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嬗变
凤凰台的解说词对刘再复在“八九风波”以前的表现是这样介绍的：“上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开始复苏，当代文艺思潮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1986年，刘再复创作了《性格组合论》，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范畴，乃至意识形态范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再复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标记。”
下面是凤凰台主持人许戈辉与刘再复的对话：
许戈辉：“我想知道您写那个《性格组合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契机，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些思索写出了那本书？”
刘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突出个性，突出个人的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后来我们这个个性，个人，其实又被消灭了。那80年代又重新觉醒。……我开始写《性格组合论》的时候思想又进一步开放了。《性格组合论》当时在实践上的意义就是说打破过去高大全那种英雄观念，性格总是两个方面的逆反运动，它有这个美的一面，丑的一面，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它是一种悖论，不是什么高大全这东西。那么这个主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参加文学艺术活动，不应当用现实主体的身份，而应该用艺术主体的身份参加。因为现实主体，我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但是我参加文学活动呢，我不应该是用党员的身份来参加文学活动，这样，文学变成党派性了，党性，党派性，我认为这不是文学的高境界，而应该用一个艺术主体的身份来参加文学艺术活动，而且是充分人性的，充分个性的。”有位名叫甘景山的先生在评价《性格组合论》时这样赞扬道：“文学艺术象齐天大圣一样，从百年来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雷锋塔下冲天而出，带来了一道惊天动地的亮光与爆炸声。”“他的理论突破震动世界文学论坛中高层层面。”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原来是鼓吹社会主义的文学要取消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阶级性”，取消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而去突出资产阶级的“个性”和“人性”！这就是他写《性格组合论》的核心观点和所谓的“实践意义”！
凤凰台的解说词说：“《性格组合论》的问世，像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国内思想界、文学界大规模的激烈辩论。刘再复卷在批评的漩涡中，难以摆脱。多年以后，他对当时的风口浪尖早已淡然。只剩下两个遗憾，一个，是内容上的幼稚和粗糙；另一个，是对批评的声音不该过于计较。”请注意，凤凰台的这段解说词，并不认为《性格组合论》有什么不对，只是“引起大规模的激烈辩论”而已。
许戈辉：“那时候您觉得最受刺激的批评都有哪些？”
刘：“最受刺激的批评，比如说就是姚雪垠老先生，一连写了三篇很长的论文，后来还集成一本书，说现在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炮轰这个刘再复，讲那个话是很激烈，认为我是反马克思主义，其实呢，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他是一员，也可以说，我也是马克思主义另外一员。……我反映也比较激烈。我对记者的谈话中，有时候也把姚雪垠先生奚落了一顿，所以他很不高兴，说要告到法院去。……（我）说姚雪垠先生这个《李自成》是‘三突出’啊，是受‘四人帮’文艺思潮的影响啊，我当时也这样奚落他。”刘再复在介绍他与姚雪垠先生围绕《性格组合论》进行激烈争论之后，又虚伪地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阵地，决不卷入任何战场。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人，是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迎合他们的需要而陷入争斗的泥潭。”
记得赵朴初老先生当年在批判林彪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我们从刘再复的这些“反话”里，可以证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还是有一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姚雪垠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对刘再复一类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背叛革命的政治小丑，是多么疾恶如仇！多么浩然正气！实在是可敬可佩！
经过这场“激烈争论”的刘再复对他的《性格组合论》忏悔了吗？没有，至今他还为他的《性格组合论》而感到“光荣”呢！《性格组合论》是刘再复的“成名之作”，是他所谓“第一人生”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标记”和转折点，也是他投靠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见面礼”，他怎么会轻易“忏悔”与改正呢。要知道，如果否定了他“第一人生”这个思想嬗变的重要“标记”，他怎能继续获得在美国苟延残喘的“第二人生”资格呢！这或许就是他一再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使然吧。 告别革命
凤凰台主持人介绍：“2000年（实为1995年——笔者），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两位思想者的对话，又一次引发了激进论者的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国内的革命激进论者，另一方是海外的民主激进论者。”
所谓“思想者”的刘再复是怎样解释“告别革命”的呢？他对许戈辉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很重要是大时代的基调要变，……过去我们大时代的基调是一个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也就是你死我活，高调的，激进的。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时代的基调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的，谈判的，妥协的，互相尊重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过去在革命的时代，你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规划细划，不是温良恭谦，这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建设时代，建设时代请客吃饭，这个温良恭谦，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从战场转向饭桌，转向谈判桌。”刘再复这个“基调要变”的主张，给笔者的感觉，他是在充当美国的政治掮客，在美国加紧对我国“西化、分化”，推进“颜色革命”的时候，他要我国人民改变“时代的基调”，“告别革命”，“转向饭桌”，这无疑是在麻痹我国人民，放松革命警惕性，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啊。
《告别革命》一书已经出笼多年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坏。刘再复至今还在继续鼓吹他的这本书。为了弄清是非，有必要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谬论：
1、《告别革命》一书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该书认为，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而且还要告别21世纪的革命。显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
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的历史正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中前进的。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革命中向前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2、《告别革命》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告别革命》的序言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一卷）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对的，“阶级调和”论者是错误的。犹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样，革命不通过暴力，旧的统治者是不会自己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于所谓“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于理不通，也与事实不符。综观中国近代革命史，哪次革命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史。《告别革命》一书大谈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就是避而不谈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谈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旦涉及到帝国主义和侵略，他们“告别革命”的理论就会不攻自破。
至于《告别革命》所鼓吹的改良和改良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某些社会改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否定这一点，而主张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
