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七） 作者：右而左 十二 我在写作上一小节的时候，依然感觉到了1980年代五湖四海广大学生从使命感里燃起的激情，也感到了那个年代的脉搏还在微弱的跳动。一直以来，我甚少谈论自己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了帮助那些对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正确理解，甚至对于1980年代也缺乏直接感受，却在何新这样的“权威”里失去自我、失去思维能力、思想能力的年青朋友们找回一些基本的思想和思维的独立性，我不得不借助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直接的经历和感受及其相关的理性的分析归纳总结，截取那个时代的几个片段，来告诉大家，何新白纸黑字写在香港杂志上的所谓预测，不过是那个时代里，众多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的普遍的感觉，毫无神秘之处，毫无“预见性”可谈，借助痴愚和尚的话说，“学问嘛，那是算不上的”。 历史不是某一个人的人生考察，也不是各个社会成员个体人生经历的简单叠加，因此，一些人会觉得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足为信，那么请参阅以下资料，获得更具体的判断： 【1986年12月，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见《我们的八十年代》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988年3月5日，在拉萨分裂主义分子制造旨在寻求“西//藏//独//立”的骚乱。（这一年，物价闯关，7月抢购名烟名酒风潮，八月，全国商品抢购风潮，银行挤兑风潮。前文已交代），10月，中央决定清理整顿公司，12月中央认为廉政建设刻不容缓】。 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拥有我指出的“两个特别信息源”的何新，在1988年11月，于《香港民报》发文，“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这有丝毫的“预言性”可谈吗？它不过是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述，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还在发酵，如此而已，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2/3月事情”并没有结束，每个人都能“预见”，更大的事变还在后头，未来发生的任何大小事变，都可以牵强或者不牵强的算在“2/3月事变”的头上。这难道不是说，即使普通百姓，都可以成为何新一类的预言家吗？问题仅在于普通百姓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愿望和兴趣，像何新那样把自己的预言发表在某个知名刊物上，立做存照，以作事后的炫耀！ 【1989年1月6日，科大天体物理学家方X之致信邓小平，要求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搞一次全国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西/单XX墙”事件中的魏X生。 1989年2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新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此，我们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他的恶果。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全面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顺便说一句，这一年3月8日，拉萨实现戒严） 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何新1989年4月5日到北大演讲。在1990年的“绝世演讲”中，他说在这1989年的演讲中“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注意何新预言的日期和上述重大事情日期之间的前后顺序，将这些情形链接到我指出的他的“两个特别信息源”，那么就不难看出，他的所谓预测和邓小平的公开的政治谈话相比，简直是一文不值。邓小平已经以政治语言公告给了全世界，何新不过是用学术语言把邓小平不宜直接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了而已。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个可以和最高层最高领导人双向互动的何新，不过是把国家内部的最高机密以所谓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获取个人的学术权威的桂冠！类似的机密，在内地从来都是不能公开的，但在香港则是畅行无阻的，香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担任着特别职能是尽人皆知的。我可以设想，若真是独立的研究成果，如我右而左作出的，这些可以发表何新文章的杂志不见得敢登载。 此外，前面已近说过，胡//耀///邦的去世是个完全偶然的事，没有这个偶然，何新的“预测”就大打折扣了，而所谓“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中的“可能性”，则是一根可以从一天拉到10年乃至30年100年万万年的橡皮筋，是和现在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个被鲁迅批驳的一钱不值的“推背图”一样的文字游戏，对于我们这样的理工专业出身的工程师来说，毫无意义。