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机革命”到“告别革命”——刘再复其人

——刘再复其人

       东方红网编者按：此文是作者武兵同志于2005年8月写的一篇评论，发表在《环球视野》。时间过去8年了。刘再复现在怎么样？编者在网上搜了一下近几年来这个人的资料，结果发现，这个人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并且还在继续顽固地坚持他所宣扬的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反动思想。他自1989年逃亡国外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多年来，时不时地以讲学或作访问学者为名回到国内继续他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污蔑革命”的宣传。他在搜狐网还建立了个人博客，一批谬文还挂在上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刘再复其人及其思想在国内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某些势力与刘再复沆瀣一气，还在吹捧刘再复，还在毒害社会，特别是毒害青年一代。编者认为，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思潮，一个阶级的图谋和一个阶级的行动。说到底，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天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种现象、思潮和斗争，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了他们的靠山和代理人——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当今中国全部问题的根源之所在。有鉴于此，重发这篇批判刘再复的文章，或许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研究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必然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再复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被某些人捧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当代著名散文家”。其实，此人真正名声鹊起，还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风乍起时期充当了文艺界自由主义的骨干人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仓皇逃往美国，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近几年他又有个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头衔，频频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以所谓“学术活动”和“讲学”为名，继续鼓吹他的“告别革命”等反动思想，积极为美国帝国主义“西化”、“分化”我国的“颜色革命”效劳。刘再复的主要著作有：《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与李泽厚合著）、《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和自然科学》、《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与钱理群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与林岗合著）、《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高行健论》、《寻找的悲歌》、《独语天涯》等。
       刘再复先生逃亡到国外已经16年了，这些年他都干了些什么？他的思想和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最近他与凤凰台的一次“对话”，以及他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胡汉三又回来了”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一股邪风，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之风。这股风伴随着改革开放，已经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由于苏东剧变，美国帝国主义对我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这股邪风亦越刮越强劲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一点也不“虚无”，它的矛头所指是清清楚楚的，反动内涵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以“告别革命”为由，翻封建主义的案，翻资本主义的案，也翻帝国主义的案。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周作人、胡适、刘文采……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有反动人物通通都要翻。针对这种现象，群众戏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刘再复先生也乘这股邪风“回来了”。
       据报道，2004年春天，刘再复受民间组织“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的邀请，作为“杰出华人”请到深圳做了一次演讲。笔者真不知道深圳的有关人士出于何种考虑，为什么要给刘再复这样一个人戴上一顶 “杰出华人”的耀眼桂冠？！
        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又受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之邀，作为“名师”在“名师讲坛”讲学厅为该系师生作了一次题为“从卡夫卡到高行键”的专题讲座——高行健是何方神仙？笔者后面还要详细介绍。在刘再复大放一通厥词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欧阳光教授还代表中文系虔诚地向刘再复先生颁发了名师讲坛的“荣誉证书”。
       2005年7月31日，凤凰台把刘再复作为尊贵的“名人”佳宾请到了“名人面对面”节目，现场直播了《刘再复——第一人生》的“对话”。
       刘再复这几次“光临”香港和广东，就其影响来说，当属凤凰台的举动。因为凤凰台无论是主持人的对话还是解说词的介绍，对刘再复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肯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凤凰台为刘再复的反动谬论提供了舆论讲台，其效果，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动气焰。
       不是吗？请看。当凤凰台主持人戈辉问他离开祖国15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公开地做一个演讲（指2004年春在深圳的演讲——笔者注）心情怎样时，刘再复高兴地说：“我感到是，祖国的山川对我的一种呼唤，就是祖国还是爱着我。”接着说：“其实我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两个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富强梦基本上是实现了……从自由梦来说……像对我这样的一些……带有点异端性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地表述，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自由度，这种宽容度可能还不太够，我希望这方面能够进一步。”
       有报道说，从今年3月1日到7月1日，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某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就请刘再复作了六次演讲，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等。
       另据《亚洲周刊》2005年4月的报道。刘再复最近有几本书在大陆出版受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都出清样了，还是没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版刘再复女儿刘剑梅（现在美国教书）的书《狂欢的女神》，因为书中有刘再复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对此，刘再复很不满，发牢骚说：“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实的认识和情感。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读这则报道，使笔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某些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捧他的臭脚？难道除了刘再复的书稿，出版社就没有别的选题了？还好，这些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还是有点政治嗅觉的，没有让它出版。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再复在叛逃美国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反动思想和立场仍然没有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今天为止，我在海外漂流整整六年了。……回过头去想想，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能赢得生命的另一次开始，……如果不是随着那一声哭喊而拥抱另一世界，我留在母腹的胎中可能会窒息而死。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生命已经获得第一次成熟，很难再随波逐流。我需要呼吸母腹体外的新鲜空气。……有了自由的心态，就注定要走向铁栏栅外去寻找更广阔的土地了。”（1995年出版的《西寻故乡》自序）对于这样一个“胡汉三”式的人物，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却为他提供舆论阵地，甚至为他出书，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投机革命
 

