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艺术团：创作与实践

　　【附文】首先请“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始人孙恒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报告。

　　孙恒(新工人艺术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下午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艺术团的一些创作和经验，今天我们也带了吉他，如果有时间后面可以给大家唱几首歌。

　　首先介绍一下艺术团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民也开始流动进城打工。80年代的乡镇企业，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以及各大城市的建设，都需要大量工人劳动者，他们主要就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称之为“新工人群体”，当然外界和官方的称呼是“农民工”或“民工”，我们很不喜欢使用这个词。我们提倡使用“新工人”，我们的户籍身份虽然是农村户口，可是我们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已经进城打工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劳务报酬，已经是工人了。为什么是“新工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区别于之前国有企业的“老工人”，其实都是工人，无所谓“新”、“老”，但是两者还是有些区别。国有企业的工人有一整套社会保障机制，可是“新工人”是农民身份转换而成的工人群体，现在连基本的社会保障还都没建立起来，整个工人群体正在形成过程中，工人是这个群体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称之为“新工人”群体。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流动过程，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比如说：收容遣送。大家都知道“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了收容制度的取消，这对于我们工人群体来讲是身心上的解放。我是1998年来的北京，那时候我租房子住，晚上睡觉要把自己反锁起来，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感。警察、城管、村联防队，他们可以随时晚上破门而入，把你抓起来送到昌平去翻沙子，然后把你遣送回老家。所以孙志刚事件和这个制度的取消对我们工人群体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有拖欠工资，工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建筑行业，工人的工资应该是以月为单位按时发放，但是建筑工人的工资有时候是以年为单位，工程完了还被拖欠工资。所以出现了2003年温家宝总理替熊德明讨工钱的事情，可是工人自己讨工钱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前几天看一个报道，一个工人追讨5000块工钱，要了25年，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还有大量的工伤事故、职业病，“开胸验肺”是比较典型的事件，张海超也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现在他还在郑州的医院住着，他是尘肺三期，中国目前有六百万尘肺病工人。

　　伴随这种流动还产生了2000万流动儿童，他们跟着爸爸、妈妈打工进城，可是这些孩子却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享受不到城市公平的教育。所以在北京，现在还有100多所打工学校，如果进入公立学校，门槛很高，要办很多证件。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了3年，搬了20次家，流动对孩子们的影响可想而知。

　　在农村还有5800万留守儿童，长期不能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团聚，留在老家基本上是由爷爷、奶奶等老人们照顾。我看过一个留守儿童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他说：“爸爸、妈妈你们再不回来我就要自杀”。2000万流动儿童和5800万留守儿童，这是2005年的数据，2010年这个数据反了过来，进城的孩子超过了留守儿童。

　　还有最近这几年大家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在“十二跳”以前我都非常的麻木，因为这种事情好像很普遍了，觉得没什么，习以为常地变得冷漠了。可是听到“十二跳”的时候，真的再也没办法进行自己正常的生活了，我在想：中国人真的没有爱心和良知了吗?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是非常有爱心的，而对待不认识的人就非常冷漠。当“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工人的声音。老板郭台铭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五台山去请了一个风水法师，说这是风水问题;第二件事是跑到清华大学请了一个心理学教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说这是年轻工人的心理素质太脆弱。

　　紧接着又发生了“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这两个事件对比来看非常有意思。同样是年轻工人，可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一个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消极抗争，一个是通过工会组织力量，积极争取合法权益，而且取得了成功。

