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8章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 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话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边界工农兵政府建立以后，又回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先后在塘边、夏幽、南城、厚田、大屋、三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地占多少土地等等，调查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经过广泛的调查，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只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却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占40%以下的土地。“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的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因为背上了地主豪绅的阎王债还不清，背井离乡、沉潭自杀的事，各村每年都有发生。农村中流传的歌谣说：“种了万担粮，农民饿肚肠；织了万匹布，农民无衣裳；盖了万间屋，农民住草房”，这歌谣所描写出的景象，正是边界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感觉到：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决定了千万农民在政治上的受压迫地位，而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然要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归根到底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只有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农民支前参战、保卫边界根据地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坚持边界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坚实的基础。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通过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分配土地的实际工作，也发现了井冈山地区在土地革命中存在着许多毛病： （一）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错误。（二）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除莲花、茶陵比较好点外，其它地方并没有实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三)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为此，在5月以后，在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的具体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的分田运动高潮，在边界各地迅速掀起来了。 为了帮助各地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边界党组织抽调了一大批部队干部，深入到区、乡、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指导分田。 毛泽东很清楚，永新县人口多，分田的地区也比较大；而且敌人在永新两次失败，必然会来反攻。因此，他决定“大力经营永新”，尽快建立根据地，争取在1个月内把永新根据地搞起来。 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是由负责分田的机构“土地委员会”先行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县、区、乡都设立有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5到7人组成的。 此时的分田，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所以，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田为好？边界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像莲花是以乡为单位分田；宁冈多数以乡为单位分田，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田；遂川多数以乡为单位分田，只有黄坳区是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一些地方是以村为单位分田；永新有的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小江区以三、四个乡为单位分田，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田。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趁机瞒田；有的人则因为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 分田遇到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开始时，边界各地也有很多种做法，多数地方是按劳力进行分田的，结果在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同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宗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间阶层反水、消极延宕等等，也使分田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破坏，不少地方形式上分了田，实际上是很不落实，有的最后只分得了青苗或水谷。 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夏幽塘边村进行分田调查研究中，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用于指导各地分田运动，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塘边枫台里草坪上，召开了各地干部和贫苦农民代表大会，公布了17条临时分田纲领，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在十七条中，一是确定以乡为单位分田；一是确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有田为基础，抽多补少。鉴于出现的小地主、富农“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的现象，十七条将原有的分田方法改为“好坏搭配”。十七条还将不给地主分田或只分给差田改为也给地主分一份田。另外还规定：少数地方可以留一部分革命军“公田”，由革命军耕种，或由农民代耕，粮食归工农兵政府保管，充作军用和优抚之用。 各地分田基本上都是按照下列步骤进行的：1、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的道理。2、清查田亩，划分等级。3、按人口或劳力均田造册。4、宣布分田结果。5、插牌分田。6、召开庆祝大会。 曾经参加过宁冈县分田的革命军战士王紫峰回忆说： “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了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这次一共从军队中抽调了20多人，都是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抽出来时，陈老总讲了话，说是抽到宁冈去，帮助分配土地。到了宁冈，我们这些人就分散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土地有好有坏，不好打乱重新分配，但是发现了隐瞒土地的现象，就必须打乱重新分配。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地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牌子上写明这块地有多大，分给谁。插好牌子，就召开庆祝分配土地胜利的大会，把旧田契烧掉。开胜利会时，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讲话。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就这样，后来仅在1928年5—7三个月时间内，宁冈全县，永新南乡大部分地区，遂川的五斗江、黄坳，酃县的大院、东西坑、青石岗一带，莲花大部分地区，农民都普遍分得了土地。第一次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群众欢欣鼓舞，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他们唱道：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且说毛泽东除了这一次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分田工作以外，早在1927年冬天就在宁冈进行过一次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到不少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事频繁，一直没有时间加工整理，连同这一次调查的文章也没有誊写出来，他心中始终是一份牵挂。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看到了彼此已经熟悉的贺自珍还没有走，就想起要写调查文章的事。贺自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高才生，又写得一手好字，正好可以让她帮帮忙。于是，毛泽东叫过贺自珍，说道： “贺自珍同志，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么样？” 贺自珍闻言，高兴地说： “只要毛委员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 贺自珍跟着毛泽东来到了茅坪东去7里多路的万山丛中的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开办了后方留守处，住着20余名指战员。 毛泽东拿出两份材料，一边整理，一边加工。他有哪些没搞清楚的事情，就请教“永新通”、“宁冈通”的贺自珍。贺自珍是倾囊相助，她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全部告诉给毛泽东；有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地方，就去找本地的同事，一一了解清楚了，再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工作累了，就丢开材料，与贺自珍坐在一起闲聊。他们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也谈一些各自的情况。说起读书，贺自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说： “《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贺自珍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才能写好字，毛泽东说： “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砺。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学帖要发挥。” 贺自珍见毛泽东爱好书法，就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为他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内有专门装笔墨纸砚的大大小小的多层口袋。毛泽东称赞地说： “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贺自珍很想多了解熟悉一些自己领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泽东的家事。战争年代与亲人、家人远隔千里，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毛泽东此时已经无法了解湖南家乡的情况了，他曾经听到了关于杨开慧的一些传言，一是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一是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就如实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诉给贺自珍。