       本来，刘再复是在党和社会主义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他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从读小学开始，一路拿着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从大学校门一出来，就被选拔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可以说，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没有亏待过他。然而，他却知恩不报，反而走上了忘恩负义的背叛之路，成为一个灵魂肮脏的政治小丑。
       凤凰台许戈辉问他：“您对这个新中国应该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吗？”刘再复不太情愿的说：“我这个对，这个，就是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这个人培养长大起来的。”但他话锋一转，就是另一副面孔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大的转变。我写的一篇散文，叫《灵魂的复活》。就在那10年里边，我的灵魂在坟墓里被埋葬过。”乍一听，似乎刘再复在文革中是个吃了不少苦头的受“迫害”的人，其实不然。他在文革中不仅没有吃过苦头、受过“迫害”，而且是个积极迫害别人的投机分子和打手！
       笔者没有看到他在文革中的详细资料，但从7月31日他与凤凰台许戈辉的对话中——尽管他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多或少的暴露一些他的丑行：
       文革时“（我）的梦想和信仰突然间全部崩溃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于是丧魂失魄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人。……仿佛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丢失了十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人造的赤热的太阳（显然是诬指毛泽东思想——笔者）。尽管我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它的光环中，可是，留下的却全是黑暗的记忆。……我所说的这个牛棚，一个是狭义上的牛棚，就是每一个单位它都有一间房子，把这些（人）送去改造，写检查，写交代材料，这是个狭义的小牛棚。还有一个广义的牛棚，就当时中国都变成牛棚了，就是人间这两个字异化成牛棚。”戈辉打断他的话问：“你蹲过牛棚吗？”他很尴尬的回答：“我自己并没有蹲过牛棚。但是我是生活，对，但是我是生活在这个广义的牛棚里面。”
       许戈辉又问：“那您现场去参加过任何一个批斗吗？就是批斗自己的这些老同事，或者是这些老领导，您自己去参加过吗？”
       刘答：“我也参加过。我那时候是在叫《新建设》的编辑部，《新建设》编辑部那个支部它是很左的，他们要我参加文学研究所的一个批判何其芳的大会，而且准备一个发言，批判何其芳的人性论，我赶紧到那边就去练。那时候很幼稚，而且一开始好像有一种激情去批判何其芳。”
       许戈辉追问：“批判的时候，您认同他的观点，还是说您从心里边反对他的观点，那个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刘结结巴巴地说：“那个时候完全是……完全是随波逐流的……之前是我内心里边很认同人性论，可是我必须那个时候去表现那种革命的姿态，那种激进的姿态，这样自己才安全嘛，才保护自己。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觉得自己很丑陋，当时为什么那么幼稚，那么丑陋，怎么会批判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诗人……就是说我们批判过任何一个，批判哪一个人，我们要认这个帐，别人原谅我们……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到了文化革命开始有一点世故，什么叫世故呢，你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利益了，看关系了，有时候不得不说很多违心的话了。……所以那个后来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我就讲，我们不要光谴责这个时代，不要光审判别人，我们也要审判自己，所以我提出忏悔意识……也就说我们在文化革命那种共同犯罪，当然这不是法律上的罪，是良知上的罪，所以过去说红卫兵说受蒙蔽无罪，我不这么看，受蒙蔽，当然我们法律上不要再追究这个罪，但是在良心上我们应该感到我们有罪，你红卫兵当时打人，骂人，这就是良心上你要去认这个罪……我诅咒那些谋杀同胞的凶手，但找不到凶手……人类的历史是从羞耻之心的觉醒开始的，但现在的人类却返回不知羞耻的时代。”他语无伦次的接着说：“穿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以后整个思想就变化非常大。本来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我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给我一种教育，把我这种乖孩子就野蛮到……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说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第一，我要说真话，第二，我一定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是为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从刘再复的这些自我表白里，我们是否可以给刘再复做这样的评价呢？第一，刘再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下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走上反毛泽东、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极不应该的，说明他的人格低下。第二，文革期间，他伪装“革命”，并积极革别人的命，写批判文章、参加批斗会，表现得很有“激情”，以此来骗取党组织的信任，可见他的品质恶劣。第三，文革期间，他的灵魂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连五七干校都没有呆过一天，他说自己“穿历过炼丹炉”而后“大彻大悟”，是不符合实际也不合常理的，难能使人信服，当属虚伪、癫狂之言。第四，他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维护“人性”和“尊严”的“发现”，不如说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更为确切。因为就是这个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使他从投机革命走上叛党、叛国，背叛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