作。红28团听见枪声，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开火接应，冲垮敌人的包围圈后，猛然转向回戈，发起反攻。赣军被红军来个反包围，腹背受敌，左右挨打，惊恐万状，溃不成军。红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敌军走投无路，立即土崩瓦解，余敌退往赣州。 就在这个时候，参与“会剿”的原川军范绍增部毕占云的特务营，在毕占云的率领下，与靠近的红军接头后，全营投奔井冈山，加入了红军的行列。不久，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 “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红4军取得了回师井冈山首战遂川的胜利。 9月24日，驻泰和敌军1个团，配合退守赣州之敌，向遂川反攻。红4军主动撤出遂川，转兵北上。 毛泽东回到茨坪没几天，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委员长谢贵山，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 “昨天在村里抓到两个女探子，是驻扎在新城的国民党白军营长派来的，想探听茅坪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 毛泽东心里明白，茅坪一直是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白狗子一定是想趁红军大队还没有回来的机会，偷袭茅坪。他马上有了主意，要让那两个女探子把红军大队未回茅坪的消息告诉敌人。于是，毛泽东要谢贵山如此如此这般，回去把那两个女探子放了。 谢贵山回到村里，把那两个女探子押出来，正颜厉色地大声教训了一顿，反反复复地说： “如果这几天茅坪出事，过几天毛委员率领红军回来，就要你们的脑袋。” 谢贵山直说得两个女探子下跪立誓，才放她们走掉了。 坳头垅位于茅坪附近，是通往新城的必经要道。毛泽东命令红28团、31团等部，在一夜之间，布满了坳头垅两边的山山岭岭；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儿童团也迅速集合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驻守新城的白军营长，听了两个女探子的报告，十分高兴。 1928年10月1日一大早，白军营长带着他的1营兵丁，向茅坪方向摸来。当他走到坳头路口时，看见山高路险，怕中埋伏，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先派出3个扮作老表模样的人，离开中路向山上摸索。那3个人走走停停，渐渐逼近了红军埋伏地段。忽然，从山窝里闪出4个老表装束的人，他们分抬着2只箱子，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谢贵山。他们4个人吆吆喝喝地迎着那3个家伙走去。正走之间，谢贵山摔了一跤，箱子里白花花的光洋，立时撒满了一地。那3个家伙见钱眼开，扑上去就抢。 “站住！莫动！” 谢贵山喝了一声，3个家伙楞住了，就问哪里来这么多花边银子？一个“老表”说： “这是打土豪缴来的，要不是藏在山上，早给白狗子抢去了。” 谢贵山补充了一句： “明后天，毛委员就要带领红军大队回来，筹办粮油柴菜，卖酒添肉，这些花边要派大用场。” 谢贵山4人重新收拾好了，又抬着箱子往茅坪方向走去。1个白军士兵立刻下山报信，另外两个白军士兵尾随谢贵山一行，来到茅坪村里，他们觉得一切正常，就在村口点了一把火，给白军营长发出了信号。 白军营长看见信号，立即下令继续前进，直扑茅坪，不一会儿，全部进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里。毛泽东一声令下，成千的红军战士和武装群众一齐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将1个营的敌人包围歼灭了。 红4军此战的胜利，迫使敌人余部退向永新。 在“八月失败”之后，边界党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了，又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 有一天，乔林村郎中刘亮玉来问毛泽东说： “毛委员，有人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吗？” 毛泽东告诉他说： “有些人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边界政权的存在。之所以发生这种悲观情绪，就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十分错误悲观的思想。这种人只观察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很容易迷惑，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就忧愁悲观，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了，这就必然要犯错误。 要知道，我们有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有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有广泛的群众武装，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毫无疑义的，革命的前途大有希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定会点燃全中国的遍地干柴。边界的红旗子是始终倒不了的，一定能够打下去。” 刘亮玉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毛泽东眺望远方，略略沉思，坚定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针对“八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萧克一班年轻指挥员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毛泽东说： “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又说： “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毛泽东讲罢故事正在兴头上，只见一个区赤卫队员走到他们面前，停住脚喘气。毛泽东问： “你要找那一个？” “要找毛委员。” 毛泽东一听就站起来，双手叉着腰，头稍稍倾斜地问道： “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 赤卫队员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毛泽东兴致又来了，他说： “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毛泽东见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又说：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 “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 “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会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 “也不全是，有的是听别人说的。” “还有别的事吗？” 赤卫队员摇摇头，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 赤卫队员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大家早就忍俊不禁，一见赤卫队员走了，便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步云山召开湘赣边界第二次各县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发言。他分析了边界的斗争形势 ，总结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 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在八角楼里为大会起草了以《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人们所熟悉的毛选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这个决议案中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边界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在决议案中沉痛地总结道： “八月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了在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 ，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毛泽东在决议案里关于《农村斗争问题》一部分中，提出了今后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的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立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后，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仍由杨开明担任书记。 后来在11月，因杨开明生病，改由谭震林继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此时，刚进至遂川的敌军那1个团绕道泰和增援永新，红4军又趁机挥师南下，再攻遂川。 10月13日，遂川守军弃城逃跑。 1928年11月2日，泰和敌军两个团与赣州敌军独立第7师主力，又向遂川进犯。红4军再次主动撤出遂川。 也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红4军收到了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发出的指示信。由于交通不便，其间相隔5个月。尽管如此，这对于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4军来说，仍然是破天荒的大事。 中共中央在6月4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明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4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 中央在6月4日信中还要求第4军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及士兵代表毛科文5人组成，指派毛泽东担任书记；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派杜修经为省巡视员，帮助前委进行工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为书记。 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4日来信。会议认为，在中央来信中，除了指责游击区域过宽与要求废除党代表制度等事项外，其它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共5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前委之下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书记。 11月9日，红4军再次向新城之敌发起猛攻，将其重创于新城和龙源口地区。 这样，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红4军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调动敌人，连打4仗，连战皆捷，共俘敌人营以下官兵500人，缴枪450多枝，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的敌军第2次“会剿”即被打破，井冈山根据地原有的地区基本得到恢复，红4军的力量也恢复到近5000人。 11月14日至15日，红4军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了6月4日中央来信。代表们都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取消红军党代表制的这一决定。 红4军六大在“党务新局面议案”里面，明确地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六大选举朱德担任红4军军委书记，受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 此后，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给中央和湖南省委写出了后来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4月以后，湘赣两省派来的‘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主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湖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说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查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成分是宜章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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