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6章 “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 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 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毛泽东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月之后，这才从安源化妆秘密赴上海。 1923年5月，陈独秀调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没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 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疑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多数代表在讨论中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 毛泽东也多次发言，他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还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大会上《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15日，也就是在“三大”进行期间，瞿秋白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他在新宣言中说： “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6月20日，经过充分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 大会选出了新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 李大钊 蔡和森 毛泽东 王荷波 罗章龙 项英 谭平山 瞿秋白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会议，又推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为中央局委员，组成5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按照上述组织法的规定，陈独秀和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此后，毛泽东就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局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李达在中共“三大”后，由于对国共合作政策的严重不满，中断了和陈独秀的联系，脱离了中共党组织。 李大钊和毛泽东利用“三大”结束后的机会，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商谈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去谭延闿的住处。谭延闿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另一方面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的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队。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他总结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指示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后来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组织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 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是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救援在狱同志的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问题。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也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叛徒。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陈望道做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散会后，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退党，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说，便道：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玄庐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玄庐，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退党问题。沈玄庐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他最终接受了矛盾的劝说，答应不再退党。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却鼓励他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玄庐后来在第二年春天还是退了党。 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2年来戴着省宪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毛泽东闻知战友陈子博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要用炸弹去炸赵恒惕。在敌人全城戒严时，他躲入粪池，中毒牺牲。文化书社在长沙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幅”。毛泽东也沉痛地为陈子博题写了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里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中央局机关。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尽快实现，经常通宵达旦地审阅和起草各种党内文稿。他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建立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且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接受此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的名义，专程回到湖南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就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杨开慧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便自个忙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一起到上海去，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点时间帮她照料家庭。不料，毛泽东却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还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毛泽东是借此劝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杨开慧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 9月2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关于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他写道：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它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 毛泽东还在信中说：经费问题是采用“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他最后又交代说：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听取了夏曦关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召开了该校百余人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会议，他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说，这次学潮的缺点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深入群众，多看进步书籍，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团结多数、深入工农的指示。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十分高兴。毛泽东十分关心毛泽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询问了小妹的各方面情况。 原来毛泽东将毛泽建安排在夏明翰家里，她在夏明翰指导下复习功课，在这年秋期，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912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都曾到女三师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 此时的女三师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学校的设备也好，仅图书馆的藏书，就有3万余册。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女三师后，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毛泽建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爱戴。 毛泽建没有忘记三哥的谆谆教导，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她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毛泽建担任女三师学生中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她教育党员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其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 毛泽建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还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和《呐喊》等，介绍给同学们，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等组织。她还经常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在衡阳的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听了三哥的称赞，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毛泽东的话对毛泽建启发很大。她反复体会三哥的教诲，深切地感到，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关起门来埋头读书，是根本无法救国救民于水火。这时，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三哥的话：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后来毛泽建发动同学们，到工人中做宣传，做调查；到附近菜农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疾苦；她团结进步同学，要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扬起那涤荡污泥浊水的狂风大浪。 毛泽建在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期间，结识了湖南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冬，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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