3、《告别革命》说：他们“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稍微有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仅法国搞了革命，英国同样也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
4、《告别革命》说：“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真实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根本行不通，所以历史才选择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刘再复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恐怕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5、《告别革命》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年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告别革命》主张“保留”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是十分荒唐的，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怒斥他们这些不肖子孙的。
6、《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把“告别革命”的底牌全盘托出了。它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他们“告别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构”，即瓦解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进而瓦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借尸还魂
2000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逃亡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的“民运”精英高行健。刘再复想借高行健这具政治“僵尸”来进一步张扬他腐朽的灵魂。几年来，刘再复到处演讲，借题发挥，流毒甚广。2005年初台湾联经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研究高行健的专著。
高行健刚刚获奖，刘再复随即发表一篇《论高行健状态》的文章。文章说：“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本身即是一大杰作”。他认为：与冷战时期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同，高行健得奖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瑞典文学院“把文学水平放到第一位来考虑，至于作家站在何种政治立场，那是作家的自由，他们不想干预。”刘再复又说：瑞典文学院“没有政治目的，但有价值取向”。“理想主义”，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但是，体现人类理想应当是和平的即非暴力的”，“高行健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种反潮流的状态，中流砥柱似的状态。”
《亚洲周刊》刊文说：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在中山大学演讲谈到《论高行健状态》一文时说：“在高行健冷眼静观的笔下，个人就是个人，不是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大写的人、英雄，是一个真实的、脆弱的人，他的作品因此区别于从前大陆作家的那些悲情、控诉、谴责、暴露以及小牢骚的表达。高行健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个体生命，而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也同样是一个个体，他在获奖发言中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他说：“高行健是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这一点高行健也很明确。”他说：“高行健的文学状态来自他的文学立场。……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彻底的文学立场的作家很少。像茅盾这样有才华的左翼作家，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形式（如《子夜》）。1949年之后，连老舍、巴金也不能不放弃文学立场，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即使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声明过自己愿意‘听将令’，把自己的部分作品变成‘遵命文学’。1992年高行健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就为鲁迅与郭沫若惋惜：‘可惜他们后来都卷进了革命大熔炉，难以为继，一个打笔仗耗尽了精力，一个弄成大官，作为摆饰，供养起来，便失去了灵性。’……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老作家中，能把文学立场贯彻到底的，似乎只有沈从文。”刘再复如此放肆地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我们不仅要问，你刘再复和高行健以及你们的作品，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工具”吗？不是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遵命文学”吗？你们所鼓吹的“纯文学”，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刘再复对高行健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赞赏有加：“高行健只管个性，不管共性和典型性，不把个人形象变成群体的‘共名’。典型性是别林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学概念，但高行健拒绝接受。典型性观念往往会误导作家刻意去表现一群人、一代人、一阶级人的所谓本质，即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历史本质，结果是扼杀个人的生命活气，也就是说，按照共性与典型性的假设去设计人物和编造故事，会把文学与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变成死物和死人物。”“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有一个重大的但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就是以群体和国家的名义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高行健对此一再提出质疑。”
刘再复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跋”中写道：“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没有祖国，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是世纪末一个的世界游民痛苦而痛快的自白。”他说：自己阅读时“一再长叹，几次落泪而难以自禁”。
被刘再复捧得如此之高的《一个人的圣经》，真的是“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同政治无关”、“纯然个人事情”、“非政治工具”、“无隶属党派”、“无隶属主义”那么一种“超越集团利益”，“彻底的文学立场”吗？撒谎！《一个人的圣经》是写一个曾经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人的经历。这个人物伤害过别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自责心理，把全部怨恨都发泄到党和国家的身上。按照小说中的主人公自述，他的母亲早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因“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劳动“淹死在池塘里”，父亲后来也“被整死了”，一家人“断了香火”，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孽种”。他伯父是老共产党员，还打过游击，却在“文革”中进了班房，最后由于感冒，打了一针莫名其妙地死去。伯父临终前忏悔道，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加入共产党”。小说还以非常露骨的语言发泄作者对党和革命的仇恨：“你(指小说主人公)揭露祖国、党、领袖、理想、新人，还有革命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骗局……。”法国人诺埃尔·杜特莱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竟然是对中国的极权制度一番无情的揭露，作者认为，其暴力与犬儒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后继者相比，毫不逊色。”刘再复所谓的“彻底的文学立场”，在这里难道不是“彻底”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烟幕弹和遮羞布吗？！
最后，我们再欣赏一下刘再复所说的，高行健到底“坚持与维护”的，是怎样积极的“文学状态”、“文学精神”与“文学信念”吧？瑞典文学院在给高行健授奖的《公报》中说：“性爱的主题赋予他的文本一种炽热的张力，男女调情动作在很多剧作中成为基本模式”。的确如此，做爱和调情充斥在高行健的所有作品中。《一个人的圣经》尽情描写男主人公和女人的淫乱。作者用主人公的口，声称“要把欲望洒遍世界”，甚至丧失伦理道德地写道：“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不管是母亲还是婊子。”描写“八九风波”的两幕短剧《逃亡》也是“性”味十足。剧中的两男一女一边做着性动作，一边咒骂共产党。剧中女青年竟然当着观众在同一地点先后同两个男人做爱。整个第二幕，女青年从头到尾赤身裸体展现在舞台上。有人气愤地批评说，高的作品“基本模式”就是：“流氓加政治”，“性乱加政治”。刘再复为高行健这样一个龌龊而又卑鄙下流的作家和卑鄙下流的作品大唱赞歌，其灰暗心理不是昭然若揭吗？让刘再复们骗人的“纯文学”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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