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九） 作者：右而左 十六 为了让读者找到一种“在场”的感觉，在上个小节，我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带着读者伴随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傅睿哲一道，走近只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现在已经灰飞烟灭的“西单XX墙”。那只是开端。借这个开端，我已经给出了非常重要的几点交代，第一，当时的政治背景是，1976年四人帮被非正常手段中止权力后，中国政坛最高决策层经过两年短暂的“安定团结”，正酝酿着一次决定此后全部历史的权力争夺大决战。第二，由于前北京市市长吴/德的敏感政治身份和在1976年“4/5事件”中执行了主席的路线，这一决战的序幕之战正围绕吴/德展开（读者不妨回头去看我就其敏感政治身份所作出的非常扼要的特别交代），其最终的目标是围歼华/国/锋集团；第三，砸烂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三点之中，“上帝”被人簇拥着，作为“精神实体”无处不在，作为“物质实体”已经呼之欲出。这一节就要迎接“上帝肉身”的出场。 傅睿哲说：“大XX狂飙起来之后，那个周五，我请了在华的全部加拿大留学生到我们新闻社吃饭……，电话铃响起，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韦德，他告诉我，天安门广场里出现一张巨幅的长达60码的大XX，就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正对面，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那里看呢。” “放下电话，我回到餐厅，告诉加拿大留学生们这个消息，10秒之间，他们抓取衣帽背包，箭步下楼，直奔《环球邮报》的丰田汽车。只有两人决定骑自行车，其他人都堆进车内，四个坐前，六个挤后，驶入夜幕，直奔天安门广场……”。 “当我们大家把各自记在笔记本上的各个部分的内容凑在一起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大XX作者要选择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地点……”。大XX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或者作家，他们先以标准的方式赞扬毛主席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在1949年光荣的站起来，然后，话锋一转，说即使毛主席已经躺在了对面的水晶棺里，他也不是神，他伤害了中国人民，必须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他是七分功三分过。傅睿哲强调，这张特别的大XX多次重复要对毛“七三开”，这和他早先在西单墙上看到的要求重评毛泽东的“数字魔术”如出一辙。 “七三开也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探讨”三”的具体内容，即给中国造成苦难的那些错误”,“正如这份大XX所具体关心的，‘三’的大部分只限于文革。他们说文革中儿童被洗脑，任何敢对现状提出疑问的人都被迫害，青少年被塑造成残忍的野蛮的红卫兵，国家的文化遗产被扔进茅坑，老人遭欺凌，艺术家遭侮辱，他们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死亡判决书……” 傅睿哲在对这份大XX获得整体政治动机判断后，立即到电报大楼将电讯稿发到加拿大总部。大约在凌晨1点30分，他又返回广场，想再研究一下那份大字报。这次返回让他见证到中国历史上不为人知而又非常关键的一幕。当时，只有二三十人在现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就是莫斯科塔斯社的Artur Blinov（阿图尔 布里诺夫）。傅睿哲说此人真实身份并非记者，他精通汉语，善于告诉西方记者一些他们找不到的大XX的内容，有的时候，也利用西方记者不懂汉语，夹进去一些他自己的私货。阿图尔向傅睿哲透露一个消息：在毛主席纪念堂里面，有一张大XX攻击当时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华/国/锋，而目击这份大字报的外国人只有一个古巴记者。这一消息毫无疑问是傅睿哲最感兴趣的，虽然还没有得到实在的证据证明它的确存在。 就在傅睿哲和这位塔斯社老兄交谈时候，刚才说的“关键的一幕”出现了：差不多10辆政府官员的红旗轿车悄悄越过马路牙子，直接驶进广场停在那幅巨大的大字报前，后面是两辆面包车，五六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和十二三个其他人从车里下来。这些人中有一个摄影家，带着一架功能强大的相机，所有人分组协助他爬上带来的梯子的半腰高，对大XX报挨页拍照，而且每页拍摄两次。他们迅速完成各项工作后，就不声不响的走了，就如同他们不声不响的来。 根据傅睿哲此后的记载来看，虽然他没有直接的指出，读者却可以明显的看出，自此巨幅大XX及其被以上一干人等拍摄之后，整个大XX运动出现关键性转折。当我读到以上一行人下车，我本能的感觉是公安局来取证留底，以作秋后算账，随即，我产生第二个感觉，觉得可能是高级别干部代表中央出来了解实情，以便提供最高层决策依据。