　　我们现在开始关注80、90后新生代工人，在中国已有近1亿人。我们去年做过一个调研报告，基本结论是：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的城市。这些年轻人不会再回去种地了，中国人多地少，而且资本也开始进入土地，很多农民都已经没有土地了。待不下的城市就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从没有把“新工人”群体看作城市的一部分来接纳。我记得有一个政府官员说，打工群体就像自来水一样，需要的时候就把闸门打开，不需要就把闸门关上。去年我们这本调研报告出版了，叫《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那怎么办?我们也是新工人群体中的一份子，面对这么多困难和问题，怎么办?其实10年之前，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10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自发的、业余的文艺演出队。我自己是1998年来到北京，之前我在河南老家开封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后来辞职来北京。在出来打工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几个有文艺特长的朋友——包括许多，今天他也来了，我们就开始唱自己的歌。在2002年5月1号劳动节这天，我们搞了一个小型演出，正式宣告成立“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刚开始规模很小，那时候只有三五个骨干成员，利用业余时间去工地、工厂、社区给工友们做义务演出，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之后，逐渐发展出我们艺术团的宗旨：“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用歌声呐喊”大家比较好理解，可是“用文艺维权”很多人就不理解，我们觉得很多人对“维权”有狭隘的理解，比如说只有追讨拖欠工资才叫维权吗?其实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权益应该包含：子女的教育、社会的交往、精神文化，也包括政治权利，而不只是经济权益和劳动权益。所以我们就把工人遇到的一些权益侵害的案件，改编成相声、歌曲、小品演给大家看，通过文艺的方式来提高大家的权益意识。

　　我们的演出形式除歌曲外，还有相声、舞蹈、器乐、小品，没什么门槛，只要愿意无偿、义务地为工人演出，我们都欢迎，所以大家参与比较广，但是流动性也很大，有的参加一场就离开了，有的能坚持半年。虽然艺术团迄今为止流动率非常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大约10个左右、相对稳定的文艺骨干。歌曲承载的信息比较少，所以这几年开始创作戏剧，我们学习到一些民众戏剧的方法，戏剧包含的内容、传递的信息及文艺形式更综合、更多元、更广。我们有两部戏剧公演过，一个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另一个是《城市的村庄》。我们也开使用一些电影和纪录片记录工人的生活，比如《顺利进城》是我拍的一个电影，很短，45分钟，讲的是一个河南打工青年进入城市，刚到城市半年的过程中，不断上当受骗的故事，这种事对工人来讲是很普遍的。《皮村》是艺术团另一个同事王德志拍的纪录片。我们的传播方式除了演出之外，还出版专辑唱片，举办工人文化艺术节，通过媒体和网络进行传播。我们演出的场地主要是工地、工厂、学校和社区。演出规模大小不等，有时候上万人，有时候几十个人。对象非常明确，就是我们的工人群体。

　　我们也做过几次全国巡演，2004年、2007年和去年，我们做过三次巡演，到全国各地，和当地的一些劳动团体合作，主要也是为工人演出。

　　2004年，我们出版了第一张专辑叫《天下打工是一家》。出这张专辑很偶然，因为很多工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歌，说能不能教我们传唱，所以我们找一个录音棚录音。在录音过程中，遇到了京文唱片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听到我们的歌特别喜欢，就拿回去给公司老总许钟民听，他说做唱片20年了，很少有歌曲打动他，因为流行音乐都是商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可是当他听到我们这些歌的时候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另一个原因是，他也做过建筑工人，也有过打工的经历和体会，所以很快就帮我们在全国发行了这张专辑，销量很不错，据说发行了10万张。我们现在已经出版了7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第三张《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梦想》、第四张《放进我们的手掌》、第五张《就这么办》、第六张《反拐》。《反拐》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反拐》专辑是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一起合作的。提到传统意义的“拐卖”，大家都会想到拐卖妇女和儿童，可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这是联合国对“拐卖”的最新定义。尤其在中国，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说童工、智障工人，还有学生工，所以我们通过这张专辑创作了10首反拐歌曲，并在全国做巡演宣传，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大家的反拐意识。我们第七张专辑《家在哪里》，主题是讲工人的居住权。

　　我们也举办全国规模的工人文化艺术节，我们口号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也经常会受邀请，比如一些晚会或一些娱乐性节目。可是每次去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那个舞台不是我们的，所以主导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只不过把我们拿过去作秀。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舞台。

