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一） 作者：右而左 何新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位置，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和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重要，他的思想凸显出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对于成熟的思想者——无论持资产阶级立场，封建专制阶级立场，或者无产阶级立场——来说，并不值得严重关注，但对于草根思想者，却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和斩杀力。 “3月事件”意外激活了两个重大的思想热点，一个关于文革，一个关于“XX风波”。前者是老话题，却酝酿出新思考，后者是“新话题”（相对而言），却捅出了“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十年来政治嗅觉和思想嗅觉一向灵敏，早已经“得道成仙”的何新，忽然凡念乱心，蠢蠢不安，大肆再度攻击起文革来。一个攻击文革的D派人物，其内在的阶级本性必然驱使他为“风波”中“拯救”了民族、“拯救”了党的D的“伟大英明”，高唱赞歌。 文革和“风波”一老一新两个思想热点的同时被激活，昭示着滚滚而来的一场思想运动，正在以超出庙堂当权者的想象力和控制力，超出普通民众能够意识到的广度和深度，重新绘制当代中国的思想版图。思想变革历来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因而，这场思想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实政治，构成直接冲击，对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活跃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重新洗牌。 一切有志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工农阶级的年轻人，面对当前思想运动，都应当积极、迅速的投身其中，为有朝一日担负起历史委托的使命，为复兴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为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做必要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准备。 二 何新的人生，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宽，几乎涵盖了20世界中国思想运动的最精华的全部岁月。从一开始形成自己独立思想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毛泽东在全社会倡导打破一切权威，敢想敢干的自由思想的年代，即文革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形，就思想而言，不是一般现在官版的所谓全社会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思想，而是正好相反，毛泽东跟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思想，走的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的道路：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于社会底层民众，而在毛泽东那里获得集中，并结合中外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再返之民众，指导社会运动，此又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例如，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亲笔给来自全国的合作化的报告写出大量的批语和按语，1960年在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不都是这一“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运动的结晶。 文革培养了庞大的自由思想者队伍，紧接着的1980年代，就势所必然的成为了一个思想的井喷年代，所谓的思想界的“黄金十年”就此现身，这在1980年代的小说、戏剧、音乐、电影、绘画各门类艺术中和中国思想界、哲学家都有具体体现。今天的各路大佬，绝大部分都是和何新一样，是在文革中把触觉埋在田头地老，风餐露宿，或者把耳朵贴着机器，三班倒作业线上挥汗，最大限度获益并成长，在所谓“黄金十年”里“得道成仙”，确立自己的大佬地位的。 在毛泽东提供的伟大的年代里，何新历练深厚，加之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活跃的思想冲动，善于从底层积累朴素的群众思想营养，掐得准底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即懂得迎合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他至今还在炫耀的、引以为自豪的反革命的个人经历，以至于其最新的自白题目就是：“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中的何新，年富力强，以其正好迎合了新时代需求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文革中的反革命经历——此时按新时代的标准就成了英雄壮举——显耀于一个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成为时代骄子，他如何思想上受宠并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完成思想上的飞黄腾达，对于其同辈人或者我这样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一点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一辈来说，则无异于是一个凤凰涅磐般的传奇。就这样，何新走上了中国草根思想者的圣坛，羽扇纶巾，呼风唤雨，并一再成为改革时代当权者所倚重的思想清道夫。这一点，最充分的体现在1990年6月24日，也就是铁血平息“风波”后一年又20天，他在北大的那次所谓的“惊心动魄”的演讲里（可搜索“何新1990年北大演讲”）。 据记录者记录，何新在应当时北大党委和学生工作部邀请到北大为应届毕业的北大学生“做思想工作”。根据何新当时的社会影响和在高层的关系判断，我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奉命”到北大，为全面卷入过上一年“风波”中的学生做心灵和思想“疗伤”，以免他们带着愤怒和仇恨进入社会，在五湖四海成为下一步全社会不稳定的星星之火。换句话说，何新是奉命担当“思想和灵魂牧师”的角色。