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二）

第五节    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十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

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

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

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

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

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 

　　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