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一）中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本章原文对毛泽东在这一年多中的主要活动都谈到了，有些问题的叙述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也是不正确的。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1，原文说：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主要是没有讲势好转的问题）

这里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说事。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要分清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强调它的绝对数量。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经作了解释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就说过：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句话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然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怎么能说“刘少奇突破了”呢？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是否科学，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权威的、有根据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刘少奇也说得很巧手，这句话是某个农民说的，并不是他说的，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句话。现在，原文的作者说“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那么，对刘少奇来说是不是就非常愉快呢？当时处在第一线工作的难道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吗？这里，作者们扬刘抑毛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2，原文说：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这种观点，早在胡绳的《七十年》中就提出来了：“林彪在大会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重复了上述观点。（《回顾》下册第1045-1046页）

辛子陵在《全卷》中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的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讲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再放异彩……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人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刘、周、陈、邓——这些能臣，忠心耿耿，心竭虑，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政权，支撑着毛泽东的‘江山’，免于在‘三面红旗’的破坏中陷于崩溃，他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表扬和勋勉。林彪——这个奸雄，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最离奇的谎言：一个是饿死的百姓两千万，他还硬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承认‘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严重困难。这两大谎言受到毛泽东的表彰。”（下册第481-482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与辛子陵的说法大体相同，甚至有的词句都雷同，也不知道是谁抄谁。不过这本书更多地摘引了林彪的话，并作了剖析。

那么，看看林彪究竟说了些什么，引起了他们这样大的愤懑：

林彪说：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化、高级工程师化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彪说：这几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娘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直很大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要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根本任务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第827-830页）

如果人们采取对事不对人的立场，谁能从正面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里，关键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三面红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错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就开始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林彪是在搞个人崇拜了。

3，原文说：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胡绳的《七十年》是这样说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林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下册，第1045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七千人大会……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 是中发生了错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一来纪错、总结经验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浅层次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纠‘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实行调整政策。”“恰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会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与会者迂回曲折，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在中央领导层，林彪发言对‘三面红旗’的全面肯定与刘少奇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刘虽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不愿对此作最后定论，甚至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这使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犹豫动摇吗？’”“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当时，除少数人外，广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层都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犯了错误。至于谈到林彪与刘少奇的“很大差异”，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分析：一方面，刘少奇对待“三面红旗”的根本立场，与林彪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因为类似的话，毛泽东早就讲过。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就说过：“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另一方面，假定刘少奇当时对“三面红旗”确实产生了怀疑动摇，因而他不愿明确肯定“三面红旗”，问题在于：这样评价刘少奇是否实事求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不是指的这一点说的？更有可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人以及现在的某些人，为了制造毛泽东的二十年一贯的“左”倾错误的神话，放肆地歪曲事实。

4，原文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原文中除了上面这一段话外，根本就没有论述。下面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衽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 ，的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要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不会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反复指出对阶级斗争应当警惕、要好好想一想。并不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时才突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有些人之所以感到很突然，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反复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始终听不进去，甚至于认为这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提出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

5，七千人大会还有人提出关于批判彭德的问题。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是，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这时写信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