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一）上

第二节    修改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注大会精神贯彻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士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