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个传言，说明实事求是何其难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运用于延安整风的传统文化被提出来的，也是改革开放后一再被重申的思想路线。为了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的认识问题，我注意到两个历史时期出现“相互否定”的事实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是改革开放的依据和前提，也是大家拥护改革开放的原由所在。但经过30多年的观察，“西化”者们攻击与否定前一时期历史的事实根据已越来越经不起历史检验了，几乎全靠歪曲、造谣和人身攻击来忽悠群众了。这里仅举两个传言： 一是所谓“经济崩溃论”，经几十年的宣染似乎成为定论。其实“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句话是理论务虚会期间一位领导出于对林彪、四人帮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影响经济建设而不满反映出来的情绪。这位绝对不是“非毛”派的领导人，也想不到被利用“非毛”化的论据。当时我在军事学院工作，院里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每天回校都要向领导回报情况，并对教学人员“吹风”通信息。当我们党史政工教研室同志听到“经济崩溃论”时，大家觉得诧异，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农业年年丰收(后来公布，七十年代是六个10年中粮食增幅最大的10年)，市场物价稳定，计划票证供应的产品都能兑现，也不存在金融经济危机，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而且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普遍增加一级工资(1978年又有40%的人增加一级工资;1982年又普加一次，其中1962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的增加二级)，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时期的积累凭什么增加工资，又何谈“经济崩溃论”?只是没过几天，院里接总政电话通知，说明“经济崩溃”论之说是个别领导人的自己看法，不是中央共识，不要在讲课或写文章中运用。然而，此论几十年宣染不断，把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支援工业建设的成就转化为改革开放后反哺农业改善生活的事实不顾，反而在乘凉树下骂栽树的人。直到建国60周年，有的领导人还在带头鼓噪，引起知情老同志写信质问。 二是说“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这是“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谎谬”(戚本禹语)。大家知道，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也是封建帝王的克星。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确保工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也是人类历史上从剥削阶级的统治转化为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过渡时期里，既需要有“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铁腕人物来领导无产阶级事业，也需要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来培育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提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管理社会的思想觉悟。这是毛泽东倡导群众路线，发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的本意所在，是防止人亡政息的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重大措施和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的表现。诚然，在实施民主与专政中，使一些人受过冤屈，也不完全是毛泽东的责任，也非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予以改进完善的问题。有些人借群众运动中发生过的问题加以攻击，并粉饰成理论色彩予以人身攻击是别有用心。而且也要指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文革”在内，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通过作出的。既然是通过一定的法规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专制独裁。反过来，像人民公社这样关系国家制度的大事，又是通过哪次党的会议和“人大”会议决定解散的?要指出：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但就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废除人民公社、解散集体经济，破坏正在异军突起的社队企业，不仅是今日“三农”问题的根源，也是经济成就抵不过的一大错误。现在有人要向毛泽东清算历次政治运动的账。反过来否定“文革”后清查“四人帮”的账又该怎么算。现在网站上又出现了所谓“武汉文革老人”、“温州文革老人”等群体向领导申述受冤的材料，从其局部材料反映，也是超过“文革”受伤害的数字。据非官方材料称：浙江省被清查的对象就有400万人。有人说：“这笔账一旦大白于天下，将令人人唏嘘不已。” 有人会讥讽地说：这都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结果，非共产党的民主国家不搞阶级斗争就没有此类事了。是这样吗?不讲阶级斗争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是剥削压迫者制造出来的。只是剥削阶级的统治既不能、也不敢讲阶级斗争而已。他们一讲阶级斗争就曝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非理性、反动性。鲁迅笔下的旧社会称为“吃人”的社会，指的是制度“吃人”，被“吃”的都是无权的贫苦人，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革”领导干部当官作老爷的“命”，把几千年来的“官国”变为“民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立的就叫“民国”，可惜就是没有“民”得起来。古代阶级社会里造成的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不说，据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称：整个民国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万到700万之间，就是说民国时代饿死的人将近二亿。饿死人只能怨自己命运不好，只是忍受不了才革命造反。共产党就是这样领导工农劳动大众造反成功的。不过共产党执政后在“三年困难时期”也饿死过人，但共产党是承担责任的，而妄图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就借此扩大宣染，以售其奸。可是，改革开放后不讲阶级斗争了，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又冒出来了，据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在2011年5月12日告示：排除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这是在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发生的。如6月7日，发生在厦门公交车纵火烧死47人，伤34人的刑事案，就是嫌犯“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这就值得我们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从制度、理论、路线、政策和实践上来总结经验教训了。 