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3日点评参考消息 《警惕西方曲解中国经济新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0日报道，台湾《旺报》7月15日报道，香港《头条日报》7月15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5日报道，台湾《经济日报》7月15日报道，台湾《经济日报》7月16日报道，路透社北京7月11日电，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7月15日报道，香港凤凰网7月17日报道，美国之音网站7月18日报道，路透社北京7月19日电。 如果只是形而上学地来理解“休克疗法”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新政策的确不完全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就字面上看起来，的确有个别项目是不同的)但是，中国经济新政之所以与“休克疗法”不完全相同，那只是因为中国经济新政在表述上有了中国特色，但实质并没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尽管美中野合党称之为“升值”，但是，与汇率改革紧紧相连的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这一现实分明告诉人们，美中野合党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恰恰是人民币贬值。更何况，“休克疗法”的实质根本不是表面上的“用短期经济下滑来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和自由化改革剥夺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主权。 事实证明，俄罗斯的经济也没有在“休克疗法”的作用下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相反，俄罗斯经济有所复苏的时期，恰恰是普京终止实行“休克疗法”，并且对“休克疗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攻倒算的时期，另一方面，前几年之所以俄罗斯的经济重新下滑，只是因为梅德韦杰夫又开始实行“休克疗法”而已。俄罗斯经过“休克疗法”之后，它的经济金融主权几乎全部为外资所掌握，因此，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境况之悲惨已经到了现在都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不是那么悲惨，俄罗斯也就不会看穿西方的真实意图，由此，叶利钦也就不会把普京扶上总统的位置。因此，经济政策是否属于“休克疗法”，关键不在于有关方面对这一政策的描述和解释，而在于这一政策本身推动的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李克强自己就说过：“不因经济发展一时放缓而改变经济政策取向。”因此，以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为代表的买办阶级替新经济政策所做的辩护是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因为，既然经济政策的取向是不变的，那么由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下滑也就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些经济政策本身予以阻止。因此，所谓经济增长率不滑出“下限”的这个事情，只有在伪造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沈建光之流所说的“新一届政府仍然重视经济增长”的这个说法纯属胡扯。 相反，从李克强提出的“物价上涨幅度不超过3.5%这个上限”这个主张来看，我们倒是能够这么说，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物价上涨，当然，其所以重视物价上涨，绝不是为了抑制物价乃至降低物价，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进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最后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恰恰相反，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取向就是为了人为地推动物价上涨。有涨价借口的一定要涨价，没有涨价借口的一定要编造借口涨价。因此，在人民群众看来，改革等于涨价。而物价上涨的意义，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多次了，涨价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方面逼迫人民群众增加支出，从而通过“消灭存款运动”把中国人民改革成“负债累累的美国人”，由此在客观上达到消灭白领、摧毁中产阶级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只有涨价才能提高利润率，也只有提高利润率才能使得私人资本进入国有垄断资本控制的行业，也只有使得私人资本进入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才能使得汉奸国贼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得逞。 也正因为新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阶级的，所以作为买办阶级的成员，沈建光之流才要出来为新经济政策进行辩护。然而，一个让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极力拥戴的经济政策又怎么可能造福于中国人民呢?! 我们早就讨论过，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中国经济金融主权从人民群众的手里转移到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手里(无论有偿或无偿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转移行为本身就是汉奸卖国行为)。