根据记录者煽情的记录，何新进入礼堂时，满场嘘声，学生讥讽他是想“舌战群儒”，还是来“单刀赴会”，不如赶紧知趣的滚蛋，免得如何如何，而演讲开始后，几个小回合下来，嘘声成为掌声，演讲完毕，一般掌声升级为持久的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说，何新未负使命，不仅出色扮演了这次“思想和灵魂牧师”的角色，还无人能出其右的完成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演讲，何新跃出思想界，拿到了国家政协委员的座票，随后其在中国思想界的角色，更加诡秘起来。 这次的演讲，代表着何新个人思想已经体系化和历史化，因而具有不可改变性。显见的事实是，自那时以来，他的思想的确没有明显的波动，其“新国家主义”不过是其当时思想的展开和延伸，其“揭露共济会的阴谋” 则是包装他的“新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辅助措施，同时，也是他的诡秘身份下的一种辅助当权者的思想活动，旨在转移民众视线，把一个巨大人群对于内政不举的不满情绪，向外导泻到所谓“共济会”身上（与之配合的还有一个张宏良，张用“转基因”为题，同样大量牵制了巨大的草根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从而为当权者裸奔资本主义的所谓“深化改革”，腾挪出足够的时间和民意空间！ 何新扬扬自得其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又沾沾自喜于北大的这次演讲，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何新对待文革和“风波”这两件事情的截然不同态度，把他自己的阶级本性，完全展示给了所有愿意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工农阶级的思想者。 当时的北大的学生思想十分青涩，青涩得如同幼嫩的橄榄。老江湖何新恰是凭借着自己的深厚社会阅历，“民学官”的三栖角色，轻而易举的、惨无“思道”，按照政治授意，挥动思想屠夫的大刀，摧残了当年听他演讲的不少青涩学生的稚嫩思想，并斩杀了他们的纯洁灵魂。我注意到何新的这个演讲，至今还在网络发挥着影响，依然获得很多人喝彩，而何新后来拼凑了“新国家主义”和写出的大量的揭露“共济会”的文章，不过是以另一种面目，行“摧残”和“斩杀”的勾当。 （续一完）2012-6-14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二） 作者：右而左 三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万恶之源”，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首善之区”。北大是思想界必争之地，也是当权者钳制异见思想，为本阶级造阶级舆论，服务本阶级的政权的关键要塞。对于北大师生和学生运动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的阶级属性。例如，1966年5月16日，关于文革的通知形成，文革正式开始，头三个月，刘少奇等在北京主政文革，向北大派出万人工作组，对北大师生自发的革命热情，进行残酷的绞杀，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指斥他们“镇压学生运动”，是年8月，毛泽东从杭州返回北京，责令刘少奇等撤出工作组，轰轰烈烈的文革才真正开始进入清理资产阶级代理人，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正确阶段。 何新的北大演讲，是为D处理“风波”的铁/血/政/策做“无罪辩护”。在展开、揭露和批判何新北大演讲内容之毒害之前，这里有必要先从思想史角度，对北大历史做最要点的交代，并连接到有关“风波”事件的一些基本事实。 北大起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面目成立为大学，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总监都，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学生都是从清廷中上级官吏或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北大的官学背景，决定了北大以守旧为名，当时的学生把进入北大当作升官发财的台阶。那时的教授位置不靠学问决定，而依据他们的官阶，他们被称作“中堂”或者“大人”，学生则被叫做“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一样，都声名狼藉，常常放纵于赌场或者妓院，因此，曾被社会冠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受命袁世凯，短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这个严复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曾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同期留学英国，曾节译达尔文、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相关著作，创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 这些个“现代成语”的严复，也就是那个在中国最新提倡西化，介绍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最先反对科举制度，反对传统的儒家控制，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严复，当然，也就是那个1902年以后，渐渐转为保守，不赞成任何革命和革命政党，并担任袁世凯政治法律顾问，积极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把蔡元培称为“神经病一流”的严复。 蔡元培1916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初就任后，提出著名的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机构，不是“国粹”收藏馆；第二，学生不应“专己守残”，要“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须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自由发表”。 正是因为蔡元培推动的改革，北大才成为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发源地，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个被请到北大，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走/向/街头的那批学生中，罗家伦、傅斯年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学术重镇，也是当时反共产党的最坚决的急先锋；俞平伯成为《红楼梦》研究专家，张崧年成为英国罗素数理哲学在中国的第一阐释者，高君宇（后来牺牲）和谭平山成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朱自清成为散文家和诗人；冯友兰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并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写作组”核心成员（“梁效”，乃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还有许多其他名人，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现代历史，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学生运动的历史。