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章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 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 话说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去安源部署起义。他在途经株州时，会见了朱水连、陈永清等同志，听取了株州方面的汇报，对株州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破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 在曾经是工人夜校的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7分校的两栋楼房前，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他们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以及醴陵、衡山、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 据潘心源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 “毛同志到安源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2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即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做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毛泽东所说的贺龙及聂荣臻部队中的2团人，是指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这两支队伍。原来他们都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但因为他们未能及时赶上南昌起义，所以此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将即将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自卫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由毛泽东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由卢德铭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担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担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 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由钟文璋为团长；何长工此时为该团参谋。 以安源路矿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2团，由王新亚为团长。 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战士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由苏先俊为团长。 会议还决定，起义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团长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从南面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2路以团长钟文璋率领的第1团，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自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攻；第3路以团长苏先骏率领的第3团，由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的农民暴动，进逼长沙。3路起义部队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的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 王新亚向毛泽东建议说： “我们万一起义失败，可以投奔到井冈山上去，我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 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王新亚如此一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以前，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城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原来，在那时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 王新亚的汇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地刻下了“井冈山”3个字，而且也储存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 张家湾会议一结束，中共安源市委在煤矿马上召开了党员会议和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动员和布置武装起义。工人们奔走相告说： “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 9月4日深夜，杨士杰根据组织决定，秘密处决了矿警队中8名阴谋投敌的叛徒。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授旗仪式的口号是： “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 授旗仪式已结束，毛泽东又马上赶往安源路矿第2工人夜校，参加那里的安源工人骨干分子会议，他还在会议上讲了话。 毛泽东回到张家湾住处，接到湖南省委9月5日的来信，信中说，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长沙的暴动日期问题，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毛泽东立即写信报告中共湖南省委，他对省委关于在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及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起义的决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他强调说： 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约定11日安源发动，16日进攻长沙。” 可是就在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示信中说：湖南省委在8月30日信中向中央汇报的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中共中央还对毛泽东在8月20日以省委名义致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加以否定和指责。中央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9月6日，毛泽东要离开安源，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一起，亲赴铜鼓县城组建第3团。有人说：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说： “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毛泽东身穿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县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只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3人走进茶亭，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此时，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 “民团！”易绍钦叫道；毛泽东说：“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这一群汉子确实是湖南浏阳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地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卖点夏布，到铜鼓去卖点菜油。” 那个队长模样的人说： “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潘心源争辩道： “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 那人坚持说： “少废话，走！”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这样回忆说：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湖南浏阳的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回城里的团防局去。 毛泽东身穿短褂，故意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块大洋收买这些团丁是不够的。他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 “有钱吗？” 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有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 “喂，朋友，贵姓？” 那俩人各自说： “姓黄。”、“姓张”。 “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屁！老子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毛泽东说： “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这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毛泽东掏出钱，塞进姓黄姓张那两个团丁的手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一个团丁立即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又掏出钱递过去，说： “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那团丁得了毛泽东的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才高声大喊起来： “跑了，跑了！” 团防队的团丁们闻声迅速追上了山头。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毛泽东就一直静静地蜷伏在那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夜幕掩护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毛泽东整整一个夜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这一是因为那位团丁贪便宜要他的鞋子，一是因为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 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 ，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 毛泽东又走了一天，来到了一个市镇，走到一家店门口，就问： “老板，歇得客么？” 店老板见毛泽东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汗衫，脱下来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回答说：“歇不得！” 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他来到街尾的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下来，大声喊道： “老板，打水来洗脚！” 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第二天，毛泽东终于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9月8日，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在向中央汇报工作后赶回到部队，就任为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 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长沙市郊的农军和铁路工人首先开始破坏粤汉铁路。