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帐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卤莽的行为。 3、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4、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的时期迁徙了鞑靼、车臣、印古什等部分民族，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与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5、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鲁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真正看清楚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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