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又说： “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跨他们。”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这次扩大会议由于没有深入涉及袁文才、王佐问题，所以在会上没有出现大的争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以此解决建设好这支军队的重大问题。 9月30日，近千人的全体指战员在一棵千年大枫树下集合好了，又高又大的毛泽东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长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腿上打着绑腿，脚上套了一双草鞋，笑容满面的走到队伍前面。连日征战，他明显有些疲乏，但却仍然十分精神。会场上马上打破了沉寂，战士们鼓起掌来。 毛泽东开始讲话了，他说： “我们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部队需要进行整编。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我们还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我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说到这里很动情，许多战士听了，鼻子也一阵阵发酸。只听毛泽东最后又说： “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我们有这两只脚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1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断地点头微笑，大家的情绪转变了，信心提高了。队伍解散以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 “毛委员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这正是：艰难困苦抖精神，大风浪里淘真金。 欲知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如何改编，请看下一章。 第41章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 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 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提出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他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 袁文才接信后，也即刻派他的文书陈慕平为代表，随着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来到三湾。 这位陈慕平原来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二人自然十分熟识。毛泽东通过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及袁文才、王佐两人和他们的部队的具体情况。 袁文才原来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袁文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在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人，绿林习气很重。所以，他们是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毛泽东是边听边点头，他感觉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虽然绿林性质很浓，但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要陈慕平、龙超清、龙国恩3人回去以后，首先要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来意，要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时表示，希望工农革命军同袁文才部友好地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在临别时，毛泽东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表示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面。 再说此时的工农革命军，已经不足1000人了，共有700多支枪，48匹马，但却依然是起义前的编制，既有师、团，还有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藏俱全。 于是，前委决定将3个团1个师部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其余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 另外，秋收起义部队一开始沿用的是北伐军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只设党代表。 毛泽东根据一路上的调查与思考，他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地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前委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毛泽东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部队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 团长陈浩。 第1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 第3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不久，他被调入营部当文书。 军官队队长吕赤。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由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谭政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在临死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时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他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这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到新中国建立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军。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阀军队的旧制度及其影响，他决定在工农革命军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原来在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 毛泽东还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将部队集合在枫树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行军的3条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地向宁冈古城开进。 但是在这次行军途中，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发生了思想动摇，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发现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毛泽东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毛泽东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都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而其余的人都还站在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上前去，客气地对苏先骏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苏先骏带着人走时，部队一律发给他们每人5元的路费，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毛泽东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就叛变了革命。1930年红军攻克长沙时，抓住了苏先骏，经过人民的宣判，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徒留叛徒被骂名。 再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于下午抵达宁冈古城。 位于宁冈龙江河下游的古城，是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而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的山区小镇。因为宁冈只是一个深山之中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县，所以古城也曾经是宁冈的县治所在地。它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也十分清幽。 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顿时使古城小镇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部队驻扎停当后，形势要求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必须立即对寻找部队落脚点的问题作出决断。因此，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团县委书记谢议昌，以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等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 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 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讲完以后，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是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为部队选定的立脚点。它地处湘赣两省边镜，介于湖南的酃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井冈山的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里。 