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将第2团的干部战士安排好宿营之后，不顾旅途劳累，当晚就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在会议上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他仍然坚持原定的起义计划，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也有不少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情变化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鸡蛋碰石头了。 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地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宵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好。 罗宵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揭杆举义踏浪来，鬼门关上曾徘徊。 出师不利先机见，战场要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意见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战失利，实为种种客观条件所局限，一为中共中央攻占大城市的指导思想所囿，二为义军各部成份太复杂，不能如手使指。从主观上说，他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没有实战经验，没有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各部互不统属，以新建之旅分兵攻敌堡垒，自然难以收功。可贵的是毛泽东临机决断，改变了战略方向，放弃长沙，选择上山。这也正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 第40章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 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 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话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前委会议上侃侃而谈，与会者多数人被他说服了。总指挥卢德铭豁然起身，说道： “润之兄讲得对，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再打长沙，恐有全军覆没之虞！时间已经很晚了，会再开下去就快天亮了。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 在总指挥卢德铭、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最后代表前委宣布说： “现在前委正式作出决定：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明天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往湘赣边。” 也许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马也尔来自湖南的汇报，马也尔的报告“检举和斥责”了“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他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共中央接到马也尔的汇报后，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在此时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因为没有资料证实。而有史料说明，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是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21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和300多名地方干部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操场上有一个土台子，是农民协会开群众大会时用的。会议主持者宣布说：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毛泽东走上土台子，只见他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他向大家挥挥手，大声说： “同志们，请都坐下吧！” 毛泽东待部队干部战士坐好，安定下来，微笑着说道：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就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形势发展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操场上的一些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开始热烈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还年轻，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 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大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可走。”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有湘、鄂、赣、粤4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和我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欲话说：‘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最后，毛泽东着重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根，养精蓄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讲的话，通俗易懂、主张明确而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空。 罗荣桓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他的讲话。 罗荣桓，原名罗慎琪，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幼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3年到北京湖南会馆补习学校学习；1924年考入青岛大学预科学习；1926年11月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开大会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来观看，有两个在里仁学校读高小的学生，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讲话。这两个小学生就是胡耀邦和他的姨表兄杨勇。毛泽东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俩认为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后来他在1929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5月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第二年5月调到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9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且说1927年9月21日会师大会一结束，部队就开始吃早饭，之后，各部集结完毕，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由文家市向江西萍乡方向进发，向湘赣边界退却。 至此，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进军方向完全转变，由向长沙进攻，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寻找革命军队的落脚点。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胆识和谋略，完成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转折。 然而，更为现实的沉重打击才刚刚开始。在向湘赣边退却的行军途中，部队顶着炎热余威，爬山越岭；疟疾、痢疾蔓延，缺医少药；敌人尾追堵击，部队弹药缺乏，没有给养，伤病残人员大量增加。一些人又动摇了，离队了，逃跑了。 有一次，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又有几个人开小车，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哦，又有开小车的！”毛泽东脸色异常严峻，说：“不要追。他们要走，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革命的。有两句俗话说：‘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贵在要有战斗力。” 9月24日，部队到达江西萍乡泸溪，又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部队。当部队离开泸溪时，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了。 部队继续往南走，由于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混乱，许多指战员在困难与背井离乡面前，情绪低落下来，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南延伸，逃亡逐渐公开化。原来1师有5千人的兵力，此时已经不足1千人了。师长余洒渡的情绪也很消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赖毅曾经回忆说： “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往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毛泽东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展开了紧张的思想说服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唇焦舌敝。自从离开文家市，他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每天不倦地找战士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深入、细致的思想调查，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疲惫、饥饿、战败后的余悸和前途茫茫的惶惑，正困扰着部队。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党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使革命武装获得巩固和发展。眼下，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打一个胜仗，转变士气，并赢得喘息之机，整顿队伍。 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磨破了，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谭希林回忆说： “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了莲花县的高滩村，在此吃了午饭。