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正如他在一份批语中所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如此严厉督责，全国的“打虎”斗争，这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可是，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全面展开“打虎”斗争的需要，非但不批评，反而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本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依循其一贯的“矫狂必须过正”的思路，他认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工作量尤为繁重，思想和精力都耗劳在“三反”运动上，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秘书叶子龙考虑到毛泽东的劳累，有意减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给值班秘书打招呼：“军队，军以下自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2月9日，工作人员还将毛泽东请到小礼堂，看了越剧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以让他的紧张劳累的身体，得以松弛和恢复。 “打虎”斗争已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订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位负责人说本单位没有“老虎”，那么，他就得签字具结，作出保证，然后，上级机关再专门派人复查，以此提醒各级领导勿要麻痹松懈，更不可存侥幸心理，使“三反”运动走过场。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五千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即大老虎，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这时，毛泽东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这里仅举两则比较典型的实例。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时在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清水衙门”的文联，也免不了大会接着小会，白天连着黑夜，人人检讨过关。这样的疲劳战术使一些人终于熬不过去，只得主动“坦白”，以求“过关”，而这其中沈同衡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所交代的金额，使他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队头疼的是这么大的贪污金额，竟超过了上海市美协的年度经费总额。揪出“老虎”时是格外高兴，如今定案处理又缺乏证据，真正的成了“骑虎难下”。 打虎队正一筹莫展时，意外地发现沈同衡的一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漫画，此画发表于抗战胜利前的重庆某报，当时中共七大已经召开。画的内容是一座七层宝塔，一人正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此画明明是歌颂中共七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一步一层楼，有着光明的前景。可是，“骑虎难下”的人，硬是说这幅画是反动的，是歌颂国民党的。沈同衡已被剥夺了话语权，方的被说成圆的，黑的被说成白的，于是，他又从经济“老虎”过渡到政治“老虎”，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继而被调离上海市文联。 另一典型则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他的大姐毛泽建自小就过继给毛顺生，成为毛泽东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泽青去延安找毛泽东，自此参加革命，并化名毛万才，而隐去真实的姓名，无人知晓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做经济工作。1951年5月，调任东北军区某陆军医院会计股长，后又改任供应股长。 毛泽青一家数口，全凭他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家境比较艰难。“三反”运动的那年，同事们发现他突然“阔”起来了，身上披着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表，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显眼，自然成为运动的怀疑对象。打虎队的人找他谈话：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没有工作，哪里来这么多的钱显摆？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从中……他很快便被怀疑有贪污行为，立即被隔离审查。此时再也不能隐瞒了，他只得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如实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泽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见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从自己的稿费中汇来300万元（旧币），让添置日用品。毛泽青的怨屈这才得以澄清。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 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不作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于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100万元而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免于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而未满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态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处分，或免刑予以适当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1亿元以上，一般视其情节而给于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他们之中如有主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表现，也可免刑，改为行政处分。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尤为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 “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三反”已经过去60年了，回首新中国初建时期的那段斗争经历，它对于树立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共产党内部防腐拒变，树立共产党的威望，奠定新中国的基石等方面，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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