傅睿哲用作家的笔调东扯西拉了许多其他东西，当他最后写到这个专业摄影师的拍摄如此郑重其事，又特别低调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人是“上帝”身边来的人，拍摄的照片很快就会放到“上帝”眼前，然后复制无数份散发到一切必要的人手中，并且很可能在最高级别的两大阵营的政治谈判中，假冒整个社会的民意，成为杀伤力巨大的“民意炮弹”，发射到对手阵营，让对手无力招架；当继续读到后面内容，知道“上帝”不久现身，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随之而来的西单墙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时，我就一点也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虽然这些照片实际到底怎样发挥“民意炮弹”作用，炸倒对手，并无更进一步具体历史资料帮助证明我的推测。 星期六（11月25日），傅睿哲去了十三陵，从十三陵回到公寓，几乎是刚一踏进门，电话就响了，是前文出现过的加赛德打来的，他说：‘伙计，见鬼，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最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而你却不见踪影。’” 傅睿哲问：“到底怎么了，罗杰？” 加赛德说：“西单墙，小伙子，西单墙。简直难以置信。民众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了。每个人都在谈……，自己亲自去西单墙吧，不妨和人做个小聊。几千人，水泄不通。我一生中见到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情。” …… 此后，傅睿哲又接了两个电话，分别是比安尼克和韦德的。“他们瓢泼大雨似的倒给我迷人的细节。……市民在西单和几个外国人交谈，这几个外国人中有外交官，学生，还有记者，谈论的话题，尽其想象，无所不包，谈话气氛轻松自如，毫无不安。” 傅睿哲穷于应付又接过几个其他电话，可刚一放下话筒，电话就又响了。“这回可不是又一个气喘吁吁、让我漏听了好多精彩内容的家伙。他是 Robert Novak（罗伯特诺瓦克），《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他总能去一些神秘的地方，接触到当地某些人物，看清未来事态的演变……，他约我一叙”，“第二天下午3点30分，我准时到达……，他特别热心想知道我对邓小平的看法，因为他觉得第二天他将有一个良好的机会与这位铁腕副总理会晤”。 罗伯特 诺瓦克第二天的确获得这次会见机会，“上帝肉身”就这样出场了。 傅睿哲当时在回答诺瓦克关于第二天的会见上帝的问话时，有短短几句话，特别值得留意，它像是一个超强的信息场，回馈给有心的读者无限的信息量，傅睿哲说：“这倒有点特别，你知道，常驻记者很难获得会见国家领导人的机会。这些领导人是专门为像你这样的大口径炮准备的。有人告诉我，你是相当反苏的，这意味着他们喜欢你呆在这里。因此，邓小平同意见你，我一点也不惊讶。” 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大国，完全可以和苏联平起平坐的时候，在中美关系远没有到达蜜月期，按说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也不该有蜜月期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这就已经足以引发人的想象力了，而“上帝”之所以要会见这个专栏作家，却是因为他还有强烈的反苏情节，那么“上帝”通过这门新闻大口径炮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会晤及其内容的透出会在眼下的西单墙的事件中，起到怎样的推波助澜作用？又会在中国政治走向上，即羞羞答答放弃社会主义半推半就奔向资本主义，发挥怎样的影响呢？进而对社会主义集团兄弟国家尤其苏联会有怎样的伤害呢？ 在谒见“上帝”之前，这位专栏作家和傅睿哲一道又一次前往西单墙现场，获得最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以满足上帝有特别爱好的选择，谒见之后，他立即就去大庆油田从事我们今天无法得知的工作去了，并把上帝的声音，通过电话传递到傅睿哲的耳朵，傅睿哲再到西单，靠翻译朋友和现场几个志愿者手捂着嘴做成扩音喇叭，传达给西单墙前无以数计的民众：他每说一个短句子，翻译就翻译成汉语，手和嘴做成的扩音喇叭们，就高分贝喊向无以数计的静静竖着的耳朵。狂热，除了狂热，还是狂热，一种盲目自信终于砸烂了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的狂热，狂热的人们把傅睿哲高高举起，封他“无冕之王”的称号，狂热的民众，簇拥着他这个“上帝”的化身，十几个人一排，各个昂首挺胸，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着“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上帝”万岁”的口号，朝电报大楼游///行而去，目标方向天安门广场…… 可以说，诺瓦克这个会见未必比后来“上帝”获得并巩固实际最高权力之后，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详后）更缺少历史份量或者政治内涵，但恐怕是难以启齿的不光彩的原因，这一会见不便渲染，因而，鲜为人知。这却又丝毫不妨碍这个历史性会面的历史性，因为自此之后，如上所描述的，西单墙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含义：西单墙的民主运动成为“上帝”攫取个人权力的运动。这种新含义是一把历史的钥匙，谁捏着这把钥匙，谁就能开启那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后来才看清其真实面目的历史的大门。 