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看不见的动乱与看得见的动乱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想想烧开水的情况：只要把水壶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够旺，水就迟早要开：先是水响，接着冒泡。响声越来越大、泡越冒越多，预示着快开锅了。只要继续烧火，那沸腾是必然的事。不愿沸腾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进高压锅，靠高压强行制止沸腾。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有效。的确，高压之下水的沸点是会提高，可以暂时延缓沸腾，但不可能消灭沸腾，因为火还在烧，而可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无穷大。一旦压力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随之而来的就不止是沸腾，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们让少数人进天堂、多数人下地狱的掠夺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腾是免不了的。他们凭借“话语权”拼命施加高压，不准人们听见“水响”、看见“冒泡”，以为这就能制止沸腾了。实际呢?这是在“维护安定”，还是制造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现在呢?没有沸腾，但不是没有警讯，已然听得见“水响”、看得见“冒泡”了。看看“群体事件”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看看公众舆论主流对“群体事件”、对暴富者、对反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者、城管人员的态度。看看如下新闻标题：“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再看看退伍军人崔英杰伤城管致死案发后公众的反应。的确，崔英杰犯了罪。如果这种罪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公众舆论无疑会一边倒地对罪犯恨之入骨，坚决拥护严办，绝少会有人同情之。但现在呢?尽管从法律上说罪的性质没变，仍属于反抗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致死案，但今天人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为什么?因为处于崔英杰同样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放着其他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干偏要违规，而实在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们呢?早在老百姓眼里从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潜在的军心的向背)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那得问“精英”：一边是“市容市规”，一边是最弱势者的生存权。人家的取舍是宁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让“精英”外资满意、夸耀“政绩”)，不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条：饿死也不准坏我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代表“先进文明”，代表来代表去“先进”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儿见鬼去了──噢，不，“接轨”去了。多“先进”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情况下犯的法。而与崔英杰处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们同情崔英杰实际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呐喊，在保卫“老百姓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相同，意识必然相同。“精英”们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客气一点的也只说是因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满仅仅是出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错。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自己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做何感想?所谓“仇富”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其实质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即使是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实质也是在同时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否则下一个牺牲品就将是自己。

　　公众对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敌视本身就准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量变在引起质变，事物正在起变化。因为无视老百姓的生存权，法律法规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这再一次证明生存权是老百姓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当老百姓的生存权长期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矛盾就必然遵循“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向积累、深化、激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众认同的是非曲直标准就要变，挑战现行社会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会被逐步视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义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这个程度，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法制再健全也没用，必全成废纸，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日景况便要历历在目了。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有形的动乱，看得见的动乱，“硬件”式动乱。在这种动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无形的动乱，看不见的动乱，“软件”式动乱，即意识形态、政治目标、政治决策层面的“隐形动乱”。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情况为什么会大规模发生?为什么能成气候?为什么能变成决策?全是这看不见的“软动乱”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看不见的动乱”，大规模剥夺老百姓生存权这种事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持续。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操纵看得见的经济活动;社会上“看不见的动乱”在制造看得见的动乱。真正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没有“看不见的动乱”，就没有“看得见的动乱”。要消灭“看得见的动乱”，就必须先消灭“看不见的动乱”。“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对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贡献最大的“看不见的动乱”主要有哪些?

　　第一乱：根本目标大篡改，牺牲人民生存权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个“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是“大富还是小康”的问题，还不违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最要害的本质，把改革说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改革而改革”、“一切为了改革”、“为改革而牺牲一切”。结果：“改革代价论”，以“改革”的名义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则是罪大恶极。厉以宁的这番“高论”，西方的政客说不出来，中国历代的“明君”说不出来，任何稍有良知的学者更是想都想不出来。而号称“代表人民”、“代表先进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们毫无顾忌就说出来了，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厚颜无耻，其卑劣之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为最不要脸的“精英警句”载入史册。

　　再看“主流精英”们蔑视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另一个例子：张维迎说改革以来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为过去只有干部才有电话，才可以坐软卧，而现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独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农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显然在他看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的重要性还不如干部的电话和软卧待遇。可见老百姓的生存权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几文。

　　厉以宁张维迎们就这样彻底颠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同“改革”这个“目标与手段”的根本主从关系，彻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标，彻底颠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彻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质，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变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变成了“为改革而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把“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变成了“生存不生存”的问题;把“改革”变成了“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的疯狂抢劫，把改革变成了他们趁火打劫的的权术工具，随心所欲挥舞“改革”大棒，“挟改革令天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中国社会一切阶层都被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论教唆犯罪，是中国“看不见的动乱”的罪恶之源。

　　为了“改革”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只为“改革”──到底谁为谁?

　　先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轮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毕业生们面对下岗失业、尝到生存权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张维迎的“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的美丽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靠教育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盲目疯狂不惜工本的大学潮誓必降温，“扩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马的一大批大学恐怕也要卖不出去了。那时就该轮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学教授们尝尝生存权被剥夺的滋味了。按照张维迎的缩权“理论”，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钱什么也不管，政府机构可有可无，那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那时是不是该轮到干部们大批“下岗”了?

　　“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谋私利”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认可了就堕落了，开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体每次谁当牺牲品，而在于开了这个先例，确立了这个原则：“以‘改革’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权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这就放出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别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牺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这次是工人，下次是农民，然后呢?还停得住吗?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来就是全体，到头来迟早自己也会被吞噬。以损人的心理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规律。

　　“精英”们衡量“改革”措施的标准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没有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压榨极限”的问题。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而是还能从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换句话说，他们的“改革”实际是对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试验，对社会的结构强度破坏性试验，不找出“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如此“改革指导思想”，社会焉得不乱?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