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 毛泽东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 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 毛泽东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毛泽东说：“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毛泽东说：“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 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 毛泽东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九月二十四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对照讲话的原文，再看看上面那些评价正确吗？ 邓力群说：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一些人攻击得最多的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就完全可以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面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说少了而不是说多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过甚至于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可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呢？ 薄一波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样一来，“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第1098页） 理论上的分歧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只有中国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或只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人民与反动阶级残余之间，而不存在于人民内部，更不存在于党内。他们之所以认为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再也不可能反映到党内来了。问题在于：原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是不是就等于在政治思想范围内也被消灭了呢？原来的资产阶级被在经济上被消灭了，还会不会有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呢？既然有阶级斗争存在，为什么它就不再反映到共产党内来了呢？ 薄一波说：“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下册第1099页） 菠一波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时，断章取义。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三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即人民与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即比较贫的阶层与比较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劳动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可能反映社会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的助手。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分析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呢？ 薄一波说：毛主席把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他在这里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第1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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