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三）下

第十三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批修斗争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一九六一年，翦伯赞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 《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本书原文与其他相关著作一样，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了基本否定的立场。

胡绳的《七十年》中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第394-396页）

薄一波的《回顾》与胡强的《七十年》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肯定了“毛主席发动这声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下册第1110页）

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的预期的目的。”（下册第1110页）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下册第1128页）

“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下册第1135-1136页）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它认为：

“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下册第1011页）。

“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下册第1026页）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合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下册第1089页）

本书原文也说：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

综合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加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

1，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2，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

3，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4，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5，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6，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

7，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二十三条的一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

1999年7月13日，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五）》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

关于前十条，“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前一种看法是过头了，后一种说法恐怕不是过头了，而是过高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政权、党的领导权，难道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吗？中国党当时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贴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关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和二十三条，23条“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邓力群的讲话不仅回答了那些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也就是现在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