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五） 作者：右而左 九 对一个人做道德批判，无论多么理性，都是要冒风险的，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所以，在上一节里，我只是把何新如何建立自己“道德完美化身”的技法做了一个扼要说明，给出的评语却十分简短：就这样，通过比对匿名者的“道德卑劣”，少数学生的“无理取闹，流氓语言”，一个“众人皆无耻，唯我何新道德高”的道德塑造，告以完成。而实际上呢，以本博现在的看法——坦白说，当时我也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不过是一个多年混迹社会三教九流之中的“老江湖”，对青涩的莘莘学子的一场绝世的“道德大调戏”。 十个指头都不能一般齐整，何况社会有11亿人（当时）；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个体，即使修养再深厚，在事事顺遂心愿的时候，也不能保证对于身边丑恶事情不出情绪性恶语，何况在目击甚至直接经历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灵魂与肉体的大屠戮之后。何新精心挑选展示出来的当时个别人的言行（我不怀疑其真实性），正是出于最基础的良知，用了并不冷静的语言表达了对何新一贯充当D的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个老江湖，就紧紧抓住这些“个别人”不放，把“个别”混同“一般”，用个别人的不理智，扫射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普遍正义和良知，这在哲学上就是故意拿“殊相”当“共相”(关于风波的历史原因和这些个别人的问题，随着本文的全面展开，将有专门章节介绍和讨论，我这里认同他们的“最基础的良知”，并不说明他们和何新不是出自同一个阶级，更不代表我和他们有共同的阶级立场，为避免对于我的立场的误解，这里特此说明)。 何新在演讲中成功完成对自己的道德塑造，可他真就那么道德高尚吗？恐怕不见得。看看这段前面引用过的话： 【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在一群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纯洁无瑕的学生面前，居然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威胁，装扮自己的斗士形象。这是不是混世魔王王朔在黑暗降临时的晚霞中的一个剪影？况且，诸位读者，如果你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整个的国家机器在为你撑腰，你在北大的讲台上，还会害怕几个学生“起哄，架秧子”吗？还会害怕有人组织黑社会“暗杀”你吗？还会缺乏在秀才堆里威慑淳朴学生们的说话底气吗？ 何新在失去基本良知，摆出“老江湖资格”、刻意抬高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其实和他们原本一个阶级的兄弟们的“最基础的良知”也给诬蔑了！谁见过那些介入过风波或者不满于“红牌叫停”手法的知识分子，或者对他写过匿名信的激进人士或者学生，在当时或者后来参加过黑社会，组织过什么暗杀活动吗？ 我无意对于一个人的具体心性道德提供批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我要批判的是以其为代表的一个阶级的道德，而不是其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很多人都知道，以儒家正统道德规尺去衡量，当年北洋政府首脑、安福系的头子段祺瑞，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但是段祺瑞对被他压迫、被他剥削的广大无产阶级，表现过任何高尚阶级道德吗？显然没有。我想，类似的比对，也可以用在何新身上。这样，才能解释何新为什么那么痛恨文革，把文革叫做法西斯专政。毛泽东从来声明自己一生就做过两件事，又最钟情于第二件事，即文革。文革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文革，任何对文革的否定，无论怎样花言巧语，无论怎样借林//彪，四//人//帮说事（参见何新《警惕文革翻案风搞乱中国》），都是直接对毛泽东的否定，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就是说毛泽东是法西斯。这就是何新的阶级道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年这个完美的道德化身，如今自称“鄙人下愚，猪狗不如”（见其《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何以这样呢？皆为历史使然。中国走到今天，已然完全不在他当年的“预测”之中，当年的他那个高耸入云端的道德化身，比对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现在的无数底层无产阶级的血和泪的遭遇中，真正高处不胜寒，真正是“猪狗不如”，他再不主动放低自己的身段，走下神坛，就一定成为高高在上的、等着老百姓万箭齐发的活靶子。所以，长于分析现实、“预测”未来的他，毅然而然，悄然无声“翻筋斗”下到地面，金蝉脱壳，试图逃过老百姓视野和追击，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为老百姓揪出万箭齐发的新靶子，即其所言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和权贵”，仿佛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还有“权贵”，执行的都不是他的“D老板”的“新社会主义”路线。