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八）上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

毛泽东接着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 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O七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毛泽东这篇讲话，引起很大震动。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