地质年代的基本单位是百万年，从类人猿到现在的人类，不过200万年历史，“现代人”的历史不过50万年，这就是说，地质年代纪年上省略一个小数点，就把人类彻底从地球历史上抹去了。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何新的“可能性”还值一文嘛？再者，89年的事虽然是文革自由思想的惯性结果，但是其发动、发展、组织方式、发动者、发动者意图、主要参加者、主要参加者意图等各个方面，和文革有多少可比性？何新是搞文革研究的专家，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以“第二次文革”的大帽子套上去呢？甚至把任何的社会不稳定都往文革上扯呢？难道文革应该对邓玉娇挥刀、乌坎村农民事件、万盛并区事件负责吗？这让人进而引申联想，何新的文革研究，恐怕一点可靠性都没有。我是专心研究过逻辑和哲学的，讲究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今天何新的诸多追随者有几个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哲学功力，对何新及其各项研究成果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最喜欢借西方学者的语言卖弄自己的学问，德里达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借用的学者，我也学学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借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把何新的绝世“准确预测”“解构”了一番，是骡子还是马，现在也不必我来下结论了吧？何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预测不是事后诸葛亮才特意点出了自己的文章题目，所载何处，也借此再次自己背书自己的权威。他大动“智者”的情感说：【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只恐怕，看过我这里的“解构”，读者会觉得何新的良心和他自己的预测一样，并不为历史所宽容！不过是又一桩历史的讽刺。 十三 许多所谓的知名学者——说神棍也无不妥——昨天说过的话，今天就忘掉了，今天说话的话，明天又忘掉了，但这不妨碍他们说出即使最矛盾的话，作出最南辕北辙的预测,依然还是有许多的追随者，更不妨碍他们继续名利双收。何新就是这样的一位。现在，我就对比一下郎咸平这个“经济学时尚权威”的一些言论，获得另一个喜剧效果，借以强化一下我的读者对于何新的“预测”的认识（本博已经调侃过几次郎咸平了，那些调侃也算是一种“预测”，所幸到现在为止，我对他的“预测”还没有被“证伪”）。 郎咸平在其2003年的“著名清华演讲”（又是“著名”，但还不是“绝世”，呜呼哀哉）里说，美国人“信托责任”超强（以此对比批判中国的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所以才有美国股市金融的铜墙铁壁。结果，没隔几年，就在2008年从华尔街爆发起了世界金融危机，其导火索恰恰就是肇事的美国金融家们全无“信托责任”，有的只是和其他“劣等民族”一样的贪婪和欺诈，不守起码的法规和人伦道德，尽搞庞氏骗局，就是我们这边的传销诈骗一类的东西，害得欧洲许多国家到现在还没走出危机，而更多的国家又要陷进去，局部的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化经济大危机，2008年以来，谁还看到过郎咸平谈美国人的“信托责任”和美国股市“藏富于民”？(我这里批判郎咸平和美国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不是说我们中国经理人就有“信托责任”，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什么国家的经理人都是一个德行，这才是我的本意，别误解我)。 几年前，中国房地产如火如荼的时候，郎咸平说了，钢筋水泥打造出来的繁荣昌盛是危险的，必须控制和打压房地产发展，不然中国经济马上崩溃。几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他预料的崩溃，现在他就180度大掉头，改变预测，说中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不能继续调控，必须要维持房地产的繁荣昌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不崩溃。人们是信昨天的郎咸平，还是信今天的郎咸平？其实哪个都不能信，郎咸平不过就是一条神棍。 就是傻子也看得出，郎咸平是拿了房地产大佬们的钱，用早先大言不惭积累的“市场效应”，代理现在进退两难的房地产的大佬们向上面施压。这不需要证据，郎迷郎粉千万不要为难我，对我搞什么“谁主张谁举证”，记住：“在巴黎，残酷的事情做起来一点也不残酷”，你让我到哪里举证去？郎咸平兜售知识、智慧和良心，是为了房地产大佬们，与歌德笔下出卖灵魂换金钱进而获得想要的任何东西的那个智慧化身浮士德，干的是同样的勾当。何新也一样，他在北大身上“披着黑袍”，脸上“涂着红油彩”，说是去当“思想和灵魂牧师”，干的不过也是浮士德的出卖灵魂的勾当，他是为了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发言，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个人钱财利益。谁要是信了他的法西斯狂妄叫喊，昨天夺了那些学生和市民的命的铁疙瘩，今后一定会夺你自己或者你儿子女儿的命，“谁也跑不了，老子跑了，儿子还，儿子跑了婆姨还”。