这又衬出何新的阶级道德的另一面，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是连自己的阶级兄弟都是敢于出卖的，谁能告诉我，那些“新自由主义者”，那些“无耻精英”，那些“欺民的资本家和权贵”，不是何新的阶级兄弟（“鄙人下愚，猪狗不如，但平生就是蔑视一些无耻精英和欺民资本家和权贵）”（何新《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要是站在道德高点上，只要露出一个道德瑕疵，就会身败名裂，而把自己放在“流氓”位置，就可以确保自己使用任何无耻的、栽赃的手段，都具有某种“合道德性”，并同时规避任何别人的道德攻击。这种勾当，不过是王朔之流的惯用手段，身为“道德化身”和“学术权威”的何新，居然借来使用，可见何新内心现在虚弱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从人格和阶级上讲，何新原本就和王朔一是个路子的，只是外包装不同而已。 （关于“新自由主义”等，随着本文的全面展开，将给予必要的讨论，看何新金蝉脱壳是否就能够推卸掉其本该负有的责任） 十 何新对于重大事件的“准确预测”，是他在“绝世演讲”中，征服北大学生，俘虏今天草根左派的一个“绝活”。那么，他炫耀的那些“预言”有怎样的历史背景，“预言”本身到底有怎样真实的准确性呢？他的预测真的经受住了当时的现实（今天看来的历史）以及今天的现实的检验吗？这个小节，就要论道论道。 我先给出一个对比，再倒回去看他在演讲中展示过的、前文已经引用了的各种“准确预测”的本来面目。 在1990年“绝世演讲”的第三部分“殷鉴不远”里，何新说： 【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 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 中国的前景如何？……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注：这里三个段落先后顺序，本博有调整，以便意思更为连贯) 何新需要的“稳定”终于如其所愿，如D所愿获得了，而且自1989年开始，一经稳定下来，就是20多年之久，后面还不知要“稳”多少年。 他的意思是说，稳定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切重中之重，只要大家不闹，中国不乱，中国就会暂时度过难关，跃升为太平盛世，你爹我爹都有地方领养老金、退休金，人人有住房，社会秩序就会良好，千百万的公务员、市民、工人都有生计，不会流离失所。只要“稳定”，中国就不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更不会像东欧那样，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在2011年，也就是他1990年演讲之后的22年，何新在《警惕文革翻案风今年搞乱中国》一文里说，有人为文革翻案： 【其社会背景是基于：多年来的改革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无序市场，搞乱了中国经济。当今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严重，金融危机频频发作，高利贷风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GDP崇拜导致拜金主义横行，官场腐败丛生，公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尖锐对立，官民对立严重。穷苦阶层民不聊生，青年毕业就是失业，失去发展出路，工农地位沦入入九地之下。对外屈辱求和，加入WTO后经济依附美欧，有被殖民化危险】 何新2011年写出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没有联想过自己1990年的“绝世演讲”。 读者诸君，你们能相信以上时隔22年的两段话，居然是出自同一个“伟大学者”吗？前一段话信誓旦旦的认为，只要有“稳定”，后一段话表述的内容就是断不可能出现的，而如今就出现在他自己的眼里，走到他的笔端。这就是名满天下，“准确预测”了众多世界和中国的大事件，“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的何新。 我曾在《江河万里，万里江河》一文里，调侃大名鼎鼎的黄万里说：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黄万里先生，出名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学问，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伟业，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因为毛泽东而出名；二是因为反对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后来又反对了三峡水库工程。我也并不是赞成一切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实际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伟业，就是一生什么都反对，我想这和一个一生爱好买彩票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总归有一回两回是反对对了的，就是中彩了，如果一个人一生买彩票，一生都不中，这个人也就太背运了。 