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了5年的私塾，因为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就辍学在家，一直到1908年，就在家务农。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随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全在这吃的上面。晚上他很快记完帐，便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 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毛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或者是《西游记》。毛泽东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说：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他起床后看到毛泽东还在看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毛泽东的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西游记》，就更生气了。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毛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于是，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毛顺生说着扫了一眼毛泽东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他责备毛泽东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当毛顺生发现毛泽东一下午至少送了15担粪肥时，本来不高兴的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两年。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武将、文臣这些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控制，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毛泽东到外婆家，往返要跑二十来里崎岖的山路，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时都要打借条。他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还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读了这本书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 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父亲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有理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09年，毛泽东已经15岁了，因为母亲生病许了愿，他便专程为母亲治病去南岳朝拜上香。他手里拿着小凳，走十来步就要跪下去一次，嘴里还唱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往来要走上100多里路。 后来，毛泽东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籍的影响，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所以，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她的母亲感到很不安。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堂伯父毛麓钟自办的私塾里读书。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毛麓钟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后来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引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再说在1910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 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并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向他借书看。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他推荐新书。他还劝说毛顺生，让儿子多读些书。 就在这时，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煊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后来，官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饥民暴动最后遭到了野蛮地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私塾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毛泽东和同学们也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和家乡人一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后来，这件事情一直影响了他一生。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嬴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彭铁匠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韶山地区。 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在毛泽东17岁那年，由于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也不能幸免，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 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的父亲，毛泽东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 “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 “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毛泽东又说： “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受了《水浒传》的影响，认为村民们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是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1910年农历三月，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愤怒地指责他，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毛泽东慷慨陈词，指出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正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也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泽东因为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情，闹了毛家祠堂，父亲怕他惹出事来，决定让毛泽东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里，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这家“裕盛米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毛顺生的远房兄弟，关系甚为密切。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就在毛槐林的米粮行干了几个月。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但见书中将和相，为何不见种田人？ 欲知毛泽东学徒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眼见得农民的艰辛劳作，却得不到温饱。而在他所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见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都是吃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的劳动成果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就有了后来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他就有了文化部“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统治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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