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章 “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 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 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话说在1926年3月23日上午，郭沫若由上海抵达广州。他是由瞿秋白推荐，应聘到广东大学就任文科学长的。 郭沫若在先期到达广州的成仿吾的陪同下，如约来到林伯渠家拜访，不巧，此时林伯渠出门去了。他们正在等待间，毛泽东也来到了林伯渠家里。 郭沫若，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1914年赴日本学医，后攻读文学。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后来，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参加北伐战争。 毛泽东和郭沫若、成仿吾是平生首次相见，相互间寒暄过后，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还特意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局势。3人正谈论间，林伯渠回来了，众人重新施礼问候。毛泽东又与林伯渠谈了一会儿，就起身与林伯渠、郭沫若、成仿吾3人告别，出门去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 “在祖涵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娓。……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 3月底，沈雁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他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嘱咐他说： “上海《国民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 沈雁冰应道： “好的，我努力去办。” 后来，沈雁冰在上海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落实办报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成功。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形势所迫，曾一度流亡日本。尔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茅盾为笔名发表的著名文学作品《子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再说在3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林伯渠在会议上报告说： “农讲所经常费7980元，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交政治委员会委员开会提出讨论，结果交预算委员会审核。” 与会者讨论后，一致认为，必须力促预算委员会尽快通过此项经费。“现在国库虽然支絀，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其重要。而且，实际上各省学生已陆续到粤，无法缓止，应由部函预算委员会从速决定。” 毛泽东还提出了3项议案：一是改变广西学员原招生办法。二是“委任高语罕同志为农讲所政治训练主任”。三是因“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毛泽东所提议的高语罕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上，他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和毛泽东意见不尽一致，但在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却是十分坚决的。他和毛泽东、恽代英、于树德，被右派称之为国民党“二大”上中共党团的“四大金刚”。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会议议决通过。此后，他便着手筹办第6届农讲所。 毛泽东在筹办第6届农讲所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竭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通过占用农讲所所址——番禺学宫、限制农讲所的经费和拖延拨款的办法，中断农讲所的筹办。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没有得逞，农讲所的筹办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根据此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参照澎湃、阮啸仙等举办农讲所的经验，对第6届农讲所学员的入学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 学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符合上述条件者，才能录取。 为了把学员们培养成既懂革命理论又能进行实际斗争的干部，毛泽东聘请了15名政治理论素养高，踏实肯干、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农讲所任教。教员澎湃、阮啸仙、周其鉴等人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教员赵自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领导人。此外，毛泽东还邀请了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周恩来、萧楚女、彭述之、陈启修、恽代英、李立三、张秋人、陈公博、罗绮，为农讲所学员授课。 李立三是在安源大罢工后，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上海，从事了工人运动。1925年冬他曾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 李立三将在农讲所主讲《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将主讲《中国民族革命史》。 毛泽东听说他在一师附小的老同事周谷城与其学友徐鸣鸿来到了广州，下榻在越秀酒家，曾两次到旅馆去找周谷城谈话。毛泽东说： “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 毛泽东是想让周谷城留在广州农讲所里教书。可是周谷城却说：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事，我还没有辞去。” 毛泽东说： “你留在这里，一师的问题好解决。” 周谷城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广州停留两个星期，就回湖南了。 此时，毛泽东接到许志行的一封来信。许志行在信中说，他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于暑假到上海参加宣传工作；回到学校后又在学校闹革命，想不到一到寒假就被学校开除了。 毛泽东马上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邀他到广州，把许志行安排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为第6届农讲所还未开办起来，他利用空余时间还担负着另外两项工作，一是他在4月5日，被中共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聘为讲师，主要讲授《农民问题》这一课程。一是他在1926年春，和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道，应邀到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担任讲师，在夜间为专修学院吸收800多名公务人员、小学教师和店员授课。 再说毛泽东委托国民党“二大”陕西代表魏野畴到北京，请李大钊为农讲所选派学员。 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的信到了北京，李大钊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选派了元维修 、乔国桢、马致远、李波涛、张超等人赴广州农讲所学习。学员们临行前，李大钊对李波涛说： “毛泽东同志学问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 后来毛泽东在1926年9月农讲所结业时，曾托李波涛给李大钊带去了一封信，想不到自此以后他们竟成永别。这是后话。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于3月底陆续到粤。 1926年4月间，第6届农讲所举行了学员入学考试，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大成殿亲自担任主考官。面试完毕，4月下旬发出了录取通知书，要求学员于5月1日到广州报到。 这次招收学员原定计划是300人，因为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就加收了16人。后来在6月份又增收了11人，共计录取学员327人。这是历届农讲所中学员人数最多、学员来源最广的一届。学员们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奉天等全国21个省区。其中，广西有40人，湖南有36人，是学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毛泽东特别注重的鄂直鲁豫4省的学员人数，也有22人之多。 1926年5月3日，第6届农讲所在广州市中心的番禺学宫举行开学典礼。番禺学宫原是明清两代培养封建士大夫和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在却在这个地方的墙上，挂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画像，柱子上还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运动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的标语。讲台用杉木和竹片搭成，台上还有几十套杉木长桌和长椅。 出席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还有共产党员彭湃、彭述之等。 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由毛泽东作了报告。 开学典礼结束后，因为番禺学宫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所以，农讲所就延至15日正式开学。 毛泽东身为农讲所所长，除了负责处理所里的日常事务以外，还要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他住在农讲所东耳房的一间小屋里，这里原是番禺宫的更衣室，只有10平方米，现在，这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晚上，毛泽东睡在两条长凳架成的单人硬板床上，床上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床单，没有蚊帐。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土产竹箱，里面盛着衣物，竹箱上面就成了他的竹书架，堆放着书报杂志，还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时期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足以能够使他写出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个办公桌，桌上放着学员们的笔记本和调查材料。 