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章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 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 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此行的目的是去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经过长途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叫他们留下几块银洋赔偿老表的损失。毛泽东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牌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毛泽东在竹牌子上写着： “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十分感动，纷纷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再说奉命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何长工，也在10月下旬来到了韶关（一说在曲江）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他被哨兵当作奸细绑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巧的是正好遇到了老同志蔡协民。蔡协民立即为他松了绑，带着他去见朱德。 原来八一南昌暴动的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率领留守三河坝的一部分起义军，沿闽粤赣边境向西转移，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正在寻找立足点。 朱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为朱建德。朱德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为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 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肖菊芬，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毕业。1916年，肖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第二个妻子叫陈玉贞，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1922年9月，朱德前往德国留学，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南昌起义。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市著名小学华德高、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到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后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陈毅由中共中央安排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他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参加南昌起义后，和朱德一起率领余部转战。 此时的朱德等人，已经将仅有的八、九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指导员。经过整顿，部队团结统一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 何长工向朱德等人汇报了他这次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 陈毅也高兴地说： “革命没有完蛋，毛泽东在干，我们在干。哈哈，八方英雄都在干嘛！” 接着，朱德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经过，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陈毅也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问题，很感兴趣，也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理、物产资源。何长工一一作了回答。陈毅还了解了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他特别赞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对何长工说： “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毛泽东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团员分到连队去，作用就是大呢！” 朱德所部指战员，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不少干部都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树起了红旗，这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斗争勇气和革命信心。 第2天，朱德给何长工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盘费，叮嘱他说： “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此后，何长工踏上了转回井冈山旅途，朱德等人则率部由广东转移到赣南信丰。朱德从中共赣南特委处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 10月底，朱德率部西进到大庾县境内，他在陈毅的帮助下，再次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 1927年11月初，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转到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下，在遂川大汾遭到敌人袭击后转移到上犹县鹅形地区一带打游击。陈毅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朱德、陈毅通过张子清、伍中豪，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他们把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的第3营。 朱德、陈毅决定派人先去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派谁合适呢？陈毅想到了一个人最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向毛泽东汇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行动情况，转达朱德和陈毅的问候，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覃接受任务后，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的副官，化名“覃泽”，向着井冈山进发了。 而此时的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上旬，正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后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根据边界的具体情况，还指示各县党的负责人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 旧历年关对贫苦农民来说，好比鬼门关，它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贫苦农民痛苦难捱的日子，因而也正是共产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前年，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后来在毛泽东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个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债约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先后在各县开展起来。各县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来，召开清算他们剥削罪行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当众烧毁契约、废除债务，宣布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接着，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正当毛泽东开会部署农民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受到党内的无理指责和严厉的组织处分。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扩大为5人。 这次会议根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形势，要求继续进攻，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这次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国际代表的提议，会议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包括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在内，给以警告处分；取消张国焘候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开除了谭平山的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候补政治局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故事讲到这里，有两位中共杰出的领导人，不得不交代一下他们的后事。一个是邓中夏，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领导工人运动而闻名。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另一个是夏明翰，他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千古绝唱。 再说毛泽覃从资兴经过茶陵，在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来到了井冈山，兄弟俩相见分外高兴。毛泽覃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和陈毅等人的问候。自此，毛泽覃就在井冈山工作了。 此时，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3人到袁文才部队里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帮助袁文才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游雪程3人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的步云山，开始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实行了三操两讲的制度，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 11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从茅坪的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正遇上他们在吃饭。战士们的饭碗里，盛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闻言，走进伙房察看。炊事员告诉他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了。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 毛泽东拿起饭碗盛上野菜，来到战士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这时住在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也是缺衣少食。他们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时令已经临近冬季，山上很冷，指战员们穿的却仍然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的两首歌谣，反映了这一真实的情况： 其一：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这种艰难情况，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思索着改变现时环境之良策。 此一时期，与井冈山极其困难的经济条件相比，政治形势则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原来在1927年11月间，中国南方出现了军阀争战的局面，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李济深爆发了争夺广东的战争。湖南军阀站在张发奎一边，也把军队纷纷调往前线，参加对李济深的战争。当此军阀混战之际，正是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扩大影响的好时机。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好机会来了。他和前委的委员们决定，由第1营和特务连承担下山攻打茶陵县城这一任务。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由大井、茅坪开赴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指战员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上前向毛泽东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向陈浩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要上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毛泽东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 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突然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毛泽东讲完话，从高处走下来，跛着脚走到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和罗荣桓及每一个出征者握手。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陇，直扑茶陵县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炮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他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先给毛泽东点上烟，然后自己点上，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这次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她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果然在11月18日，前方就传来了捷报。 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的挨户团袭扰，被工农革命军击退。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县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工农革命军破城后，在赤卫队的协助下攻入衙门。天亮时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前方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冬酒，布匹衣装，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被堆满了。袁文才说： “毛委员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手下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再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带了同伴刚走，永新的贺敏学、刘真也派人来，向毛泽东汇报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那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一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他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着，她便给毛泽东换上了一贴新膏药。此时，一位自卫军的队员领着特务连的战士走来，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交给毛泽东： “报告毛委员，这是新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毛泽东看了宛希先的汇报，才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的真实情况。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而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上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每在升堂审案时，旧官吏还仍在县衙门进进出出。 部队在茶陵城里住下来，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不仅战士工作没有做，连县城的群众工作也没有开展。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也象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一时间，部队乱得很。 毛泽东获悉茶陵情况后，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改变，部队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要求迅速改变现存状况，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牌子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 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这是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帮助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政府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很高兴地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掌中茶陵为鱼肉，翻身黑手当太爷。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用兵何处？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把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说成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还取消了毛泽东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损害。足为老子党者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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