（《闪闪的红星》中地主胡汉山复辟时说的话）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指示要求教育改革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参见续三）。通过几个小节的“解构”，何新的“权威”恐怕要大打折扣吧，此其一。其二，即使他是个权威，他也是资产阶级的权威，是应该且必须被批判的那种权威。文革曾让他原形毕露，今后也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社会的变革中，他经过新包装的权威才能再次原形毕露。这恐怕是他那么害怕文革，什么与文革没有一毫毛关系的社会动荡事情也要往文革上扯的根本原因。本博主在此就斗胆小人之心一次，要拍砖的，就来吧。 这篇长文续四指出了何新的“五步必杀招”。续四后面几节，将他通过“第一步”精心缝制的道德外衣撕得粉碎，又将他通过“第二步”树立的学术权威砍倒。没有了这个立足之地，其“后三步”必然踏空（当然，何新的粉丝是不会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本文到此为止，已经从“形”上完成了对何新的揭露，是人是鬼，其“形”已现，下文，就将开始从“实”上，继续展开对何新的揭露，是人是鬼，切开他的外衣看其血肉，其“实”必现。他的“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中对爱国主义的歪曲，“新国家主义”中对毛泽东的利用，对D的“新社会主义”的赞歌，“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改革”论，“共济会揭秘”，等等，我将要如法炮制，一一加以“解构”。 （续七完） 2012-06-23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八） 作者：右而左 十四 上个小节扼要展示的资料已经表明，何新在风波之前所作的所谓“预测”和“警告”不过是以他自己的语言传达某个自封上帝的人的声音，并在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的同时积累个人的“市场资源”。这个自封的上帝，在“铁血红牌” 叫停风波后，提出一个举世闻名的“气候学理论”，其基本意思是：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它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决定的。时隔一年之后的1990年，这一声音居然还在继续被何新准确无误的放大到北大学生之中，他说：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 【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 何新这些话是不是“气候论”的完整翻版，而又比“气候论”更加嚣张？他冒称上帝之子，在“众生”面前代替“上帝”发言，但他还大言不惭的指控反对他这样做的人是【冒称上帝的人】。他把自己打扮成从思想上拯救中华民族的智者——这一角色扮演直到我写作此文的时候还在进行中——指斥“众生”不过是迷途的羔羊，做起了民族敌人的帮凶。 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在表面的“事实”上不能自拔，更被何新之流的“权威”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所震慑，认定风波事情中的学生，就是被国内外试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势力所完全操控，因此，学生流血就是活该，就是自找，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繁荣昌盛（用现在时髦的包括何新在内的左派语言来说，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该把这些该死的右派小崽子学生赶尽杀绝。 何新这类毫无无产阶级人性、只有法西斯残暴的假社会主义者，就这样一直试图垄断爱国主义的解释权，把任何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的利益或者违反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意志的言论和行为，统统诬蔑为卖国主义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汉奸言论和行为，是“普世主义”搞乱中国的阴谋（对于当时学生具体行为，我会有另外的专门章节来讨论，此处请读者暂不要追究我怎样看待学生的具体行为，着重关注我对于何新及其老板的揭露）。 《红灯记》里鬼子鸠山想要得到密电码，把李玉和抓捕，酷刑拷打，李玉和不招，就把李奶奶抓到遍体鳞伤的李玉和面前，玩攻心术，好言好语，试图从李奶奶嘴里获得蛛丝马迹，如意算盘又没有成功。鸠山这个法西斯加害者，就指斥李奶奶没有母爱之心，为了没有用的密电码，居然铁石心肠，看着儿子受苦受难。他折磨李奶奶后，又“正义凛然”斥责李玉和没有孝道，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居然忍心看着自己的母亲受尽折磨后将和自己一同被杀害。 何新及其老板就是鸠山这样的仁义道德家，他们分明是加害者，却把自己打扮成拯救者。为了论证我这样说不是搞欲加之罪，请读者就和我一起通过考察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看看当年的“大小气候”是怎么形成的，那个拯救者，那个自封的“上帝”，是不是一手制造“大小气候”的人，也就是加害者：第一件，1978年“西单XX墙”事件（续六中误记为80年，此处特别更正）；第二件，1979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第三件，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两天独家专访。