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章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话说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的酷热的一间阁楼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本是中共中央在7月28日通知的一次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这一天，到会的中央委员们也仍然不足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一半。而且因为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员，将与会者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竟然用了3天3夜的时间。就这样，待到“八七”会议结束后，所有代表们的一进一出，前后总共用去了6天的时间。 参加“八七”会议的正式代表一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他们是：毛泽东、陆沉、李振瀛。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书邓小平。 邓小平，童年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官僚家族。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后，被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改名为邓小平。 罗明纳兹回忆“八七”会议的情况说：午夜刚过，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他脸色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坐在罗明纳兹身边的纽曼，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罗明纳兹，悄声介绍说：“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会场，没有注意罗明纳兹。纽曼又悄声对罗明纳兹介绍说： “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李维汉二人主持的；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议题是：1、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2、要由下而上地争取群众；3、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与会者对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首先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说： “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是，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则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来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毛泽东接着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发动群众。现在，我们则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 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结果，蒋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现在虽已注意，但是，仍无坚决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提醒与会者说：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委员候选人7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候选人7人：李立三、周恩来、澎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而把毛泽东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人在讨论政治局候选人选时，一再建议把毛泽东选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李维汉还提出，他们自己可以不进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维汉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说他们是企图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左派。蔡和森马上声明说： “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也主张他回湘工作。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和森又主张他在中央工作。” 毛泽东则表示说，他愿意去湖南做农民革命工作，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中央，所以不能进入政治局。 罗明纳兹在选举表决前，决定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表决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9人，有：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澎湃（16票）、任弼时（14票）。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有：邓中夏（13票）、毛泽东（12票）、周恩来（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受到了排斥，他在选举中落选了。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常委分工是：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和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28岁的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负责全局的领导人。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中夏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由张太雷、张国焘、周恩来、澎湃、恽代英、陈权、黄平，组成南方局，张国焘为书记；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由蔡和森、王荷波到北方组织新的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山东等省的工作。 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 原来，此时以易礼容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给中央写来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开往广东，与南昌起义军主力一起，共同夺取广东。 由此，政治局里也有人同意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主张，在湘南将工农武装编1个师，与南昌起义的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断然反对这一主张，他说： “这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的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1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 “对于绿林朋友，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 毛泽东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 “现在的省委是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毛泽东的主张，最后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和支持。罗明纳兹提议说： “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罗明纳兹还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瞿秋白则提议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 “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湖南省委改组工作，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在毛泽东、彭公达临行前，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湖南省委的主张，信中说： “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4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4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信中还说：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量确定新省委名单。 中共中央又为毛泽东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一封信，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踏上了新的征程。蔡和森则被贬为秘书，远离了革命中心，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两位老同学老战友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再次握手告别，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8月12日，毛泽东与杨开慧都化了妆，由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龙，先行离开武汉。然后，毛泽东和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及小友许志行一起，也离开了武汉，前往湖南长沙。 此前，杨开慧让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青和周文楠，已经于8月初回了湖南长沙。后来不久，周文楠于1927年9月8日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小巷一栋古老的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毛楚雄，谱名毛远大。 杨开慧及毛泽东、毛泽民、钱希钧先后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 毛泽东在长沙同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8月13日，毛泽东、杨开慧及家人回到清泰乡板仓。在杨开慧家里，毛泽东邀请5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小学教师开了2天调查会，了解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要求。 曾经参加毛泽东调查会的钟庆生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8月16日，由彭公达在长沙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8月17日，毛泽东在杨开慧陪同下，从板仓回到长沙城里“板仓杨寓”。杨开慧获悉大批军警到处搜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便向毛泽东建议改变住处，于是，他们从望麓园搬到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这里离长沙市郊的省委驻地沈家大屋很近。 谢觉哉从避难的乡下，来到毛泽东家里住了几天。毛泽东告诉谢觉哉说，今后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讨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有的人根据中央的指示说，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地主的多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他们对待土地问题，主张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即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因此，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则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收的土地少，贫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 “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就可以做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 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在讨论暴动计划时，大家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省委书记彭公达和多数省委委员，都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动全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他们也“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提出划全省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暴动力量不足，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易礼容、夏明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大家激烈的争论，最后多数省委委员都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只有彭公达一人仍主张在湖南全省暴动。 于是，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同时发起暴动。这个区域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起义的领导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经过毛泽东的分析和说服，湖南省委会议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说：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秋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8月19日，毛泽东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拟出了4条土地革命纲领，其中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的内容。 8月20日，毛泽东以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将上述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去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毛泽东在信中又写道： 湖南省委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毛泽东还把他所拟订的《土地纲领》草案，抄录在这封信中，提供给中共中央讨论。 8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接到湖南省委的报告后，立即开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有的常委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与中央的提法不同。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说，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孤立于一地。”关于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这是不对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关于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说：“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还指示说，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立即开会研究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了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坚持缩小范围，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3地为中心的全省暴动。与会者中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8月30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常委会议，最后一次讨论湖南暴动的计划。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行湘中暴动。湖南省委在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思想指导下，决定组织起义的两个领导机构： 1、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2 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暴动各县的工农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常委会议拟定暴动口号10条。主要内容是： “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省委常委会议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 中共中央对于湖南起义的时间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次则是在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对此，湖南省委采取了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他们认为，起义的具体时间，需视各地的准备情况，再作决定。 湖南省委常委还进行了分工，他们决定： 由彭公达到中共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省委另外致函中共中央，对此计划进行全面解释。毛泽东立即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导湘北的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协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 毛泽东在8月30日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解释函中写道： “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还设计出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新旗帜。他在旗帜上设计的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又在这面军旗上书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月31日早晨，毛泽东和杨开慧依依惜别，他再三叮嘱杨开慧说：要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孩子，更要多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还说： “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 毛泽东和杨开慧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俩的永诀。 毛泽东又与亲人和朋友们一一握别。 此后，许志行南下回到了上海等地，在书报行业做编辑或在学校里当教师。 毛泽民则化名为周方，受命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 后来，毛泽民于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知哥哥毛泽东已经发动了秋收起义，就带领一批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平江、浏阳一带寻找哥哥，结果在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毛泽民利用没有被破坏的原厂址继续秘密工作。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厂被敌特发现，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办起了新华印刷厂，毛泽民担任经理，钱希钧负责排版印制。此事后事，待后再叙。 这正是：曾读《水浒》赞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欲知毛泽东此行吉凶祸福，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经验，但和旧式“占山为王”的思想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运动。 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第2次被贬，实在冤枉，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到了何等的程度，连给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