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作者：右而左 一，前言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要点 五，张木生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截取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六，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七，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 八，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的可能性评估 九，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十，结语 一，前言 张木生，红二代出身，与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渊源极深，与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关系特别，曾在1980年代邓**主持、胡耀邦赵紫阳具体执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年轻的“先锋智囊”，辅佐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铁腕推行“包产到户”，强力取缔农村人民公社，1990年后淡出人们视野，2009年在香港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回归“新民主主义”，再度受到中国政学两届关注。该书2011年在大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前中共元老刘少奇的儿子、现任总后勤部长的刘源将军为其作序。同年，张木生以“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来形容当朝政治家的不作为，与此同时，马不停蹄奔波在“左中右”各路人物的政治性集会、学术性讨论会、纪念历史大事件座谈会，接访《南风窗》等新闻媒体，高调推销其回归“新民主主义”主张，在海内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看作第五代领导人的“先锋智囊”。 本文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主张，放在1919年-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1976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1978至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背景下，做一检阅，分析判断这一主张，是否的确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不二选择。 这篇文字本可以写得很短，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决定就长弃短，提供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背景资料，来和网友一同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以便对张木生及其政治主张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判。 当前中国社会，因为内外矛盾尖锐突出，“不争论”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在此悲惨背景下，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还心系工农大众的人们，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的方式，利用手中有限的言论资源如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从影响国家制度构建着手，争取本阶级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益。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走过34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2000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DU”，“藏DU”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我本人不承认有恐怖活动，只承认有阶级斗争；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问题。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和家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以现在流行的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党派往往是阶级的代言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这两种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性），只有极少数真正继承了毛泽东遗志、以人民为己任者，是在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木生在他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里提出： “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随后，他又继续或者撰文，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参加各种座谈会回答提问，反复推销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