以这三件事为线索，其他同期发生的关联事件和稍后发生的改变历史的其他事件，如1980年刘少奇平反、同年审判四人帮、1981年《历史决议》等，将顺带进入考察视野。这几件事，是认识和理解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中国之所有重大事件和社会现实的关键事件，也是回头去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革不可或缺的历史回溯隧道。 十五 关于1978年“西单XX墙”，我初到北京时，因为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圈内听到一个议论，说是“上帝”借助“西单XX墙”最终掌握了最高权力，但目的一达到，就过河拆桥，把那些在“XX墙事件”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送进了监狱，其中有魏X生。但是，由于“XX墙事件”前后官方舆论控制严密，有理有节，没有留给公众可以抓到的任何把柄，很久时间我未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这一事件的详细公开资料，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没有搞清楚，直到1990年代，我出国公干，在某国的旧书店淘宝，淘到一本当年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加拿大《Globe and Mail》（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John Fraser (中文名傅睿哲)，于1980年出版的《The Chinese——Portrait of A People》(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印象。 该书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第三章，页199至页271）来描述这一事件及他自己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当时世界各大新闻社如路透社、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苏联塔斯社等新闻记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这些资深记者与各派驻国驻华外交官之间关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演变分析，配发有多幅图片，而且关于这一事件的零散评论见于全书，作者还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下面我以此书提供的珍贵史料为依据，结合作者当时的分析和我个人几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审察，给出一些参考观点，供各位读者共享。特别要说明的是，该书于1980年出版于纽约，是否重版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1980年版。也就是说该书的分析是基于作者当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作出的纪实性分析，而不是后来根据历史的实际结果，填塞进新东西，对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做出的事后诸葛亮的分析，指出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还要说一点，作者对于中国人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偏见，但这并不妨碍其对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作出的判断具有特别的准确性和历史价值。 Frazer英文谐音中文Fu Ruizhe。作者说，给他取这个中文名的朋友告诉他，这三个中文字的意思是“幸运的哲人”，故我把Fu Ruizhe(Fraser)中文名相应翻译为“傅睿哲”，我并不知道其当时实际使用的是哪三个字。傅睿哲的前任 Ross Munro在我国粉碎四人帮之后，因为某篇报道严重得罪我国当时政府，被迫离开北京，傅睿哲是这位倒霉蛋的继任者，于1977年12月携妻子伊丽莎白到达北京。当时北京主要有三个外国人活动区域，分别是建国门外（使馆区）、毗邻的祁家园（那一带有友谊商店和国际俱乐部）和三里屯（现在以酒吧一条街闻名世界，吸引许多喜好东方猎艳的外国人到那里寻欢作乐）。了解北京的读者对这些地点都应该比较熟悉。傅睿哲初来北京，也主要生活在这一带。1978年10月傅睿哲携妻子公差到越南一个多月，差点错过他的“幸运11月”。11月中旬他和妻子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回到北京。 11月18日，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 Roger Garside（罗杰 加赛德），告诉他：“北京正在发生大事，我还不敢手捏把卡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的骨头都在告诉我，留神正在发生的事”（引号表示完全据原文句子直接译出，下同。据作者各处散见文字组合译出我需要表达的连贯意思，或者根据逻辑需要做承上启下的背景铺垫内容，如上，不以引号标注，下同）。加赛德是傅睿哲一个主要的外交渠道消息来源，后来也成为傅睿哲的私交。此人在文革期间由英国政府派驻中国，他见证了文革期间中国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亲见了1976年的“4/5事件”，他嗅觉敏锐，擅长中国政治事态分析，在傅睿哲眼里保持着最良好的中国政治事态演变预测记录。 