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 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话说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与同去广州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一起，由长沙动身，来到了衡阳。 这是毛泽东第4次到衡阳，他在第三师范一侧的东山庙召开会议，指示衡阳党组织，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和郴州、衡山等地。由于时间仓促，毛泽东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就匆匆离开衡阳南下，又经过了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他沿途一再对地方干部强调说，要多派优秀青年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运动。 就在毛泽东离开湖南不久的1925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就正式建立了。 1925年10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广州，与小弟弟毛泽覃会合，弟兄俩就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 毛泽东因为在上海执行部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得到汪精卫的器重，所以他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热烈欢迎。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情繁多，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了“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案”。会议一致通过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视事”，主持宣传部工作。 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这一消息。自此，毛泽东开始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弟弟毛泽覃则被安排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结识了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澎湃。 原来，澎湃是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农会，由于他所领导的农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增设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3日，澎湃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第1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到1925年12月又先后办了4届，他和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后两届又招收了部分两湖、福建的学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教育为目的的专门训练农民的学校。 第5届讲习所是在1925年10月开办的。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荐，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民也在其中。后来毛泽民在讲习所结业后，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刷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这是后话。 毛泽东来到广州时，正值彭湃任主任的第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澎湃立即邀请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毛泽东到讲习所担任教员。 毛泽东在韶山进行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就成为他讲授农民运动和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在讲习所上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们。他向学员们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塔，然后指着塔对学员们说：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接着说： “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得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还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他说：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把他们逼到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在这期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为他后来举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国民党改组以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孙中山先生富有远见地正确审察环境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赞扬广东同志的革命斗争，“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 国共合作是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实现的，但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坚决地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打击。 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毛泽东针对戴季陶等人扮演的中间角色，一针见血地说道： “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 1925年11月1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于滦州倒戈。此事引发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运动。 原来在毛泽东到达广州后不久，也就是在25年10月间，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的反奉倒段的情绪，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群众的这种大示威的性质，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各级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反帝反奉宣传。 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 11月1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被推举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 11月21日，毛泽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本书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在1920年1月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来是要创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然而，由于人员成分的复杂，思想倾向的差异，学会内部很快就走向了分化。 毛泽东接到的这份调查表，正是濒于解体的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意见的最后一份调查。早已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毛泽东，收到这份调查表后，他不加任何思索，秉笔直抒胸臆。他是这样在表上填写的： “姓名：毛泽东（润之）；籍贯：湖南省湘潭县；通信地址，最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长沙文化书社。 1、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2、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竟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处，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中国少年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3、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1年书，做过2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1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填完这份表，便寄往北京。后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果然成了一个反动组织。 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老右派分子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擅自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 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开除了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 这次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还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的报告。 《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各方面的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提出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了9个口号。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 “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策略，他说： “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 “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 “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 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92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 毛泽东身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最前沿。 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决定“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委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担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 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 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毛泽东还写道：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说： “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反奉运动的新高潮。 毛泽东创办的《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一共出版了14期，刊载了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了“反攻”专栏，发表大量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的逆流。 毛泽东在第一期上，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的两面黑旗，以“润”的笔名，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等一组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反共产”的右派们制造谎言、和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实质。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精力投入到《政治周报》的主编上，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加入到中共党内关于中国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原来在中共“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他们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涛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批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争论，为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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