因此，这一政策和俄罗斯当年实行的所谓休克疗法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实际上甚至没有什么表面上的不同。 因此，目前汉奸国贼及其走狗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经济新政策被西方曲解了，而是西方在看到这个新经济政策时过于兴奋，从而在得意忘形的状态下道出了真情，由此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过来，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因此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成员才纷纷出来辟谣和辩解，企图蒙混过关，以便继续用新经济政策祸国殃民、卖国肥私。 《港报披露内地应对反腐有新招，电话购物送货上门，私人会所享用大餐》，香港《南华早报》7月22日文章。正所谓狗改不了吃屎。尽管汉奸媒体不再宣传“反腐有功论”了，而是开始关心腐败问题了，但是，由于汉奸媒体自身的反动立场决定了它不敢去触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老虎，而只会把焦点集中在小猫小鱼身上，并且还企图通过不断地反复炒作来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斗士。然而，只要人们不为这些媒体的鼓噪所惑，从而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媒体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就会很快发现，原来和中纪委的退卡运动一样，无非就是在“做反腐秀”，无非就是在发明反腐功绩，愚弄人民群众。也正因为它们是如此的喜欢用做秀来建立政绩，因而也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绝不会对最善于做秀的汉奸国贼下手的，因而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关部门上台伊始“信誓旦旦”的表态到如今却成为了空谈。关于反腐问题，我们早就讲过，要使反腐有效，根本不在于抓多少小猫小狗，而只在于是否敢把和珅这样级别的腐败分子查办了，因为人民群众完全就是以此来判断合法性的。 如果不查办和珅，相反还把刘墉关进大牢的话，那么无论政府、媒体和学校的正面教育有多少，都经不起这一个反动事件的冲击，相反，政府、媒体和学校的形象都会在人民群众心中大幅度贬值。杀一儆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杜绝腐败，而是为了使政权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中高大起来，从而使得人民群众对这个政权有信心，换言之，要使人民群众对这个政权有信心，那总要有一些物质性的东西使得这个信心得以产生出来，而这些物质性的东西绝不是政权自己——也就是政府、媒体和学校——标榜的政绩，而是要人民群众从心底里认可的政绩。 如果有一个人企图通过不断地自我表扬和自我吹捧来建立起他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和迷信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明白这个人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疯子，因而，如果政府只相信从它控制下的或与它的立场相一致的媒体的嘴里说出来的所谓老百姓的心声的话，那么这个政府无异就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了——这真的是在做梦了，因而，这种反群众路线的表现只会使得它更快地被人民群众唾弃。 2013年7月24日点评参考消息 《中国6月出现资本外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2日报道。该报道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停止升值，6月份中国出现资本外流，导致中国银行系统一度受到信贷紧缩的困扰。”很明显，第一，这则报道的观点和中国官方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央行对6月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的解释是——这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然而，该报道却称这一危机是资本外流的结果，换言之，这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而是美国方面主动调控的结果。不过，无论流动性危机本身是由谁引起的，最后，这个危机却是在中国央行向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情况下才得以解除的，反过来说，这个危机的解除不是在外资流入中国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换言之，不是由美国方面主动调控的结果。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尽管中美双方对此次危机得以爆发的原因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但是，中美双方对此次危机得以解除的原因却有着一致的看法。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中美双方在金融领域存在激烈的斗争。美国之所以要承认中国6月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是由它——而不是由中国政府——造成的，这并不是说美国有认罪的觉悟，恰恰相反，美国这是在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金融战的能力，并且以此来讹诈他国。