何新相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也依靠毛泽东出名——何新在毛泽东时代获得一个反革命的名声，成为后一个时代起步的政治资本；不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黄万里搞水利的，却几乎一生什么水利工程都反对，结果在反对三门峡工程上“中彩”了，何新作为搞政治的，什么都预测，结果在89年前后的大预测中，预测到了一星半点（远不是如他所说“预测对了”，后文详解），也中了个“彩”。 我曾和我国某名刹里即将成为主持的某高僧谈宗教，问他一个基督教忏悔的问题。我说，一些基督教徒什么坏事都敢干，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但每次犯了罪，都要去做忏悔，非常虔诚，获得灵魂的拯救，但出了教堂，还是依然故我，什么坏事都干，又再去忏悔，如此循环直到死，高僧怎么看待这些基督教徒的忏悔，忏悔有实际作用吗？高僧沉思了一会，沉静地说：“还是有作用的，比如说，一件衣服，脏了，你是不是要洗？如果不洗，很快就脏得不能再穿，而反复洗脏，就能保证一件衣服穿很长时间”（高僧的话，因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引述，这里我用引号）。 原来，忏悔就是为更持久的犯罪，更持久的干最无耻的勾当，还把罪责推给上帝，让上帝去为他们承担罪责（注意：高僧实际的意思不是我说的这样，我做这一种解读，不过是说何新的问题） 何新现在的忏悔，是不是也这样呢？他犯下了罪责，却把今天中国的罪责全部推给了别人，说那都与他自己、他自己的东家、他自己的阶级无关，用心何在呢？ （续五完） 2012-6-20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六） 作者：右而左 十一 上个小节把何新时隔22年关于中国社会面貌的两段话，放在同一个取景器里进行字面和意涵的对比，得到了一个对比度十分鲜明的讽刺画：善于预测，把握着社会脉搏的何新，22年前信誓旦旦说不能发生的事情，惨烈的逐渐发生在了中国现实社会里，“凝固”为22年后一个无数人的悲惨世界和少数人横行霸道的世界。这就是说，何新预测的社会发展完全走向了他预测的反面。他的历史大预测其实完全破产了。 现在，我就给他得意不已在“绝世演讲”中刻意渲染炫耀的那个“预测”，去一去神秘面纱。这个预测表述如下： 【（在1988年11月发表于《香港民报》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 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在北大演讲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 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为了意思连贯紧凑，突出主题，【】内文字我做了删减并适当调整了的顺序） 他的某些粉丝，到现在还以为他凭着这个“预测”，依然可以傲视“江湖”，右而左这样的无名之辈怎敢造次？例如，有个Golden网友读了我此文前面的一个章节，就感到很不爽，给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评论: 【在你自己没有能耐预见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时，去这样批判一个预先为中国乃至世界告警的人，你有何脸面批判人家？在88年你能预见到国家会出现动//乱？在2000年，你能预见到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中东将要出现的巨变？ 共济会，不是他和全世界的学者一起去挖掘其历史沿袭与目标，你能知道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被谁操控和他们的新世界秩序的目的？我希望你也是个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问题的真正的智者，而不是这样一个只会去批评别人的人。】 读者看好了，这位何新的粉丝，不但把何新88年的预测，作为头号预测，摆了出来，还一连列举了其他好几个预测，并几乎把何新近年来“拯救”我们苦难的民族，“解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所有“伟大功勋”也列示出来了。 何新的伟大功勋，我是不能一一“歌颂”的，但其“新国家主义”和“共济会揭秘”则是我决不能不“歌颂”的。共济会我将放到这篇长文的最后讨论，届时恐怕我的读者要“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这是多年前马建的一部小说的名字，写藏族天葬的，据当时舆情，说是严重伤害了藏族同胞感情，差点引起民族纠纷），先就此埋下一个伏笔。 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一批杰出的中青年才俊，和当时出国潮中的主流不同，不是因为国内没有地位、不是因为看不到个人前途、不是因为向往西方的物质文明或者婚姻爱情方面的原因，飞往世界各地，而且怀着“去国”而不再“还乡”的坚定。我的一个同学当时飞往美国之前，对我说：“我不过是地震前的耗子，蛇类，要先走了，大学里，你就是我的榜样，你比我聪明，我知道你比我更清楚感到了地震就要来到，但你不会走。