叶利钦当年还需要自己的肉身直接爬上红场的坦克，振臂一呼，才应者如云，才击败政治对手，才后来又很快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相比之下，叶利钦也就算不得高手，中国的“上帝”才是高手，他在1978年不必挪动其伟大的肉身亲自到西单墙，而只通过《华盛顿邮报记者》专栏作家诺瓦克的嘴（其又借另一张嘴），告诉西单墙边无以数计狂热的民众，说西单墙事件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大XX事情是好事，就完全控制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并随后上下结合，轻松击败中国政坛上新老一切政敌，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只挂一个军委主席头衔而已），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首席掘墓人。 再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苏联的崩溃。导致苏联集团垮台的主要力量在内部，那么就国际力量而言，邓小平对于苏联垮台的掘墓人作用远在浪得“搞垮了苏联”的美名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之上，这一方面表现在1989年之前他不遗余力的投奔美国（后要讨论其1979年访美），明里暗里挖苏联的墙角，另一方面表现在1989年风波事件之后，苏联民众十分害怕同样的铁血有朝一日在莫斯科重演，因而当叶利钦打着为了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旗号，振臂一呼的时候，苏联民众就不再有第二选择了。因此，也可以说“上帝”实际上也是世界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关键的铲除者。 进而，作为历史的审查者，我们必须看到，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在1978年的中国，已经实质上发生了，今天左派嘴里的所谓的“颜//色//革//命”，“拒绝颜//色//革//命”，无疑首先是对颜/色/革/命本身的无知，其次是对颜/色//革/命祖师爷，也就是“上帝”之历史功绩的最不实事求是的抹杀，更是对其“高尚政治人格”最无耻的诬蔑。 前文里我说，【关于1978年“西单XX墙”，我初到北京时，因为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圈内听到一个议论，说是“上帝”借助“西单XX墙”最终掌握了最高权力，但目的一达到，就过河拆桥，把那些在“XX墙事件”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送进了监狱，其中有魏X生】，这个传闻的前一半通过这一节的讨论，大家已经看到，它是有具体证据证实的，至于“但”字后面的另一半，我想，试图去证明它已经显得毫无必要了。 （续九完） 2012-6-29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十） 作者：右而左 十七 通过续八和续九，我给出了1978年有关“西单//墙”的历史片段，即使从这个远非全貌的片段里，读者也能清晰看到正是“上帝”本人自那个时候开始，就在精心策划并联合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政治力量，诋毁毛泽东本人、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1989年“上帝”所谓“大小气候”的实质性的最早起因，它后来的发展演变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风、民俗等等，总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为其锋芒所指。换句话说“上帝”正是这个“大小气候”的始作俑者。 为了保持叙事逻辑的连贯性，本节需要在时间上先跳越1979年，顺着上节的思路去追溯“上帝”制造“大气候”（反社会主义的国际气候）的另一个关键举措：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独家专访。 这个专访地点是人民大会堂，时间是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个上午，总用时超过4个小时。这是“上帝”向西方（注意是向西方）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一次真情大表白，并在“中国改革共产党”历史上，偷偷摸摸作为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悄悄载入该党史册。 在向国内公开的材料中，“上帝”对法拉奇说：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指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那些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对这些动之以情的语言，是不是至今还耳熟能详？长期以来，民众和普通的思考者被这些公开披露出来的表面的东西所迷惑，甚至还从中得出印象：“上帝先生”不愧是毛泽东的最忠实的学生和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继承人。 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出席了这个专访，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回忆邓小平》 (上) 钱其琛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钱其琛的回忆毫无疑问是在给普通民众得到的“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这一印象继续背书，接力棒似的继续背书。