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纪实

　　在这一点的最后，毛主席讲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在这个极重要讲话中，毛主席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而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是全文发表的;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刊载时，随着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们竟把这篇文章的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两个重要问题，拦腰砍掉了。这就是第三点和第五点，现引录于下：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一定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从删掉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删掉的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大问题。这篇重要文献，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为纪念建党57周年，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是全文发表的，并没有任何删减。而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竟然秉承上面某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旨意，在编辑出版毛主席著作时，大量阉割毛主席著作的灵魂和革命精神，特别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精华和灵魂，这一篇他们的阉割是很典型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总有一天，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共产党人和亿万人民群众，是要同你们算总账的!

　　这次大会，正如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的：“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6-43)

　　毛主席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与会代表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这几年来党的工作，充分发表意见，热烈讨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到2月2日，“出气大会”告一段落。2月4日是除夕，毛主席和与会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大年初二(2月6日)邓小平、朱德讲话。朱德的讲话，主要是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大年初三(2月7日)，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大会最后，通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毛主席宣布大会闭幕。

　　(五)七千人大会的伟大意义。

　　这次大会，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有着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必然与自由的科学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作了极其重要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同时，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后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自上而下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造反，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总之，七千人大会以其辉煌的光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载入史册!

　　(六)毛主席亲自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毛泽东随即离京去外地。走之前，曾交代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稿不太满意。2月24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54)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主席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同上)

　　从这时起到3月20日，毛主席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另外，在1966年的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4注释5)

　　到了21世纪初，一些政治流氓、文痞实在找不到什么子弹来攻击毛泽东了，竟造谣、诬蔑和诽谤说什么：《毛泽东选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著作都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而是其他领导人和胡乔木、陈伯达等人所写。这些造谣者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就是连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同志，都公开出来辟谣。胡乔木尽管曾被毛主席赞誉为“党内的一支笔”，但他比较起毛泽东来，自愧不如。毛主席真是大手笔，远高于陈伯达、胡乔木不知多少，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上!有人造谣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连胡乔木自己的诗词，都要请毛主席给他修改、笔削，才能发表，而他写的词，却要冠以毛泽东的名字，这更是令人笑掉大牙!

　　笔者在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曾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写了一篇哲学论文，现引录于下。

　　附录：

　　毛泽东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孙焕臻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范畴。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一、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毛主席在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科学地揭示出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到了上个世纪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运用必然和自由哲学范畴，深刻地阐述了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他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7-37)

　　三、运用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使其成为

　　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对于用这个哲学范畴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845)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