部队开拔不久，村里一位烈士的两个儿子七牯和八牯，抬了一个绑着两根竹竿的睡椅，气喘嘘嘘地从后面赶来，跑到毛泽东面前，要毛泽东坐“轿子”。一个战士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人家抬了‘轿子’来，你坐吧！” 毛泽东说： “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还是双脚走好。” 毛泽东坚持不坐“轿子”。把八牯急得满脸通红，他恳切地说： “毛委员，我早就看到你走路有点拐了，还能走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轻松地说： “这不是好好的嘛！” 旁边的一个战士说： “毛委员，坐，坐上吧，你不坐大家心里难受呀！” 七牯兄弟俩也挡在路上不让毛泽东走，说道： “我们有的是力气，请你快上‘轿’吧！” 毛泽东指指后面，对七牯、八牯兄弟说： “好吧，就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得。” 毛泽东说完，又大步向前走去。 9月24日下午，部队到达莲花县的甘家村。 在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之后，边界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只剩下少数藏匿避难的党员，各级组织全被破坏了。毛泽东在莲花县甘家村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人了解了莲花、永新一带情况。甘明山、贺国庆汇报说：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莲花县城失败，牺牲30多人，被捕70多人；他们要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的自卫队员。 毛泽东了解到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的保安团驻守，他就下了决心，爽快地说道： “明天攻打莲花县城”。 毛泽东一面派人去莲花县城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部队行动。 9月25日清晨，毛泽东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宣判大会，枪决了从萍乡抓来的6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工农革命军就要离开甘家村了，他们曾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了原委。 9月26日晨，部队向莲花县城进发。毛泽东亲临前线，军民配合，冒雨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守城的团丁吓得惊慌失措，胡乱开了几枪，便掉头逃跑。工农革命军和上千名老表冲进城内，俘虏了保安队队长和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砸开县监狱，解救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自卫队队员；打开了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百姓。 此时，毛泽东写出了鼓舞人心、热情歌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攻占莲花是从文家市出发南下途中夺取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参加了余洒渡召集的军事会议，他得知余洒渡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了，就严厉地批评余洒渡说： “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一直支持前委工作的卢德铭是余洒渡的上司，对他还有些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余洒渡对前委的领导是越发的不尊重了。他不但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反而恶言相向，轻蔑地说： “什么？你怕死吧？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工农革命军攻占莲花县城的胜利，终于使毛泽东有机会整顿部队了。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召开了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到会的有朱亦岳、陈竟进、贺国庆、陈实等人。毛泽东对莲花、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决定率部队开往永新三湾，并开始思考整编部队的每一个环节。 经过一天的行军，余洒渡命令部队就地宿营。毛泽东看看天色尚早，就提议再往前走10里宿营。余洒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在私下里却发牢骚，他说： “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9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讨论将要成立的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人选问题，瞿秋白提议说： “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已经率起义部队上山了，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意他领导长江局。在瞿秋白的坚持下，会议最终通过了他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毛泽东5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不管瞿秋白如何赞成毛泽东或者有人如何反对毛泽东，完全可以断言，此时的毛泽东是决不可能接受这一任命的。 且说9月29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翻过一个山口，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4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 此时的三湾村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家家大门紧锁。原来，群众不了解来的是什么部队，纷纷都躲进山里去了。毛泽东一面让战士们就地休息，架锅煮饭，一面派出干部上山，动员群众回村。 毛泽东和3连连长赵大刚也走出村庄，爬上山头，看见一个青年农民正要下山，就迎了上去。小伙子一见迎面来了两个当兵的，转身就走。毛泽东喊道： “喂，不要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队伍呵！” 青年一听便住了脚，毛泽东和赵大刚连忙走到他面前。青年迟疑地问： “你们是——” 毛泽东说： “我们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工农革命军，乡亲们呢？快去喊他们回村子吧！” 赵大刚指着毛泽东对青年说： “这位首长就是毛委员。” 这位青年早已风闻了秋收起义的消息，听赵大刚一介绍，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哦，你就是毛委员？你就是带领咱穷人闹翻身的毛委员？我现在就上山，把大家叫回来。” 躲避起来的群众，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部队，又陆续返回来了。原本冷冷清清的三湾村又变得热闹起来了。毛泽东立即发动广大指战员们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三湾村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机。后来，三湾人民用自己的歌声，热情赞颂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的革命活动： 天上降下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陇山沟闹革命。 在三湾钟家祠堂前面，有两个深不足3尺的水井，全村上百口人都饮用这井里的水。炊事班一个战士到井边挑水，他看到井水很浑浊，便转身到河里挑了水回去，一进厨房就嚷嚷： “这村里的井水好浑浊哟！” 毛泽东正巧打这里经过，他闻声跟进厨房，问道： “井水怎么会浑浊呢？” 挑水的战士说： “不晓得怎么搞的。” “走，看看去。” 毛泽东说着带几个战士向井边走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这2口井年久失修，井边杂草丛生，乱石成堆；井里的泉眼被堵，出不来多少泉水，而祠堂沟里溢出的浊水，冲过井围，流到了井里。他们正在观察，来了一位挑水的老表，毛泽东就问他说： “老表哥，两个井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那位老表说： “没办法呀！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上修井，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就行啦。”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叫一个战士到老表屋里借几把铁铲和几副挑土箕。毛泽东挽起衣袖和裤管，拿起铁铲弯腰铲土。战士们也纷纷动手，跟着毛泽东干起来，铲的铲，挑的挑，有的搬石头，有的填浊水沟。水井快修好时，毛泽东发现填平的浊水沟还有个洞在往外面溢浊水，就要去培土。有个战士说： “不碍事，算了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行，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嘛。这洞不填，越溢越大，沟里的浊水还不是照样要冲到井里。” 毛泽东说着，就铲了几铲泥土，压在溢水处，有用铲背狠狠砸平，还找来几块石头垫上去，糊了几把稀泥，浊水就再也溢不出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破庙里（一说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首先说： “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 毛泽东接着在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人情等等情况： 早在1926年9月，在共产党领导下，宁冈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反动县长沈清源，成立了由龙超清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自此以后，那里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宁冈边界的各县也都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在“马日事变”后，各县的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人心还是向往革命的，并时刻盼望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那里，现在就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各有五、六十条枪，一直在坚持斗争。 可以说，那里是群众基础、党的基础和地方武装基础都很好，是工农革命军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极好条件。况且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茶油、竹木，且人少地多，自给自足有余。 从敌人方面来说，井冈山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此时，正值唐、桂战争爆发在即，朱培德“为保持江西地盘计”，把兵力集中于赣北、赣东和闽边，赣西南空虚，这是赣西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建立根据地的良好客观环境。 毛泽东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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