这样的背书无论出自怎样的权威或者名望，都已经为历史本身所无情的撕碎：自专访以来，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但丢了，而且丢的非常的彻底。 钱/其/琛还说：???【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 钱/其/琛毫不吝啬自己的和别人的赞美之词，更不吝啬在披露专访内容时闪烁其辞，重复那些已经为大众所熟知的东西，隐瞒实质性的关键内容，即使在引述《华盛顿邮报》的连载报道的时候，也刻意隐瞒了华盛顿邮报的醒目且一针见血的题目：《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 西方人说，肉体乃灵魂之门。《华盛顿邮报》显然对钱/其/琛钟情的那些华丽辞藻毫无兴趣，它只像X光机那样透射“上帝”的肉体，窥见其骨髓， 然后踏进“上帝”的灵魂。《华盛顿邮报》显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编辑们以如此一个题目在头版连载这一专访内容，可见他们对专访内容意蕴的推崇，对他们自己准确踏进“上帝”灵魂之充满自信。该文被西方报刊广为转载，转载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 转载者在所加评论中，更有这样画龙点睛之笔：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 注意最后“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这一句，这是对我国自那时以来持续不断的30多年改革开放最精准的预测，它绝非是何新的所谓预测所能比拟的，它也彻底嘲讽和颠覆了上面钱/其/琛“上帝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一谄媚之论。 《华盛顿邮报》的题目“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毫无疑问在当时就指出了一个关键政治动向：自那时以来或者更早，毛泽东已经被“上帝”及其所在的集团确立为“封建专制魔王，其流毒必须清除”。这是后来一切诬蔑毛泽东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确切思想来源，这个来源不是任何别人，正是“上帝”本人。“上帝”的原话是：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1980年我国老百姓还远没有从较早前的大张旗鼓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中回转身来，甚至不少人还在歌颂和捍卫毛泽东文革的成果，中国的最高层的权力人物却已经秘密向世界宣告“毛泽东晚年滋长了封建家长作风，这一作风直接导致了文革，文革是错误的”。这是何其讽刺啊！老百姓被“上帝”耍弄得何其可怜啊！ 还要特别指出，在法拉奇专访的时候，原本允许旁听的中国记者都被赶走，因此专访是名副其实的专访，而且中方参与人员包括钱/其/琛和翻译施燕华，都不得携带录音设备，也不得做翻译时必需的速记之外的任何笔录，全部采访内容文字的核对权和文字的第一解读权，完全属于法拉奇一个人。 本来1976年在四人帮被非正常手段“粉碎”之后，西方就立即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1978年初“上帝集团”的人，发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时候，西方世界就特别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新动向，并都派出最精干最有政治头脑的新闻记者直接进入中国，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和事，贴身关注和分析中国政情，为西方政治家提供第一手决策材料；1978年底西单//墙又出乎意外惊诧全世界，西方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留学生，受到“上帝”的鼓舞，踊跃参与到大XX运动中去而不受阻拦，再到这个1980年“上帝”接受法拉奇的独家专访，内容在西方公开后，西方终于确知了中国“改革开放政府”的底牌。 89风波后，被“上帝”严厉批判的国际上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大气候”就是这样在“上帝”本人的直接推动下形成并一步步发展到形成1989年风波的（更多的论证材料见后文）。 钱其琛无疑得到专访中“上帝”思想之精华。所以，这个矮个子外交家，在89年风波事情后临危受命于“上帝”，并使出浑身解数，帮助“上帝”摆脱外交困局，让“上帝”和美国尽释前嫌，成功达成和解，再次获得机会，在美国的继续支持下，老当益壮，不遗余力完成其在专访中表达过的政治信念。从此以后，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步伐由小步前进变为“裸奔”——所谓“裸”，就是“特色”的旗号成为无色的裤衩，皇帝的新衣，挂着和没挂着毫无二致，所谓“奔”，我以为当是比高速跑步行进更快更卖力的一种运动。钱其琛也因为这一“伟大壮举”，在圈内被誉为中国当代外交教父。 （续十完）201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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