贺自珍是一边听，一边叹息，看着眼前这位自己十分敬仰的衣衫褴褛却又精神矍铄的革命领袖，心中顿时生出一份浓浓的爱意。 毛泽东虽说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毕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对贺自珍已经有了好感。这几天，近距离的在一起工作，就对贺自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对眼前这位能干的青春少女，毛泽东也难免产生了怜爱之心。 毛泽东写了又写，贺自珍抄了又抄，两个调查报告总算整理好了。毛泽东看着他自己与贺自珍辛勤甜蜜酿出来的成果，非常高兴。 在毛泽东许许多多的调查报告中，《永新调查》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两个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 “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这天晚上，毛泽东让警卫员买来了2只鸡、2瓶酒。他要犒劳一下贺自珍，和她一起吃夜宵。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着喝着，非常尽兴。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大半夜，毛泽东与贺自珍也都微微有些醉意。 这一天晚上，贺自珍留下来没有走。 次日清晨，毛泽东对他与贺自珍之间的关系毫不隐瞒，他在吃早饭时对同事们说： “贺自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隔了几天，一位指挥员如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那位指挥员微笑着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着问道： “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热闹，毛泽东与贺自珍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也没有搞什么婚礼，没有酒席，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没有锣鼓，更没有花轿。 此时，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永新，袁文才头天晚上只通知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和龙超清等人来参加婚礼。 伍若兰是朱德的第3任妻子，他们是于1928年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的婚礼。因为伍若兰脸上有麻子，而朱德则留有胡子，朱德就戏称他们夫妻是“麻麻胡胡”。所以，后来部队中就流传着一首笑料性的歌谣，说是：“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总指挥。”老战友们到一起聚会，往往免不了要戏虐说笑一番。这是革命军中的一段趣事，闲言少叙。 只说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了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留守处的指战员们，众人围着几张方桌，吃着袁文才、王佐他们带来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类的东西。大家一边吃，一边说笑着。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数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和伍若兰、龙超清等人留下来吃了中午饭，喝了袁文才带来的水酒。大家轮流向毛泽东、贺自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贺自珍和毛泽东结婚后，要毛泽东为她另外取个名字。毛泽东说： “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 后来，贺自珍在中央苏区时，把“自珍”两字写作“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毛泽东谨言慎行，他在结婚后很少与贺子珍一起出门，一起散步，在公共场合也很少一起行动。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去视察工作，临行前，他要贺子珍送送他。僻静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行人，马夫在前面牵着马，他俩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走，一面走一面说话。正行之间，毛泽东突然对贺子珍说，他要先走一步，在前面等她。贺子珍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贺子珍走不多远，迎面遇到了一个拄拐杖的伤病员。再往前走，果然看见毛泽东在前面等她。毛泽东迎上前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象山庵又住了2天，他还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第4军，就告别了新婚妻子，独自去了永新。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如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这，他到处了解情况，以求解决的办法。干部们向毛泽东汇报说： “以前老表们有赶圩的习惯。在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和农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就督促县政府在宁冈的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 大陇位于宁冈县南面，离遂川、酃县、茶陵都比较近，确实是开设圩场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为此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他着重讲了经济问题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说：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比如在大陇开辟圩场，沟通城乡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生产问题的话，那么，在敌人势力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情况下，割据地区势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和开办红色圩场的想法，决定在大陇开辟一个红色圩场。会议推定由5人组成圩场筹建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办，越快越好，从速完成。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被服问题，还派专人负责，从革命军战士中抽调了十几个会缝衣服的战士，又从农村请来了一批裁缝师傅，在宁冈桃寮村的张家祠办起了边界的第一所被服厂。自此，改变了原来把打土豪得来的布匹、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给工资的办法。 5、6月间，工农革命军又在塘边村办了一个修械所。 5月底，工农革命军因为枪械不足，部队给养又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经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研究，决定取消第4军师一级的番号，将全军缩编为6个团，其中主力团有4个，即： 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第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 宜章农民军编为第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第31 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 原井冈山地区的部队编为第3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 耒阳、郴州、永兴、资兴的农民军，编为第30团和第33团；后来不久，这两个团在各县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就地坚持革命斗争。 1928年6月间，毛泽东、贺子珍再次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他们在这里住了20多天。有人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塘边村结的婚，这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版本，大概是不对的。 在塘边村，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来自永新汤溪爱唱山歌的姑娘李右莲对毛泽东说： “我要请毛委员去我们那里打土豪，汤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泽东说： “我一个人能打尽世界上的土豪吗？要打尽天下的土豪劣绅，还得靠你们自己，靠广大劳苦群众。”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他让李右莲和另一个姑娘坐下来，说： “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歌。” 说罢，就一句一句地教两个姑娘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泽东领着她俩学唱，又一句一句地给她俩讲解《国际歌》的词义。 时值夏收季节，毛泽东及时地向全体指战员做出了支援农民夏收的指示。他自己也和战士们、农民群众一道，参加了割禾。每天早晨天未亮便出工，天全黑才收工。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塘边村的全部稻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割完了。农民群众称赞说： “工农革命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既会打仗，又会搞生产。” 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他经常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要很好的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农业劳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宁冈县第3区第8乡工农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号召翻身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布告中说：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时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为了解决劳力、耕牛不足的困难，边界各级政府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它缺少劳动力的农户，也发动群众互助耕种。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农具的换工互助，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促进农作物增产。他在塘边村，亲自带领干部和群众在土岭上、麻山岭等荒山上进行现场勘查。然后和大家一起研究，根据各个山岭的阳光、土质的不同情况，制定了植树造林的规划。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也曾颁发布告，宣布：“禁止烧山”，“不准运木作柴”，“不得损害树皮”，“不得砍伐茶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打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依靠中国农民才打败了蒋介石，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王。而那时的“左”倾主义者却是那样的愚蠢，他们则要依靠烧杀把人们变为无产者，使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促使人们站到革命一边。读史至此，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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