毛泽东就在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小东耳房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白天，他为农讲所的各项工作奔忙，夜晚，常常伏案疾书，为学员们准备讲稿，编写农民问题丛刊。看到东耳房里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学员们都十分感动。 毛泽东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喜欢和学员散步，交流思想；或者在课余时间和学员漫步交谈磋商问题。学员们都说“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50多年后，学员王首道还深情地回忆说： “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耀眼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 再说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他已经成为国民党重要会议的主持者了。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中共中央委派张国焘、彭述之2人为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的指导者。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的报告》。 蒋介石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这是蒋介石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阴谋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反革命步聚。 陈独秀当即向共产国际东方委员会建议：共产党脱离国民党，两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问题。陈独秀的这一正确意见，却遭到了苏联《真理报》的严厉批评。 作为中共党团指导者的彭述之，在党团会议讨论《整理党务案》时，他引经据典地证明说，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不能接受。可是当有人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说大家讨论好了。当有人提出否定该案的意见时，彭述之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也错误。为此，中共党团讨论了7天，也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坚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他主张“坚决顶住”。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都没有举手。 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对《整理党务案》一致持激烈地反对态度。何香凝在会议上含泪痛斥蒋介石这个提案，她一说到愤慨处，就拍桌顿足，十分激动。她说： “中山先生逝世不足15个月，尸骨未寒，你们这班不肖的‘党员’，为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是反共、反对联俄，这是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柳亚子也满腔激愤，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他一急躁起来，反而说不出话来。柳亚子从小说话就口吃，因此被人称为“哑子”，长大了之后他就索性改名为“亚子”。当何香凝痛骂右派时，柳亚子就拼命地鼓掌助阵，表示支持何香凝的意见。彭泽民则因为气愤之极，手足震颤，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跑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 柳亚子，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亦作亚庐；再更名弃疾，字亚子。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一个世代书香的文学家庭。早年读私塾，16岁中秀才。190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到职3天后，因病辞职。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毛泽东是在这次会议上初识柳亚子的。他们在会议的论辩之余，一起品着都不太习惯的苦涩难咽的闽南“功夫茶”，纵论国事。毛泽东曾经向柳亚子提出建议说，由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拟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国民日报》的主笔，作为与右派出版的《民国日报》相抗衡的“舆论阵地”。 由于陈独秀等人执行了共产国际提出的退让方针，《整理党务案》及蒋介石所提出的修改办法，还是被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毛泽东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位子。 柳亚子私下曾向中共代表恽代英提议说：雇人谋刺蒋介石！恽代英感到柳亚子的提议“令人可骇”，他认为那是一种“过激”的行为。因之，柳亚子的建议没有引起共鸣。 蒋介石自此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国民党政客顾孟余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叶楚伧也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 柳亚子对此极为愤慨，他便藉口家中来电说母亲病重促归，不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广州，回到了乡下。柳亚子的举动，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柳亚子后来在10月份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他只好化名避居于上海。 再说毛泽东在农讲所讲授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以及他素来喜欢的《地理》3门课；《中国农民问题》为23课时，是农讲所课程中课时最多的一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讲课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学生很爱听，他还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堂。 1926年6月3日，毛泽东第一次给学员们讲授《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学习什么？学员们一时还摸不着头绪，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农村教育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教育是讲《三字经》，讲孔孟之道。” 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着： 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毛泽东写完了，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句话，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知道。”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很少，‘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下品人’却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上品人’都是有钱人、闲人，不做工有饭吃；‘下品人’都是穷苦人，整天做工却没有饭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上品人’就是剥削阶级，‘下品人’是广大劳苦农民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进行农村教育，就是要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瞿秋白在农讲所带病给学员们讲授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毛泽东还陪同郭沫若到讲习所，给学员们演讲了《革命文学》。 在农讲所里，还有一位麻脸教员，他就是专任教员萧楚女。萧楚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的研究，他又富有教学经验，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员们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修养好、努力负责、热心教育的良师益友。 由于教务主任陆沉未到职，毛泽东就让专职教员萧楚女代理了教务主任一职。毛泽东把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多委托萧楚女办理。萧楚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 萧楚女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设置了包括新的卫生课在内的25门课程，一共有25两个课时。 在这25门课程中，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就占了8门，有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澎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罗绮园的《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周其鉴的《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韦义光、蒲良柱的《农业常识》；于树德的《农村合作概论》。 关于中国历史和国民革命基础方面的课程，主要有陈公博、陈其瑗的《三民主义》；甘乃光的《中国国民党史》；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述之的《中国政治状况》；陈启修的《中国财政经济状况》、《苏俄状况》；恽代英的《中国史概要》；毛泽东的《地理》；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 毛泽东和专职教员萧楚女一起，十分注重学员自学能力的培养，开展了“授课以外之理论研究”，方法是：发给学员一些基本的书籍，“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卷，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若干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理论研究颇不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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