与之类似的是，中国政府之所以公开承认流动性危机是其主动调控的结果，其目的也是为了稳固住自己在国内的金融霸权——尽管这一权力已经被汉奸官僚大量地出卖给美国方面了，由此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内部民族主义力量和卖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正如德日统治集团内部常有的那种斗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也可以视之为“爱国主义”，虽然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不只是“爱祖国”，而是还有“爱人民”、“爱人民共和国”，因而不只是民族主义立场的体现，同时更是无产阶级立场的体现，因为很多自称“爱祖国”的人同时也申言他们不爱“人民共和国”，并以此作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借口) 正因为危机最后是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的，因此，整个事件的情景大概就是这样的：美国一方面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美国的统治集团又不想用激化集团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克服危机，因此就选择量化宽松政策来向外输出危机。然而，这一饮鸩止渴的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到了现在，由于其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美国方面为了控制新生的债务规模而不得不将更多的印出来的钱去偿还债务，而不是去拿来当作资本贷放出去。换言之，尽管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由量化宽松政策创造出来的资金的使用方式却发生了变化，因此才导致美国依靠杠杆化操作而创造出来的借贷资本的规模缩小了，由此导致全球流动性紧张(当然不只是中国存在这一问题，恰恰相反，中国是最有能力来克服这一危机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奸国贼才日益急迫地甩开膀子卖国，以便把中国尽快地变成印度、巴西那样，顺便说一下，印度和巴西的形势已经糟糕到了空前的地步，由于早先，我们对印度和巴西的半殖民地性质有过充分的讨论，因此当印度和巴西选择用加大殖民地化程度的办法来克服由殖民地化运动产生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说，你们已经走远了，尽管“李克强经济学”正在鞭笞着中国拼命追赶你们)。因此，美国才那么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流动性危机是由美国主动调控的结果。但是，对中国方面而言，应对美国制造的流动性危机这件事情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换言之，并不是只在6月份才发生这种斗争，实际上每个月都在这么斗争着，只不过中国政府内部各派怀着不同的目的达成了制造流动性危机的一致意见，从而通过减少干预的办法，使得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流动性危机显现出来，由此为他们推行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主张找到现实的借口，因而从中国政府方面看来，如果不是由于它主动这么干的话，是绝不会爆发这场危机的，事实也证明，最后正是由于它的干预才克服了美国向中国转移过来的这轮危机。总之，美中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是自己制造了6月份的流动性危机。 危机总是人们认识事物固有矛盾的起点。通过6月份的这次危机，相信很多人都能看清在中美之间和中国政府内部之间存在的诸多你死我活的矛盾及其斗争。由此也就在和谐世界上戳了一个新洞。也正因为有斗争，所以才会有合作。并且，中美双方高喊合作口号的时候，也是双方斗争依然处于激烈状态的时候。因此，不要一听到那些主张中美双方应该合作的声音时，就想当然地认为美中野合党已经占据了上风，而是要反过来看这个情况，即如果不是因为中美双方正在激烈地进行斗争，那么又何必主张双方“应该”合作呢?!正如美国认为巴以双方“应该”和谈一样。因此，越是在中美合作呼声高涨的时候，越是要善于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越是要敢于和美帝国主义和汉奸买办势力进行斗争。皖南事变的教训永远不应该忘记。 该报道这句话的第二个矛盾之处在于，它认为导致6月份中国出现资本外流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停止升值”。可是，事实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6月份依然是升值的。因此，该报道明显是在睁眼说瞎话。因此，该报道说这句话的目的就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只是要向读者灌输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人民币停止升值会导致中国出现资本外流”。因此，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该报道的这句话本身与事实相违背，因此，它向读者灌输这一逻辑的做法本身就是在耍阴谋，因而，这个逻辑本身就是不应该成立的。可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实际上长期将这一逻辑作为真理来传播，因此，现在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实际上长期在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喉舌。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是由中国政府的汇率改革所导致的，而绝不是由什么经济因素所导致的，因此才有了6月份人民币继续升值与资本外流同时出现的情况，也正因为这一事实与境内外敌人长期向人民群众灌输的反动的经济学教条相矛盾，所以，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要用睁眼说瞎话的方式来维护它一贯以来向读者灌输的歪理邪说，其所仰赖的不过是读者们一般不会去查阅6月份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因此，人民币汇率走势和资本进出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就能阻止资本外流的论调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如果人们能够清楚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的买办本质，那么能很轻易地认识到买办嘴里的这一论调必然是谬论。 