加赛德还告诉他：“可以相当肯定，此时此刻，中国最高层正在紧急会商。大XX中有一两份直指吴德。”1976年的“4/5事件”导致邓小平下台，吴德曾在毛泽东罢免邓小平权力的时候表现活跃。吴也是靠近四人帮的人物，四人帮倒台后，他迅速调整政治立场，试图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吴德的起落当时是中国政治的风标。 11月18/19日，法新社北京负责人Georges Biannic(乔治 比安尼克)告诉傅睿哲，攻击吴德的大XX铺天盖地贴满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和长安街上西单路口的一堵墙，打算带他过去看看。傅睿哲说，听到这个消息他有一种来到北京以后从来没有过的莫名其妙的不安，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事态。好在这位法新社北京办的局长先生和伦敦《每日电信报》的资深记者Nigel Wade (奈杰尔 韦德)先生 ，手把手给他示范如何介入此事。“多亏他们，我才度过了困惑不解的头几天，明白了政治大XX正来势汹涌”。“除了攻击吴德，大XX还隐含着批判毛泽东，虽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傅睿哲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西单墙的：那是大约7英尺高的砖墙，实际上由一个路口的两堵墙组成，向东通向电报大楼，西边则是西单大街。墙的背后，每天傍晚即使高峰期过后，都总还有几十辆公汽返回站内，而墙的正前方长安街上则又有一个公汽总站。白天，无论有无大字报，都有许多人在这一区域活动，工作日一般在大约傍晚六点人群达到高峰值。 “我和我的翻译朋友那天是大约8点到点西单墙的。当时只有几十个中国人在那里看大XX，有什么情况是很容易捕捉到的”，“连续几天和比安尼克，还有韦德，来来回回西单墙，我已经能够识别哪些大XX是旧的，哪些大字报是新的，于是我急速奔向新的。许多大XX是攻击四人帮的，这不足为奇，因为过去两年多以来中国政府干的精精确确就是这事儿。头一天，比安尼克第一个发现有一张XX报试图越过雷池，不只是简单指控人人唾骂的替罪羊，而是指向那个让四人帮攫取了一级权力的人。那张大字报，由自称附近汽修厂工人的人贴出，赞扬中国政府近期安置文革受难者的努力。其中有一段，加了下划线，足以抢人目光，写道：‘由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形而上学和其他种种原因，他支持四人帮排挤副总理邓小平’”。 傅睿哲随后写道：“在今天看来（指1980年-右而左注），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但在当时，在中国国内，则是石破天惊的。让人敢于发出这种声音的原因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周前平反了1976年的‘4/5事件’，当时的反革命事件现在成为了革命的、正确的；受到官方的鼓舞，民众开始希望得到一种解释。吴德轻而易举就成了打击目标，他当年是负责平息1976年‘4/5事件’中民众示威的官员，现在已经被免去北京市市长职务，但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席位”。 对于这种大字报，“在当时我当然不能看作只是公众意愿的确切表达……，忽然间，我们站在了一张长长的大XX前面，它是新贴的，胶水还在从两侧往下滴。我拿出笔记本，请我的朋友开始翻译。” “我们的国家正在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正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中国人思想中，如果没有巨大的精神革命，我们伟大的革命就会停止不前，因而不会有最终的胜利。伟大的精神革命，必将导致伟大的社会革命。我们必须站起来，砸烂精神的枷锁，……，试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怎么可能上升到那样的权力位置？试问，毛主席是否清楚江青的的本来面目？试问，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怎么可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邓小平副总理的权力？试问，没有毛主席点头，“4/5天安门/事/件”怎么会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对于这样一份大字报透出的信息，傅睿哲保持最高度的敏感，他说，翻译一结束，他就冲向电报大楼，第一时间向他的加拿大《环球邮报》总部发出电讯稿，并随后电话报告比安尼克和韦德他看到的内容。不过，傅睿哲一度后悔不该告诉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综合分析中国政局老道的圈内快枪手，怕他们的报道先于傅睿哲自己的见报，毕竟韦德当年是第一个报道四人帮倒台的西方记者，他的报道见报之后几天中国政府才确认四人帮倒台的事实。但是，傅睿哲马上安慰自己：在中国哪个西方记者可以单兵作战呢？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报道，谁不需要朋友呢？只是选择朋友要慎重，他们两个都是可靠的朋友，韦德的骄人业绩不说，比安尼克正在经营着简直是最强大的新闻机器，在这段时间显示出他又最广泛的消息源。这样的朋友不交还交谁呢？“那一晚，我安详的睡了个好觉，这可是近一周来的头一遭”。 （续八完） 201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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