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好后，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可是陈独秀却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此文。由此，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12月11日（一说12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以后该文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第6期上发表；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要分辩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写道：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再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后人评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陈独秀、张国涛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集中了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许多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报道文章。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文章中尖锐地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步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毛泽东把报告书全文照发，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对其它党部的声讨电，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这些报道，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分析了上海《国民日报》被“西山会议派”操纵走向反动的必然性，并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的笔名，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从政治上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毛泽东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毛泽东进一步写到： 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 “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一说第5期）上，毛泽东发表了2篇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文章。一篇题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继续报导国民党各地方组织，谴责“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消息。另一篇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这是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毛泽东首先写道： 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 接着，毛泽东写道： 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这一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革命的队伍是极其孤弱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产阶级甚至小地主阶级也还没有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分。 现在的国民革命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国际上出现了苏俄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国内有了共产党和形成社会力量工农阶级，这种革命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到人类平等大同。 毛泽东分析说： “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 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 “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其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中产阶级的分裂，正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似匕首，如投枪，批驳得西山会议派诸老体无完肤；后世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阶级分析一文条分理析，切中时弊，像灯塔，比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阶级”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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