至于该报道说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资本外流”的这一逻辑更是无稽之谈了。尽管中国正在遭受“李克强经济学”的摧残，但是，经济增长水平依然是极高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能让资本满意的话，我们真还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让资本更加满意，难道资本愿意放弃在中国每年稳赚7%以上的利润率，却反过来回到美国享受负增长吗?明明是因为这些虚拟资本本身规模太大而无法实现资本再生产循环，所以不得不缩小规模以使得总资本能够继续处于增殖运动过程之中，因而根本就是美国主权债务规模不可持续的反映，却倒打一耙地把美国资本无法以既有规模实现资本再生产循环的责任归咎到被它剥削的非美世界身上，指称非美世界没有能够提供让美国资本实现资本增殖的条件。当然，美国的这种强盗逻辑是一贯的，因而，我们也就决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这一指称，进而美国为这一指称所编造的各种理由或借口是可以接受的，无论这些理由或借口是从哪个权威的口中说出来，这些理由或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 2013年7月25日点评参考消息 《俄当局批准斯诺登离开机场，斯诺登律师称尚未收到相关文件》，法新社莫斯科7月24日电，俄新社莫斯科7月24日电，美联社莫斯科7月24日电，俄新社莫斯科7月23日电，德新社莫斯科7月23日电，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7月24日报道。据报道，据俄护法机构消息人士透露，俄联邦移民局向斯诺登发放了关于其避难申请已被受理的文件。在边防部门允许下，他可以凭此文件离开机场中转区。 就在一个礼拜之前，美国法西斯及其豢养的中国走狗们还在为它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歪曲普京讲话的机会而自鸣得意，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注定是常存不了的，事实证明，普京为俄罗斯能够获得斯诺登这个“圣诞礼物”而感到高兴，因而丝毫没有美国法西斯及汉奸走狗们所意淫的“普京希望斯诺登赶快走人”的这件事。 美国法西斯当然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国家收留斯诺登，因为斯诺登翻出了美国统治集团法西斯专政的证据。尽管对斯诺登而言，他的这个行为很明显是在维护美国《宪法》的尊严，是在维护美国公民的人权，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这么看，在这场危机面前，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动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当然，美国法西斯——作为一个整天将自己标榜成信仰“宪政”的武装暴力集团——并不敢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缉拿斯诺登，于是就习惯性地用栽赃嫁祸的办法，通过编造各种罪证来给斯诺登罗织罪名，从而把斯诺登“证明”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国者。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集中力量对斯诺登及其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妖魔化宣传，大有把斯诺登打入十八层地狱后再踩上一脚的味道。据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制造冤案时常用的手法，然而，现在，我们分明看到，恰恰是“当权派”在明目张胆地使用这种手法，并且还厚颜无耻地把被他们屈打的对象指称为“文革余孽”。 李敖说过，“莫须有”的意思不是“没有”。他认为，秦桧——作为当朝宰相——再怎么想陷害岳飞，也不可能无耻到在没有罪证，因而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就公然杀掉岳飞的地步，因此，根据他的考证，“莫须有”是“莫须，有”，也就是说，“难道没有吗?”。秦桧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暗示手下这帮爪牙和投机分子——一定要想办法把罪证提交上来。但是，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赵构和秦桧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拘捕岳飞的。当然，他们在抓捕岳飞的时候就已经在公开场合大肆宣传岳飞犯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罪行，但是并不提供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尽管在此之后，秦桧一党所提供的罪证无一不是证明了岳飞严重违背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如“逗留不进”、“弃守楚州”、“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换言之，秦桧一党将一个积极主张抗金、反对合议投降的民族英雄诬陷成一个畏缩不前、消极避战、割地卖国、图谋造反的汉奸、阴谋家，换言之，将原本属于秦桧的罪名强加到了岳飞的头上，正如现在汉奸国贼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加到一个“爱祖国、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切实走科学发展观道路”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上那样，然而事后证明这些罪证都是伪造的，这些罪名都是欲加之罪，因此，后来岳飞才得以平反昭雪，所谓的铁案被人民群众的力量碾成齑粉，而秦桧和赵构卖国肥私的阴谋也曝光于天下。