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州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一直到15日，敌军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通行。自此，经毛泽东历尽艰险的奔走、组织和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搞得轰轰烈烈，成为了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 9月10日中秋节这一天，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的余洒渡，因为他原来并不归属湖南省委的领导，所以他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委从安源通知他先率第1团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再攻平江的命令，竟然擅自率领着第1团从师部驻地修水县城商会办公楼出发，向平江县长寿街进军了。 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后不久，潘心源也来到了铜鼓。毛泽东、潘心源在第3团驻地铜鼓萧家祠和团长苏先俊等3团干部见了面。苏先骏向毛泽东报告说，3团已于9月7日接到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毛泽东立即召开铜鼓、修水的干部会，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宣布任命原武汉警卫团副团长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钟文璋为第1团团长；苏先骏为即将组建的第3团团长。 晚上，毛泽东在萧家祠亲自主持召开排以上军事干部会议，向大家宣布组建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加秋收起义。 毛泽东和师团领导还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进军路线。而后，毛泽东同干部们一起参加了中秋节聚餐。 9月11日凌晨，在铜鼓县城东临城依水的桥头大沙坝上，到处贴满了红色标语：“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政权！”一面缀着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在晨风中迎风招展。 起义部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纷纷从萧家祠、李家祠、蓝家祠、武曲宫，向镰刀斧头旗下汇集。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 “同志们，工农革命第1军第1师第3团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下面，全团阅兵典礼开始——” 1000多名身着蓝色、灰色服装的起义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起义部队受阅后，浩浩荡荡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 白沙镇3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附近，毛泽东指示团部领导，要集中兵力在白沙打一个歼灭战，要向全团官兵作动员：这是第3团出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上庄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他摊开了军事地图，说： “派1营为左翼，从壕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 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哈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好难听的名字。” 毛泽东说着故意皱皱眉头。众人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苏先骏团长有点不耐烦了，他板着脸说：“严肃点！” 毛泽东轻轻地拍拍苏先骏的肩膀，微笑着说： “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 下午4时许，起义部队到达离白沙4公里的濠溪，第3团立即分3路向白沙进击。 此时，敌军尚不知起义部队已经围攻了上来，他们的头目正在团防局里拷打革命群众。在3团的右翼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他们还以为是少数工农义勇队的骚扰。3团的正面攻势很猛，一下子就打到了团防局大门口，团丁们这才慌忙逃窜。起义部队在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支援队配合下，与敌激战仅1时许，就胜利结束了。 白沙之战共击毙敌军连长1人，士兵多人，活捉团丁1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沙之战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与第3团取得白沙之战的同时，总指挥卢德铭和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也在这一天越过平江、修水边界，占领了龙门厂。而在安源的王新亚第2团，按照部署攻打萍乡。他们在9月11日这一天激战了1整天，不但未攻下县城，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2团决定放弃萍乡，改攻老关。 再说在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起义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胜利地占领了东门市。 第3团进驻东门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然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9月12日，王新亚的第2团在占领老关后，乘胜扑向醴陵。在与当地起义农民军会合后，起义部队分3路攻城，旋即胜而占领之。 第2天，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敌人非常震惊，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将起义部队围歼于醴陵县城。 2团领导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决定改变原定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他们遂于9月14日主动撤出醴陵。 而此时的卢德铭、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在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4团，与敌第8军密谋联系，投敌叛变，致使第1团在交战中损失惨重。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卢德铭当机立断，率余部退向平、浏边界。 9月14日上午，东门市败逃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过来。同时，由于第1团在长寿街的严重失利，第3团右路失去配合，平江之敌两个营，也迅速向东门市扑来。敌军分两路包围，夹击第3团，形势非常不利。 此时在起义部队中又正值疟疾流行，第3团官兵过半数患有疾病，致使部队战斗力大减。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第3团的战士们依然英勇抗击，一直打到下午。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3团干部研究决定，部队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这天晚上，第3团驻扎在浏阳上坪。此时，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第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9月14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上坪陈锡虞家里召开了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根据起义部队各路受挫的情况，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起义部队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突然进入浏阳境内，与第1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 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汇合，让部队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9月15日，湖南省委得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当晚也做出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本来卢德铭、余洒渡闻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率领第1团准备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卢德铭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发来的命令，要“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于是，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此时情况最糟糕的是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 原来在9月16日，王新亚的第2团顺利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这一天，部队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溃散了，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二，团长王新亚也下落不明。一时间，起义部队“竟至溃不成军”。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和第3、第1团先后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大革命时期，他们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 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毛泽东来到3团驻地文家市村头，见到当班值星的陈士榘，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父亲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为杀过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他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叔父的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 且说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虽然走路时脚有点跛，但英俊而疲惫的脸上，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还是特别有神。陈士榘猜想，他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可是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你找一个同志来，我们一起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就在此时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地说：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又回头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这一天，被打散的第2团的少数干部战士，也闻讯赶到这里会师。王耀南见到毛泽东，汇报了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在安源煤矿当小爆破工，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 王耀南在安源起义刚发动时，组织了20多个小爆破工，将炸药做成土手榴弹。敌人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里，王耀南和一批小爆破工也躲在井下。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这时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就这样，王耀南和工友们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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