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是革命军队养精蓄锐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之所在。 经过毛泽东多次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对井冈山的深入了解，部队在这里安家，休养生息，坚持斗争，已经成为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现在要在井冈山“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则还是一个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陈慕平向大家介绍说： “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所以他们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 众人听了陈慕平的介绍，立刻议论纷纷，在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上，各抒己见。不少人说： “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而且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便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耐心地说道： “你们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们，谈何容易！再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4县会攻永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贪小利而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 ‘鹬蚌核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革命，要团结、改造他们，还可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广大群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共同反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将来我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在毛泽东的劝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基本方针。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而袁文才部有150人，却只有60支枪，他所缺少的正是枪枝。毛泽东向前委建议说，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将袁文才的部队全部武装起来。有的前委成员表示疑虑，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余洒渡则是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最后多数前委委员才同意了。 会议还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会议结束后，前委紧接着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古城会议的精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10月6日下午，毛泽东和团长陈浩只带了2名随从人员，骑马前往茅坪附近的大仓村。 心怀戒备的袁文才，虽然有陈慕平做了工作，但他的部下总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来抢地盘的。所以，袁文才听说毛泽东要来拜访，他还是如临大敌，在林家祠堂内预先埋伏了20余人枪。后来闻报毛泽东一行来者只有4人，这才撤下了伏兵。 上午10点，毛泽东在大仓村林家吊楼上会见了袁文才、陈慕平等人。袁文才叫随从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客气，一边吃着，一边和袁文才谈话。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说： “我们为什么离开城市到山沟里来？因为广大农村像大海，我们像鱼，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我相信你袁文才会愿意和共产党同走一条道的。” 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今后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毛泽东又问：“文才同志，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枪啊？” 袁文才说： “不多，不多。60来条吧，有的还是破枪。” 毛泽东见袁文才还算诚实，就说： “文才同志，你们很不容易啊，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没有向反动派交枪。不过，革命力量还要发展嘛！这样吧，工农革命军送给你们100条好枪，够不够啊？” 工农革命军说要给袁文才枪的事，陈慕平自然已经告诉了他，可袁文才还不大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没想到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又提出来了，袁文才不免有些诧异。毛泽东一看便知袁文才的心理变化，于是接着说： “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来吧。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来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 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起枪没有好好干革命。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茅塞顿开啊！您放心，以后凡是用得着我袁文才的，我一定提着脑袋去做。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队伍需要粮油，需要建立医院，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钱的方面，宁冈有限，部队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袁文才转身一挥手，旁边一个小头领送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对毛泽东说： “这是600块大洋，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请笑纳。” 毛泽东连声道谢，又问： “井冈山上，还有一个头领，叫王佐吧？” 袁文才说：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员放心，我一定争取让他也跟您闹革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拜托。” 毛泽东从陈浩手中接过一个小包，递给袁文才，说： “我送一件礼物给你作纪念。” 袁文才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一支精致的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布。毛泽东告诉袁文才说，这支手枪是不久前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袁文才十分感动，连声道谢，挥手让房东将烧好的酒菜端上来，为毛委员接风。 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毛泽东起身告辞，还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怀，大度的容人之量，远大的设想，终于征服了袁文才这位“山大王”式的共产党员的心，初步赢得了可贵的友谊。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由古城继续南下，分两路向宁冈茅坪进发：一路经大仓、东源、荷花形、马源；另一路走砻市、葛田、大陇；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黄洋界下的茅坪。 袁文才带领工农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袁文才的老同学贺敏学，把自己住在八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居住。 八角楼，因其楼上呈八角形的楼顶而得名。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面宽5间，左边第2间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室。自此以后，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29年1月。 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了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至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了“家”，军心大安。 这正是：三湾改编树党旗，支部在连创第一。 精诚感动袁文才，井冈安家成业基。 再说此时永新与莲花的一部分党员正躲在该地“打埋伏”。当晚，毛泽东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部分党员会议，了解当地党员的存在情况，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写信给湘赣特委，建议派人加强酃县的工作。 夜深了，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3个可爱的儿子。一别就是两个月了，一直也顾不上给他们写信，也不知道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于是，毛泽东提起笔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现在生意逐渐好了，兴旺起来了。只是，我的脚有点伤，行走不便。我会小心的，不必挂念。 毛泽东自然不能在信上署自己的姓名，所以既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更不能写真地址。他让宁冈县里一个中药铺的老板将信寄了出去。这封信还真是经过不少周折，最后总算到了杨开慧的手上。 原来，毛泽东首先是将此信寄到杨开慧六舅向明卿一个堂兄向朝卿所开的“生生盐号”那里，再由向明卿秘密取回，交给经常到长沙的板仓农民梁坤和。一直到1928年初，才终于辗转到了杨开慧的手中。 杨开慧是在毛泽东走后，回到了家乡板仓，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外，还要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她深知时局艰难，生活在如此险恶地环境中，无异于投身虎穴狼巢。但是，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她，早就把革命当作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她要为此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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