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绝妙之笔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同上)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7页)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上)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页)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同上)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同上 第178-179页)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0页)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此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1页)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同上)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同上第181-182页)

　　（3）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李克农、乔冠华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由丁去参与领导工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毛泽东传》1949—1976，第182页)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同上第183页)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同上)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同上 第184页)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同上)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4）签定停战协定。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同上 第185页)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同上)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86页)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同上)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八、抗美援朝的经验和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第二、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第三、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四、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五、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同上，第190页)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2006、5、17

　　2013,7,17（第三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