我没有你的意志，只好当逃兵了”（在一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好友这样的告别辞是一个人永生不会忘记的） 注意了，这不是1989年年中以后的事情，而是之前几个月的事情！读者或许明白了我意思。是的，当时，许多人都对那场风波有非常清晰的预感，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都能够、都有条件、都有兴趣，把自己的预感像何新那样写成文字“预测“，登载在香港知名的报刊杂志上。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心底，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友情中，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对亲人的祝福里，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中……。所有这些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做着普通的工作，毅然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打击！许多这样的预测，比何新写在香港杂志上的预测要准确的多。“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心灵之中的，却是地狱的火也烧不掉的。 我不排除有何新的粉丝如这个Golden网友读到这些文字，会说我在搞臆想，自证我的聪明智慧。我无意于此时此刻，打断文字的逻辑连贯去搞自辩，我先承认我这是臆想的智慧自证。 前文，我一再提到被思想界视为“黄金十年”的80年代是毛泽东缔造的自由思想时代的延续，没有经历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是不能都懂得中国的20世纪的，更不懂中国今天的现实（但不是一切经过了的人就一定都能读懂）。这里我引用一段艺术家徐冰的话来夯实我的观点（徐冰，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归国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教授，其艺术成就，尤其被美国高看的艺术成就，绝对斐然，有兴趣者不妨自己检索一下）。 【古元追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我仿效古元……，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中……，每个人都成为实验的一个分子……，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去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而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80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我说：“你们是波伊斯（德国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的概念）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见徐斌：《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该文是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愚昧的，可是“愚昧”却给他这个蜚声国内外的艺术家注入了艺术灵魂。他的文字内容和艺术成就本身，已经推翻了文章题目给出的“毛泽东时代是愚昧时代”的结论——略注）。 作为毛泽东时代自由思想和造//反精神的产物，1970年代末先出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随后不久，出现“北/大//三//角//地”（这些都是当年北京知名的大事件），紧接着，1985年在合肥，有安微科技大学校内学///潮，但很快被平息，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又过了两年，1987年元旦，北大部分学生和其他高校部分学生联合，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有市民在现场临时参加队伍，队伍由历史博物馆北侧东长安街西行进入天安门前金水桥附近，绕广场行进到大会堂正面，大约有几十名学生被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抓捕，天安门后午门前场地，被用做公安的现场指挥部，并停靠囚车，被抓捕的学生和市民都在这里集中。这次事件，在当时北京即使普通老百姓中都人人皆知，后来被抓捕学生全部被各所在高校领回，没有给予刑事处罚，社会人士则基本都被监禁，体现当时高层对于学生和市民参加此类活动不同的处置方法和态度。本博主目见了这次活动的全过程，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识别出什么样的人是便衣警察，当时我是国务院所属某部委机关小干部。这次游/行/示/威，发生在北京，上了街，到了天安门，而不只是像合肥那样，只在校园内部，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直接导致胡耀邦下台。 