　　我们是真的“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就在皮村自己建了一个“新工人剧场”。最初是日本的一个帐篷剧团在我们那里演出，演出完之后就捐给我们，是一个木质的空壳圆球框架，我们就用二手物品，动员社区的工人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新工人剧场”，我们艺术节的主会场就是这里。已经举办过三次工人文化艺术节，每次有三天，有歌曲、戏剧、论坛、工作坊、影像、展览，每次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代表参加，非常热闹。

　　我们在皮村还建立了“社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里面有剧场、工友影院、图书馆、博物馆，是一个综合的文化活动公共空间。工友们下班之后就会来到这里看书、学习、看电影、演出、聊天、认识新的朋友。

　　这两年我们也做了“打工春晚”，请到崔永元帮我们主持，晚会视频放到网上有几十万网友观看，我们与农林卫视合作还面向全国播出了“打工春晚”。为什么要办“打工春晚”?因为我们每年都看央视春晚，越看越难看，因为节目内容越来越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办一个自己的“打工春晚”，搭建一个平台，通过网络传播让社会各界听到工人的声音，看到工人的现实生活。

　　新工人艺术团从成立以来有10年了，累计演出超过500场次，直接看过我们现场演出的有超过20万观众。我们的歌很多都是来自工人真实的故事，比如有一首歌叫《彪哥》。1999年我在全国流浪了一年，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创作发生了很大转变，对我的人生改变也很大。这一年我接触到很多底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我曾经在一个工地上待了三天，每天傍晚等工人们下了班，端着饭缸子往那儿一坐，他们一边吃饭，我就一边给他们唱歌聊天。彪哥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个安徽的建筑工人，个子矮矮的、瘦瘦的。头两天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在我身边，第三天他开始跟我讲一些他的心里话。他当时就把一双手伸到我面前，他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这双手养活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爸爸妈妈。他说在建筑工地干活儿非常累，每天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十七八个小时。他说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血汗，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大街桥梁，而城市里很多人还瞧不起我们，说我们脏乱差、素质低。他也相信每天只要拼命地干、努力地干，日子就会改变，可是一年到头来剩下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彪哥的这些心里话就变成了我的歌词，我要唱给更多的人听。

　　像彪哥这样的劳动者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可是往往主流的文化当中只看到高楼大厦、看到鸟巢、看奥运会，看不到这些高楼大厦背后的故事，听不到工人的声音。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想，可以通过歌曲传递工人的心声，比如说《团结一心讨工钱》，就是一首工人维权的歌曲。

　　有八十多个工友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该回家过年了，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他们就团结起来把工地占领了，然后跟老板谈判。这个老板特别狡猾，先是找了一些工友让工人之间引起内讧，后来找了警察吓唬他们说要把他们收容遣送。后来因为工人们特别团结，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到天亮的时候要回了工资。这是一首用陕西方言创作的歌曲，记得艺术团第一次去演出的时候没有经验，那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演出，唱着唱着全场的工人跟我们一起喊：“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那个老板吓得出来就说：“唱的什么歌?滚!”就把我们赶跑了。后来我们就有经验了，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唱，唱完我们就走了。

　　还有像“富士康事件”出来的时候，听不到工人的声音，甚至最开始连政府都不出来说话，我们只看到老板郭台铭出来说话。在第十二跳的时候，我们动员了很多人一起为死难的工友们写诗、唱歌，我们在新工人剧场里面举办了“生命尊严：富士康工友悼念晚会”。这个晚会中一首歌叫《生命之歌》，就是讲工人对生命尊严的抗争，这首歌放在网站上，几天就有好几万人点击。

　　艺术团除了歌曲创作之外，还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在艺术团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劳工NGO组织叫“工友之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呢?我们最开始想法很简单，就是到工地唱唱歌，提高大家的权益意识。可经常是唱完之后，工友们就围上来拉着我们的手说：“我们被拖欠工资怎么办?我们受工伤事故怎么办?我们也想看书学电脑?我们的孩子上学怎么办?”一系列这样的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尴尬、很无奈，唱几首歌，现场很热闹，可是唱完，什么事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个二元体制社会。在农村，我们有一整套生产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可是当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就失去了原有的一切社会关系。在老家我们有一个家，爸爸、妈妈、同学、老乡、朋友，这就是一个社会支持体系。当我们个人遇到困难，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互相帮助。可是当我们来到城市，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也要在城市建立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家”就是一个社会支持网络。

