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4章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 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 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话说毛泽东在重建井冈山地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党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还经常教育大家说：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它就象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因此，“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 毛泽东为了发展党员，建设好党的支部，采取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法，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 1927年12月，受毛泽东的委派，毛泽覃带领2名军队干部，到了宁冈县的乔林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 12月下旬，粤、桂军阀战争结束了，湘军第8军吴尚部立即返回湖南，向茶陵大肆反扑。这时在桂东打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在张子清等人的率领下，也奉命赶来茶陵参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已经无法立足，只好主动撤出茶陵，向井冈山转移。 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在部队返回途中企图把部队拉到湘南，投靠驻守在宜章的蒋系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正在这时，亲自从宁冈赴茶陵救援的毛泽东，率部在茶陵的湖口同陈浩部相遇。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尖锐地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投入新的战斗。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全体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毛泽东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部队了环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靠军阀方鼎英去。” 毛泽东的话使战士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愤怒地唾骂那些叛徒们。 毛泽东当即宣布撤销陈浩、徐恕、韩昌剑等人的职务，命令将他们逮捕起来，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毛泽东随后把部队带回到井冈山的砻市。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将陈浩、徐恕、韩昌剑等叛徒枪决。会议任命张子清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12月底，毛泽东在砻市召开的处决陈浩等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扬指战员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然后说： “部队在茶陵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象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毛泽东在宣布了三大任务之后，又教给干部战士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 “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这样群众就没有顾虑了。” 毛泽东正在砻市为教育指战员们煞费苦心，殊不知中共中央又一道严厉批评他的指示，已经下发到了中共湖南省委。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这一道指示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 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也指责了毛泽东。不过，他们指责毛泽东的则是与中央指示相反，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是“条件不具备，而贸然占领县城”，是没有胜利保障的“单纯军事行动”。 中共湖南省委究竟要对毛泽东如何处置，暂且按下，容后再叙。 先说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三大任务后，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后来工农革命军每打完一仗，全军就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按连、排、班为单位，深入到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当地工作的基础，来决定按期完成10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检查一次工作。检查的内容有：进行了几次宣传？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然后将检查结果作一详细的汇报，按级上送，一直送达毛泽东那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三大任务的贯彻执行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毛泽东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工农革命军总结出了三项纪律，而把三大任务变成了4件事。他在一次全体战士会议上说： “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 ‘二’是指两种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三’是三项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的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是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会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做‘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四件事。” 是年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仍然穿着几件单衣，披着一条薄薄的旧线毯办公。 司务长拿来一件棉衣送给毛泽东，说： “毛委员，这是发给你的冬衣。” 毛泽东问他： “是不是还有人没有领到？” 司务长不吭声了。他知道，每次给毛泽东发东西，都是别人全有了他才要。现在条件艰苦，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棉衣穿。司务长明白，毛泽东这是要让战士们人人都穿上棉衣他才穿，就恳切地说： “毛委员，你穿吧！部队靠着你领导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棉衣的时候，自己先穿上。” 他催促司务长快把棉衣送给别的战士。后来，毛泽东终于在最后领到了一件棉衣。可是他的房东谢槐福大冬天还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毛泽东走过去，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 “槐福呀，天冷了，你要添衣服哩！” 谢槐福回过头看着毛泽东，说： “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毛泽东把自己身上刚穿上的棉衣脱下来，披在谢槐福的身上，说： “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谢槐福说着又把棉衣还给毛泽东。 “你莫担心我啰，我不怕冷，我习惯了。” 毛泽东把棉衣给谢槐福穿上，还亲自为他扣好了扣子。 1928年1月初，赣西万安县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后，攻打万安县城。毛泽东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县城，策应万安暴动。 1月4日，是一个在寒冬中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集合在砻市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泽东交代打遂川的任务。毛泽东说： “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给他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今天要到江西遂川去活动。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向遂川挺进。 工农革命军抵达遂川城西北的重镇——大坑。这里是遂川县靖卫团长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巢穴，拥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地主武装。 当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肖家壁的靖卫团发起攻击，不到3个小时，肖家壁部即全线崩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1月5日，工农革命军兵临遂川城下。守城的罗普权靖卫团，已知肖家壁部在大坑惨败，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即占领遂川县城。 工农革命军第1团进入遂川县城后，遇到的却是冷清凄凉的景象。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毛泽东当即要求部队，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接着，部队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的红旗，加强宣传，消除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部队，跑出去的人也都陆续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从万安传来了好消息：万安农军和农民第4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在革命力量的攻势面前，县城守军弃城而逃，万安农军遂占领了县城。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开遂川县城的局面以后，立即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土豪的斗争。革命军兵分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而且以连为单位，由党支部负责一个地区，下面又以班、排为单位，具体负责一个村、一个乡的群众工作。 