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章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 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话说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一职，他经常要到养成所给学员们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一些课程。宣传员养成所的学员们毕业以后，绝大多数将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去，担任政治宣传干事和营团党代表，所以对他们的教育也是一份十分主要的思想工作。 12月间，正在毛泽东十分繁忙的时候，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广州。毛泽东把家安在《政治周报》通讯社所在的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2层小楼，大门正对着街道，毛泽东一家就住在楼上。 自此以后，杨开慧又开始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她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夫妇与吴玉章、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 再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他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他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毛泽东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他和参加筹备二大的主要人员吴玉章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好国民党二大。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说：我们应当利用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有利条件，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应使中共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尽可能地在国民党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结果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大会，他的座位是第13号。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间派65人，右派只有45人。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向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聆听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言。 就在国民党二大开幕的这一天，指导农民运动的全国性刊物《中国农民》创刊。毛泽东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农村中的所有人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和游民八种。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农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3种。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分为右派和左派，其右派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其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就是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也要参加革命，就是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响，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同属半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开展农民运动，要非常注意。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及水旱天灾而失去了土地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农民运动的任务，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5种农民于一个组织里面。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对于游民无产阶级，要劝他们站在农民协会一边，参加革命运动，切不可逼他们跑入敌人那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再说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进行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他在结束语中说道：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中共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说，毛泽东的报告较其它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蒋介石也出席了国民党二大，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二大上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 “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还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 1月9日，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 1月18日，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宣传报告决议案。 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 1月18日，大会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6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加上‘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 毛泽东的意见，引发了代表们热烈地讨论，有的代表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坐在59号座位上的曾经与国民党右派进行过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发言说： “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个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也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高语罕的意见，明显欠妥，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 “59号所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于小册子也是不行的。” 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他说： “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此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 因此，他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提案，其内容是： “（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把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 毛泽东立即发言，驳斥袁同畴的意见，他说： “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被枪毙了。 就第二点来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其它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 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也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 在国民党“二大”旁听的萧楚女，对毛泽东的发言十分赞同，他热烈地鼓掌支持。 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 “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在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请处分刘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林森、张继、石清阳、叶楚伧、邵元冲等12人提出书面警告处分，责其改正；改组上海《民国日报》，撤销叶楚伧的职务；责令戴季陶限期反省。 国民党二大给于“西山会议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在选举问题上，坚持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中仍然占了优势。 1月18日，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汪精卫得票最多，是248票；共产党员李大钊是192票，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也第一次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受到党纪处分后，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以173票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汪精卫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被推举为常委。 这正是：宋襄立马待敌渡，毛公定评是蠢猪。 天予不取在二大，忍将利刃赠屠夫。 1月19日，国民党二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被大会通过。《决议案》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在中国中部和北部选择适当地点，设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 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由林伯渠继任农民部部长。 1926年2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二次常委会议上再次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 会议还通过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提议，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由林伯渠拟定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委员名单：由林伯渠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萧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8人担任委员。 此时的毛泽东锐意整顿宣传部，他巧妙地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内弟陈春圃等人调出了宣传部，另请沈雁冰担任宣传部秘书，请萧楚女担任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找来沈雁冰谈话，他告诉沈雁冰说： “组织上决定要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任，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在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沈雁冰接受任务后，径直来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向毛泽东报到。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楼下是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住有一人，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保姆的卧室。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 毛泽东听说沈雁冰来了，赶紧下了楼，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 “老朋友，欢迎你！” 说罢又指着屋里的那人介绍道： “这是萧楚女同志。” 萧楚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两湖河街一个破产的木商家庭。萧楚女完全是自学成材的。1914年他在武汉和留日学生一道创办《崇德报》，工作之余，经常到中华大学旁听，结识了恽代英，成为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1925年5月，萧楚女到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参加了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且说萧楚女见毛泽东介绍了他，便指着室内一张挂有蚊帐的单人木板床，热情地对沈雁冰说： “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3人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比较远。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沈雁冰惊讶地问道： “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毛泽东解释说： “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沈雁冰这才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担心地问： “我能胜任吗？”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