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一）中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第六节    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这十个文件是：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