团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覃留在遂川，担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遂川江两岸很快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几千年来受尽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起来进行斗争，把他们隐藏的粮食、猪肉和衣服搜出来后，分给了贫雇农，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见部队与老百姓直接接触越来越多了，就更加注意军风军纪问题。他要求部队在遵守三项纪律、做好4件事之外，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完善人民军队的纪律，他在茨坪召开了征集意见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8团5连党代表粟裕及赵尔陆、赖传珠、张际春、唐天际等连以上党代表。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制定的“六项注意”符合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于是，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 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祖父是地主兼做木材生意，父亲粟周亭是一个落第秀才。粟裕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第三，6岁入私塾就读。少年时代的粟裕，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下河游泳，爱听武侠故事，稍长即练习骑马击剑，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粟裕在高等小学上学时，家里强行做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他难以忍受封建习俗的束缚，年仅17岁毅然离开家乡，到常德去求学。1925年春，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26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后参加叶挺的24师教导队。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 赖传珠，号鹏英，1910年4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县大埠乡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缝衣工人，父母亲因同情和支持革命，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2月18日，身为暴动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赖传珠，成功地组织了大埠乡暴动，这一壮举成为整个赣县和赣南暴动的先声。赖传珠在起义胜利后，奔赴井冈山找工农革命军，他十分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乡暴动的经过。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慰勉有加。第2天，毛泽东安排赖传珠担任特务连党代表。 唐天际，原名唐时雍，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1923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再说毛泽东还直接向指战员们逐条解释六项注意的含义与要求。他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对战士们说： “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要求战士们，要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为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各连的党支部，都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前委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的成员分头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查漏补疏。以此推动部队严格执行和切实维护群众纪律。 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给部队，她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是，一时钱凑不够。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问明了情况，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 “表嫂，辛苦了！” 袁大嫂连忙说道： “谢谢毛委员，我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6个银毫子递给她，袁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毛泽东说： “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不收钱，就违反纪律了。” 袁大嫂只好收下了6个银毫子。 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大家懂得工农革命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并结合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监督。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指导下，工农革命军处处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热爱人民的事迹，在群众中迅速传扬开来。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加强工农革命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不久，工农革命军把三项纪律改称为三大纪律。后来，随着工农革命军的转战与实践活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也不断地修改、充实、完善。 林彪在1月间，又提出了“洗澡避女人”的建议，再加上“大便找厕所”的要求，六项注意增加到了八项注意。随后，林彪还提出了“不搜俘虏腰包”的要求，加上“进出要做宣传工作”的要求，八项注意改成了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新增加的四项注意合并为“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这才使十项注意又恢复为八项注意了。 再说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他把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及会见朱德、陈毅等人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 毛泽东随后应王佐的要求，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何长工问毛泽东说： “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笑着说： “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 何长工和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对他们说： “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 “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后来，何长工、陈伯钧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取得袁文才、王佐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对袁、王两部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两部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原来，袁、王两部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搏，所以这支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不训练的状况，提高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何长工继陈伯钧等人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训练之后，也把王佐的部队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1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同时，他们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其指挥能力。从前，袁、王两部沿袭老土匪朱孔阳提出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战术，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改变了他们单纯打圈子的战术，教会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在袁文才、王佐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两部作为谋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了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对指挥机关也进行地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两部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党代表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两部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这正是：整肃军纪，三令五申为人民； 改造王佐，耳提面命遣长工。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计划，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优秀教师。前边已经介绍了他不少的对工人们的那种独特的教学法，而此时他用数字教学法，也确实是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们进行教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方法既明确又好记。你讲一大堆道理，别人记不住，那是教育失败。倒不如毛泽东来得简便，来的实在。他面对全体指战员说：“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果然，他用‘二、三、四’3个字的总结法，便把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全部涵盖了，实在是妙得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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