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一）上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不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