大家都知道，1984年35周年国庆阅兵，北京大学队伍打出“小平您好”，成为世纪佳话，也是知识界对邓小平改革的某种背书，时隔仅仅一年，合肥高校率先在北大的背书上画叉，而1987年这个叉就由北大的学生自己接着画了，到1989年，这个叉叉居然画出了一场大风波，并让何新获得了伟大的名声。 1988年又发生了什么呢？放开物价！就是赵真人在D大人撑腰下的蛮干：物价闯关。7月，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全国骚动，抢购名烟酒风潮席卷全国各大城市；8月，即将全面放开物价的消息，“小道”传遍全国，导发全国性抢购几乎所有商品，从火柴、油盐酱醋、肥皂，到袜子、毛巾、夹克、毛线、毛毯、洗衣机和吸尘器（这在那时是奢侈类商品了），无所不包，一些大城市如上海，迫于情势，不得不恢复凭票供应，或者凭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购买，同时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所谓“老虎出笼”。 有了这个社会动荡的直接感受，知识界，政治界，文化艺术界等各个社会敏感部门的即使再迟钝的人士，都能感受到社会在集聚一种力量，不久的某个时候就会有更大的社会事变的爆发，如果稍微敏感一点，关心政治多一点，朋友圈子大一点，在社会各界走动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83年20岁大学毕业，单身，住宿舍，筒子楼，一个人住20多平米的单间（羡慕死现在为住房发愁的大学毕业生吧？），下班后单身互相串，我记得我第一次喝咖啡是在一位川大的物理系同事宿舍里，他自己煮的，咖啡豆子也不磨，就直接扔在普通铁锅里放上水，在电阻炉上煮。那个时候我还组织同乡会，原本是和本县在京老乡联系，后来发展到一个大的网络，与在京的许多湖北老乡建立联系，老一辈的有在国务院机关的，团中央的，解放军报社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等等，还有作家协会的，不少高校的各年级湖北籍学生，也曾加入了，我们经常周末集会，谈的基本都是知识界名流、社会思潮、国家政治、社会发展。 1987年夏天，我入读研究生，1988年我出任某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当时，北京大多数高校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主席都是竞选的，我就是竞选上岗的），兼任该高校本科学生会主席。1987年元旦的示/威/事件，导致胡耀邦下台，但是事情却越来越复杂，高层对于高校动态更加关注了，1988/1989年到学校来了解学生动态的部里和中央官员也越来越多，我向其汇报学生动态的最高级别的人后来上升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就凭这些我纯粹个人的经历，就已经清晰感受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而当时的何新是什么人物，不必细究，只看两点就够了：第一，他可以在香港发表文章，说明他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国内外的社会动态资讯，尤其海外关于中国事件的动态评论，他可以随心所欲获得并加以分析，而不仅仅是看我当时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的《参考消息》，我能偷听到的V//O//A，B//B///C短波报道的片段；第二，他说了他那时可以将自己的密件直送中央，到最高领导人那里，这说明他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看到当时的所谓大内参（大开本，大字号的，专门给上了年纪，眼睛不好的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看的）。如果我有这两个条件，那么加上我以上个人的兴趣、努力、勤奋和小圈子，我敢说没有什么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情不在我的“预测”之中。 此外，1989年事情的爆发纯粹偶然，如果胡耀邦去世的时间不在那一年呢？历史就将完全不同，何新的所谓准确预测，是不是要大打折扣？我记得89年春节后开学不久，上面来人了解学生动态，我还汇报过说学生思潮十分活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新说了89年4月5日他也在北大演讲，为什么是这个日期，1976年所谓的“4//5运动”就是这个日期，显然何新的到北大是上面清楚知道学生的情绪动态后要他来稳住北大学生，不让他们纪念1976年的这个日期的事件，以免给上面造成麻烦。这就是说，何新那时活动在北大，显然和来我们大学了解学生情况的上面的人，承担的是同一使命。 知道了以上的这一切，各位对何新的预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朋友，你们还觉得何新的预测神秘莫测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不依不饶他的“预测”？这里需要做个交代，非我嫉妒他的准确预测，也不是我要浪费各位的时间，乃是因为我后文要去他的“共济会揭秘”的神秘面纱，这里不得不先做一点去他自己的神秘面纱的工作。 （续六完）2012-0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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