“五四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峰，在思想史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诞生。20世界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二个高峰，出现文革中，北大再次成为策源地，成为文革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思想阵营交战的主战场，并因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阵营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无产阶级思想阵营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至少在外在表现上，占据着有利位置。 前文指出，1980年代思想史上的所谓“黄金十年”，是毛泽东自由思想时代的自然延续，这个延续造就了20世纪学生运动的第三个高峰，即1989年的所谓“风波”。“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耀邦4月15日的去世，实际起因则是因为1978年后占据中国政治中心舞台，以D为核心的所谓“三中全会”派，也就是“改革派”的公开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 在政治上，改革派以“清理三种人”为借口，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权力位置，整体性清除，而实际上在文革中按照他们的幕后策划，直接制造了打砸抢，制造了各种流血事件的他们自己阶级的“三种人”，例如具有全国性的反动的“联动分子”，则予以保护下来，让他们进入政权的基层位置和军队的基层位置，而“联动分子”的父辈，也就是老干部集团各成员，更是被安置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从而彻底推倒并砸烂了毛泽东的“大联合”，做成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他们自己阶级队伍的“清一色一条龙”（我在其他文字中点到过“联动组织”，它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干部子弟犯罪集团”，我今后还会有文字继续揭露这个集团的黑幕，凡有志于深入研究文革，研究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者，都应该认真研究“联动组织”的来龙去脉，以及联动分子父辈们的权力变迁）。 在经济方面，“改革派”整体性蜕变为腐败集团，他们自己在台面上道貌岸然，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私下却为各自的家族成员开辟广阔的经济渠道，让家族成员敛取财物，完成今天所谓“官僚资本”的早期积累。高层家族的腐败，最典型的是D家族的“康华公司”，当时这个D姓公司的“俞姓”具体操办人，今天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决定中国政局的“25人核心成员”之一，他的不倒，一方面是标志着今天的政权依然是D政权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作为政治保险锁，确保D家族不被清算。另一个典型代表家族就是现在被“炎黄春秋”捧为“民主教父”的“赵真人”家族，其大军和二军，两条“军犬”，利用乃父为主要代表之一的改革派设计的价格双轨制，和乃父的权力资源，在全国各地倒腾紧缺物资，大量圈钱。 文革鼓励每个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公正。这个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惯性，使得1980年代改革派腐败露头后，遭遇社会正气的坚决抵制，当时只有学生，最有勇气、决心和使命感，代表社会的良心站出来发言。北大学生为首的学生，借胡/耀/邦去世，上/街/游/行提出“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这让心中有鬼、行动上露出腐败狐狸尾巴的“清一色一条龙”的改革派领导层十分震惊和失措，他们一致对付学生，并出台”4.26″社论，将学/生/上/街定性为“动乱”。这一定性，导致改革派和学生之间矛盾激化，直接制造了4月27日沿着北京二环路行进的“百万学生环城大游行”。从4.26社论开始，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并激发了中央高层内部的争斗，改革派分裂为“保守派”和“民主自由派”（普世派），4.26前夕，军委副主席和党总书记“赵真人”到朝鲜访问，4.26社论文本曾电传到朝鲜，他明确表示赞同，但是，他回国后，看到学生运动有可利用之机，萌发了“皇帝梦”，想废止D的“垂帘听政”。是故，他借4.26社论出台时自己在朝鲜访问，推托激化改革派和学生之间矛盾的责任，公开挑战D的权力……（后略）。 学生和市民没有暴/动，“有组织的政府暴力”是按事先计划进行，并事先作了舆论方面的安排。集中死亡主要地点是木樨地，六部口两地。天安门广场内没有死人。死亡学生和市民，据我个人实地获得的尸体数据和医院滞留的尸体数据，以及运回各高校的尸体汇总，估计在1000人左右。海外报道死3000以上和国内当时公布死200人左右其中包括36名学生，都与实际数量有重大出入。 此事，关键不在死人多少，而在于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这一事实的反动性。现代文明世界，一个号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无法想象的。文革中，一些人蓄意破坏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各种事端，包括流血事件。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从来只是从政治上坚决惩罚代理人（必要的话才在事后追究法律责任），不管他们是赤膊上阵的，还是在幕后教唆的，并严格禁止滥用国家军事机器，不但不许用之对学生和平民进行有组织的毒杀，还要“三支两军”，为工农群众的合理斗争保驾护航。在这样鲜明对比之下，两件事件中的国家机器掌控者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就楚河汉界一般分明了：文革中的毛泽东，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对待学生，如父护子，“风波”事件中的国家机器使用者，代表了资产阶级，是反人民的法西斯，对待学生如屠夫对猪。这同是阶级本性的展示。 （续二完） 2012-6-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