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三）上

第三节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得到正式通知，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文件，而且还要将它同“前十条”一起，向党内外普遍宣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第四节    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批示

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他越来越关注文艺领域。    

过了两个月，十二月十二日，他写了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再过半年，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写了语言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看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读了他的这两个批语，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文艺问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第五节    提出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找到这样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他感到高兴。他从各省得到的信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这正是毛泽东几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报告来得适逢其时。报告是十二月九日写的，毛泽东十一日就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后来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

薄一波十二月十三日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十五日致信毛泽东，说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立即(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毛泽东作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毛泽东根据石油部的经验，认为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极好的组织保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部门、某些企业，例如大庆油田，这个组织形式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很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