因此，尽管当时赵构和秦桧在谋害岳飞时，也将自己的这个做法称之为是“时代所向、群众所盼”，但是，对人民群众而言，这只是反动统治者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自导自演的一出丑剧。是非曲直、善恶忠奸，老百姓心里自有衡量的标准，这绝不是统治者及其走狗媒体所能改变的。当下的汉奸国贼用水军伪造民意的做法恰恰从反面揭示了它们极其心虚的一面。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固然要辩证地看待一个人的功过，但是，不能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典型的如不能将后世儒生诬蔑秦始皇的罪名强加在秦始皇身上一样。所谓焚书坑儒，根本就是后世的诬蔑之辞，秦始皇杀的不过是几个——声称自己具有特异功能的——江湖骗子和邪教分子(如李二之流)，烧的及禁止传播的不过是前朝经典(如《毛选》第五卷、《周恩来选集》等等)罢了，即便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秦始皇推行的严刑峻法正是秦国得以强大和统一天下的保障，这不仅不是秦始皇的过失，相反还是秦始皇的功绩。后世儒生为了向权贵阶层献媚，所以无耻的把严刑峻法妖魔化为秦始皇的罪过，其实质不过是为了给“刑不上大夫”制造舆论，给特权阶层为非作歹却不受制裁编造借口，既然“刑不上大夫”，那么无论宰相怎么“不为自己谋取‘一分’私利”都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了。因此，越是贪官污吏、汉奸国贼，越是反对严刑峻法，越是要妖魔化秦始皇，越是要把秦始皇诬蔑成暴君，然而，恰恰是那些不法分子和意图不轨者才是秦法所制裁的对象。而且，秦国的灭亡也和秦始皇本人无关，相反，恰恰是秦二世和赵高违背秦法，篡逆乱政，指鹿为马，破环纲常，陷害忠良，所以才导致民心尽失，天下大乱。因此，秦始皇实际上是被冤枉的。 用虚假罪证审判他人，乃至置人于死地，这是一切反动统治者在搞法西斯专政时惯用的手法。美国身上的这种例子太多了，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因被美国诬称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也被处死，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近来，美国也无端指责中国对其搞黑客入侵，比如前中情局长海登就指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尽管华为予以坚决否认，但是，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海登称西方情报机构已掌握了华为从事秘密活动的信息，不过，该报没有提供任何间谍活动的具体证据。 在斯诺登引爆了“棱镜门”之后，美国法西斯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被曝光了，但是，美国法西斯不仅不抵赖，相反还义正词严地表示要把监视监听活动继续搞下去，与此同时，美国法西斯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的电信企业对美国搞间谍活动。因此，对中国来说，问题只在于是否要承认美国的这一强盗逻辑?而是否承认美国的这一强盗逻辑是合理的，这将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 南宋朝廷陷害忠良、杀戮民族英雄一事揭示出一国之政府的立场未必就是爱国爱民的，从赵构、秦桧到蒋介石、汪精卫，都揭示出一国之政府同样可以持卖国立场，因为卖国可以肥私，正如朝廷官员通过大搞贪污腐败活动将国家财富和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一样，反国家性、反民族性、反人民性等等同样能够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领导层里体现出来。因此，正如中华民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去支持、拥护蒋汪卖国政权一样，南宋的老百姓也没有理由去支持、拥护那个卖国的朝廷。相反，那些在冤案面前“坚守地服从中央决定，静观法律审判”之辈恰恰是在做汉奸国贼的走狗，是在姑息纵容汉奸国贼为非作歹。张学良就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是为了所谓的“小局服从大局”，因此听从了蒋介石“不得开枪”的命令，让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因而，如此“维护中央的权威”的做法非但不可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恰恰相反，中国因此才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因此，尽管“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对一国政府自己而言是真理，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在该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会和政府保持一致，相反，如果该国政府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反过来卖国害民，那么从这种政府大门里出来的政令对人民群众而言又怎么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呢?!“不偏不倚”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要讲前提的，对那些和美国法西斯不清不楚的汉奸卖国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卖国肥私，对殖民地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给殖民主义势力当看门狗。总之，在大谈特谈“走群众路线”的今天，只有走群众路线的政令才能“不偏不倚”，更不要说当今中国的很多政令尚不是出自新华门，而是出自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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