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大问题：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 人们熟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所以，政治集中体现着特定社会阶级利益。以极少数的官僚家族为首的特权阶级一旦全面控制了一个中国的资源、资本，有了特殊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实力，就必定要拼全力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促使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必然要颠覆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立党立国的原本宗旨，而只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并称之为“精英统治”。一旦这种状态被固化，政治危机也就被空前激化了。这正是当前最可忧虑的大问题。 2011年9月23日《北大博士挂职研究“官二代”现象——“政治家族”是如何实现对基层权力垄断的》披露：南方周末从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2012年03月12日《富二代官二代问题 血统决定收入》的网文披露：全国人大代表马宗林在发言中表示，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儿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 早在2005年05月16日中国网《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干部子女更易当干部》就已经披露了这种现象：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人人网李蛟的日志《“官二代、富二代”联手抢占中国政坛》披露：山东新泰提7个副局长6个80后 最年轻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王然，女，山东新泰人，1986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王然参加此次考试的成绩为笔试64.83分、面试86.00分、综合75.41分，而2008年，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成绩为笔试52.8分、面试79.2分、综合64.88，两次考试的面试成绩都远高于笔试成绩。原岱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刘婷婷，才25岁，拟任新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新泰市的“大胆用人”是不是个案呢？不是，全国各地方政府都存在类似问题，打着“干部年轻化”幌子进行暗箱人事布局才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年轻化的进程出现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大量“官二代”借各种名目挤入政坛，并且有相当部分“官二代”已经身居高位，在全国也具有相当大范围的普遍性，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富二代通过父辈积累的财富，要么在国内名校获得较好的学历，要么到国外混一个“海归”，他们凭借超越常人的财力迅速在中国各级政坛暂露头角，有的挤入“人大、政协”，他们试图通过对政坛的渗透维护其父辈的地位。 2013年6月25日检察日报《“官员家族”是怎样炼成的》指出：事实上，在当下基层政治生态中，“官员家族”并不少见。这些“官员家族”又是如何炼成的呢?……一方面是纵向“子承父业”。中国古代政治即有世袭罔替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横向“联姻”。“联姻”可谓是古老的政治手段，通过嫁娶的方式结成政治上的同盟来攫取利益。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暴发的原因》的文章指出：抗战胜利后，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又规定“各受降区之接受工作，须有中央统一规划布置，由中央派员接收，任何部队机关及地方行政部门，除有特别指定者外，一律不得直接接收。”通过这种国家垄断的方式，四大家族又抢到了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大多数财富。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四大家族加强了对全国各部门资本的控制和掠夺。利用这些剥削到的民脂民膏，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迅速暴发膨胀起来。 这就是官僚家族垄断政治的直接结果：官僚家族财富爆炸式增长。超经济掠夺外加官僚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国家积弱，亡党亡国也就难以避免。《诗经·大雅》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夏桀的贪婪和暴政导致了夏朝的灭亡，这段历史就像镜子一样，如果殷商不吸取教训，势必会和夏桀一样灭亡。 总之，不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的错误路线，回到为绝大多数人立党立国的正确道路上来，亡党亡国就不可能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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