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三）下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