　　2004年，艺术团出版了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拿到了7万5千元版税，那时候7万5千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我们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讨论怎么把它分掉，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我们经过讨论说，这点钱分了也就没了，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们演出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孩子到上学的年龄在社区里没有学上，包括我们自己年纪也大了，我们自己也要有家庭有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北京市户口，上不起学怎么办?干脆我们自己办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孩子有学上。所以，2005年7月，我们就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租下一个废弃的工艺美术厂，动员了1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参加建设。还有很多工人，我们帮他们讨工钱，他们就来帮我们盖房子。通过这种互助合作的方式，用了一个半月时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一所崭新的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当时我们想能招到50个学生就不错了，第一学期还不错，招了100多个学生，现在我们的学校有800多个孩子。同心实验学校是一所小学，三岁就可以来上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全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子女。

　　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学习中心，比如说周末节假日，其他学校就锁门了，老师也放假了。可是我们的学校是开放的，因为我们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根本没有休息日，所以我们就动员很多志愿者给孩子们支教。节假日或者暑假，我们把教室拿出来开办工人夜校，请大学生志愿者做老师，给社区里的工人开很多课程：社会工作、家庭教育、法律常识、电脑知识、大众文艺等，学校就成为一个开放式的社区学习中心。

　　去年这个学校因为“同心事件”变得很有名。去年当地政府要关停我们学校，在没有任何妥善措施的情况下，非常强硬地让我们写承诺书，要我们关停学校，而且不允许上访，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后果自负。这是非常不讲道理的，所以我们动员很多人进行抗争。当时他们的挖土机、警察全部都去了，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把学校门口的水管挖断了，整条街几百人堵上了。到傍晚的时候，事件很容易升级，当时我们也讨论控制了一下，没有再继续让它升级为群体事件。这个事件因为崔永元等联名给教育部部长写信，内部我们的家长特别团结，几百个家长和我们一起，心非常齐，就是要保卫学校。后来经多方面协调，最后北京市政府、体制内很多人都表态支持我们。

　　我们还做了一个二手商店叫“同心互惠商店”，商店是扎根在工人社区的，商店里的物品全都是募捐来的。因为城市里都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不断要买新的东西，而旧的东西其实还可以用。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募捐来，维修处理后进入我们的商店，以很便宜的价格义卖给工友。比如夏天的衣服一般不会超过10块钱，冬天很好的羽绒服也20块钱左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店，它是多功能的，里面也有图书角，工友们可以看书、学习，遇到什么困难、问题也可以通过商店来找我们。

　　很多人就是去找老乡找朋友，不买东西，因为工人社区里没有公共空间，所以商店变成了一个社区公共空间。很多小孩到我们商店里玩，很多男女朋友约会也到商店。所以商店从2006年开第一家到现在已经有12家连锁店，20多个工友解决了就业。去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万了，所以每年可以帮助工人降低生活成本大概1000万元。这个1000万怎么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商店的物品，基本上是市场价的二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

　　金融危机以后工人的工资几乎不上调，而物价上涨非常快，工人对二手物品的需求更大了。虽然我们不能帮工人赚多少钱，但是可以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帮助工人降低生活成本。

　　我们有一个呼叫中心——400 659 0098，拨打这个捐赠电话就会有人记录，会跟你约接收时间，我们有三辆车，每天都会上门接收。当然有一些要求，比如捐赠前需要清洗干净，因为我们倡导的是有尊严的捐赠，而不是同情和施舍，我们希望按照社会企业的方式持续地运作。

