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我认为，境外宗教渗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是境外宗教势力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三是境外宗教右翼势力利用“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进行“合法渗透”。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化的进程，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多元化的趋势日益鲜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软势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基督教新保守主义推行对华扩张的传教战略。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国际国内复杂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境外宗教渗透有可能引发公共管理危机，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对华扩张战略。我认为，当前应当更加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

　　一、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欧洲访问时提问：请简要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项目负责人回答说：“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引自：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如果说“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美国真的欢迎中国崛起吗?此另当别论。“软实力”应当是指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等等，当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两张主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中，人权的牌日益显赫。而根据美国当局的诠释，“宗教自由成为人权的第一基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1998年，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一个超级大国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这是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变化。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成为历史上“传教士外交”和当代“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

　　美国当局运用国家力量，在国际人权领域里强化美国价值观。如：《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宣称：“宗教信仰作为个人选项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根植于我国开国先贤的理想。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正如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所说：‘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2006.)美国政治家将“宗教自由”符号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

　　基督教是美国立国之基吗?其实，这是当代美国政治家的一种诠释。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多数人宗教情绪淡薄，其中,参加起草《独立宣言》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是著名的无神论者。美国的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尖锐地批判基督教，他说：“愚昧时代是与基督教体系同时开始的。神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指出：“基督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而圣经是完全依靠刀剑来制定的，而且把刀剑作最坏的使用，不仅用于恐吓，而且用于毁灭。”《圣经》中的爱，是指在崇拜上帝的前提下，信徒之间的爱。对不信仰上帝的族群或异教徒，充满着流血和杀戮。这就是宗教战争的教义依据。((美)潘恩著、子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7页。)

　　我认为，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大力促进的“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的。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2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将缅甸、中国、伊朗、伊拉克、朝鲜、苏丹列为“特别关注国家”。2004的年度报告又将伊拉克从名单上删除。而事实上，在美军占领的伊拉克，杀戮“圣战”不断，民众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难道宗教信仰反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被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最近，维基揭秘网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总计10.9万死亡人数中，有6.6万非作战人士。另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说，在战争中死亡的平民高达12.2万人。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经成为国际流行语。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研究，20世纪80年代，全球年均仅有5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到90年代升至年均自杀式袭击事件50起，而2009年当年，全球的“人体炸弹”事件高达500起。(英国《独立报》网站2010年10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外国军队的占领。美国政府声称“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他国造成安全威胁”。这种我独尊说教，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值一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企图建立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某些权威人士鼓吹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这一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将“宗教自由”视为人权的第一基石。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为新干涉主义提供法理支持。

　　我认为，当代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符号化的“普世价值”，企图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各国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干涉主义”的武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影响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

　　二、 国际宗教右翼势力对华传播福音的战略意图

　　为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手段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施加压力。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以“普世价值”为武器，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运用国际舆论的优势，指责我国“压制宗教自由”和“迫害宗教人士”，损毁我国国际形象。在外交关系中，他们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进行施压。自1998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3月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每年9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5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都无端指责我国“迫害宗教”，将我国列为宗教和人权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在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惟有神权高于人权。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积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其目的之一是企图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千万，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三十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David Aikman:Jesus in Beijing,How Christiannity Is Trans 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ng,Inc,2003,pp.290-292.)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聚会”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值得重视的是，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势，是在逐步升级的。2006年5月1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邀请余杰等三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人士”访问白宫，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会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在这次会见中，余杰公然向美国总统布什建议说：“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在互联网上有一篇评论题为：“布什见余杰标志着什么?” 文中指出：“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15972&replyID=12316&skin=12006-6-6。)

　　这是网民的语言，比较尖刻，但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评论，值得我们思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应对经济危机。在推广美国核心价值时，美国政府调整策略采用“更温和、更低调的手段”。2012年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盛赞席卷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可望带来“持久的民主社会”，并尖锐地批评中国、古巴、白俄罗斯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记录。国务卿希拉里说：2010年中国在人权方面显然呈逆转，而今年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其中，将判定刘晓波颠覆国家罪，说成是限制言论自由;将在西藏和新疆打击分裂势力，说成是“严厉镇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执政者的国际战略方向是殊途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