　　我们还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打工艺术博物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理念就是“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也在反思，从小受教育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一切。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可是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进入历史。来到北京最想去的就是万里长城，当我们登上万里长城的时候秦始皇进入我们的脑海。我们也知道是那时候的劳动人民建造的，可是不知道具体他们是谁?只有一个民谣流传了下来：孟姜女哭长城。

　　我们反思这是为什么?因为文化和历史都是需要有载体记录才能够流传。可是在古代，劳动人民对知识的掌握很少，掌握知识的这些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民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已经具备了劳动人民掌握、记录自己文化历史的物质条件。比如说工人群体，67%以上都是初中、高中毕业。今天很多工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可以上互联网，很多工人唱自己的歌、演自己的戏、写自己的诗歌小说。这个博物馆就是希望记录当代新工人群体的文化和历史。

　　博物馆面积大概有300多平米，也是一个闲置的厂房改造的，有5个展厅。里面有2000多件物品，都是全国各地工人无偿捐赠的，各种证件、书信、工服、工具等。每一件物品都记录着一个工友真实的生活和故事，比如说像平板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见到，北京有几十万工人从事废品回收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工作，记得有一年外地人都回家过年，一夜之间北京城都变成一个垃圾城了。可是这种工作是不进入社会公众视野的，大家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工作，也没有劳动保障，劳动者也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这个博物馆日常免费面向公众开放，也是一个公共教育基地，很多大学生、企业员工来参观，很多专家学者来做调研，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人也会来看我们这个博物馆。

　　我们还办了工人大学。中国目前有一亿新生代工人，我们现在特别关注这些年轻工人。因为他们跟父辈的诉求是不同的，父辈就是打工赚钱，回老家还能种地，在老家生活。这些年轻工人，从主观上他们更愿意在城市生活，而且客观上他们也回不去了。我们身后有8000万流动留守儿童，5年、10年以后这些年轻人都会成为社会的主要建设力量。他们进入社会、进入工厂，很难再有继续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如果社会不给他们支持，他们就会走向消极的一面：像富士康工人，正是因为生活充满绝望，没有前途才会自杀。我们希望给他们建立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我们面向全国招生，16岁以上打工青年都可以来，半年脱产学习。学习内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跟就业相关的，比如电脑维修、平面设计、办公软件使用;另一方面是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相关的，比如劳动价值、工人文化、公民权益、社会历史等。半年一期，每年办两期，每期的规模大概是二三十人到五六十人不等，累计已经有200多名学生参加过我们的培训。学员毕业以后有一部分会进入一些劳工NGO工作，特别优秀的学员也会去创业，比如我们有学员在广州成立了女工服务中心。有一些留在我们工友之家的社会企业工作，当然还有的就是继续进工厂打工。学员毕业以后并不是完全失去联系，会成立一个校友会，每周他们都通过QQ开网络会议，大家可以分享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彼此互相支持。

　　这就是我们工友之家10年来所做的一点点社会实践工作。对于我们身后庞大的3亿“新工人”群体来讲，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有时候甚至觉得越来越无力。不过还是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从最开始我们都是一个人来到城市，因为文艺上的爱好，所以我们这些人走在一起，然后成立艺术团，办打工子女学校，建打工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办工人大学。10年来，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根据工人的需求走过来。中国3亿“新工人”群体，他们将成为城市的新工人、新居民，也将是中国新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城市里面开拓视野、学到知识技能，再回乡创业带动乡村发展。中国“新工人”是中国城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国的力量和希望。

　　我们工友之家基本的理念就是：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劳动文化为根。我们提倡通过集体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发展。我们提倡劳动文化，因为我们觉得主流的文化其实就是消费主义的资本文化，加上官僚文化，这种文化对人的成长是阻碍性的，马克思讲叫异化。而我们认为劳动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让我们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一边实践，一边思考，从而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们有一个愿景：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我记得温总理也说过，让我们的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可是我在想，“尊严”这两个字谈何容易?最起码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物质条件保障，比如劳有所获、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这几条对工人群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实现，但是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我希望每个人作为劳动者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