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原是在苏联被认为是间谍被驱逐出境，后来转到中国来的，他撰写斯大林时代时说：“人类一切进步是用极大的代价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斯特朗不是共产党人，她的话值得借鉴来总结经验。要把共产党的事情、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这段历史，既是人类付出代价、又是换来历史老人期盼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一个时段，要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来观察分析问题。 (六)“道路决定命运”关键是坚持公有制为主和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同志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决定命运”。其实，两个时期“相互否定”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否定谁的问题。 现在世界上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党很多，真假难分，争论不清。有的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了?有的说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在生产力发展速度上，那么，反之生产力慢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此等等，都是以生产力和物质享受的高低程度来衡量的。这是一种偏见。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思想体系，具体的说，就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了这两条，贫穷也是社会主义，否则，最富也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是社会发展过程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不发达与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分，资本主义有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别，因而不是区别一种制度的标志。我们往往以物质财富来对比优越性，是认识社会主义的一大误区。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上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政治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反过来服务于经济;经济是表现的形式，政治才是本质的体现，所以政治居统帅地位。总之，一个公有制，一个党的领导，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主要表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之所在。为什么? 为什么?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美国《独立宣言》有一句最著名的话：“人人生而平等”。这话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很鼓舞人，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也被吸引、追求，最终发现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生而平等”的，于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彻底决裂”，揭示了公有制必然要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苏联变为现实。我们党和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围绕“公有制”与“两个决裂”做了许多有效工作，也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乃至错误，都是非本质性的，是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的。同样，改革开放后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了，纠正了过去“一刀切”、“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但那是以牺牲公有制为主体的代价实现的。现在党章和宪法上虽然写着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已是私有制占主体，被那些“讲社会主义的不干，干资本主义的不讲”的人在偷梁换柱，留下一个躯壳。有人辩解说，现在大型企业和土地都是国有的，怎能说公有制不占主体?我觉得，如果把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和可以流转的土地也算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主义，不如说这是党和政府取代了旧社会的“地主”与“资本家”的新型官僚资本主义。不论是股份制的企业，还是家庭农庄的规模有多大、生产力有多高，劳动者没有监督管理企业和农庄的权力、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我研究过“温州模式”，对温州人的创造精神倍感兴趣。因温州地区人多地少，多余劳动力就在“文革”期间交了管理费，拿着人民公社证明，走南闯北，经商献技，遍布四方，早就有了“万元户”。如果八十年代不撤销人民公社，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有条件的人办个体私企，温州人就会创造出另一种“有富人、但无穷人”的“温州模式”，即人生而就享有公有制带来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平等权利，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并在此基础上让一些有特长的人去发挥才能，为社会作贡献。这应该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方式，没有公有制经济作基础的社会谈什么“生而平等”?在贫富分化的社会又何谈平安、稳定? 其次，公有制为主体是保障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制度。共产党姓“共”名“公”，是它的本质。政党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政治组织，作为上层建筑是保护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所以，在阶级社会里就不存有什么普世价值的民主、平等、人权等虚无的东西。于是就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资本主义有保护私有制经济的一套民主，社会主义也应有保护公有制经济的民主，只是社会主义时间太短、不成熟，现在“西化”派就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公有制已不占主体地位，就提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多党制等问题来了。共产党失去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是没有根基的海市蜃楼。世界上搞私有制的政党组织多如牛毛，而搞公有制的政党只有按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一家。所以，资本主义非搞多党制不可，因为私有制社会里，各阶级、各阶层、各种不同利益群体，都要求有自己利益的政治代表，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就非共产党一党领导莫属。所以，公有制就是共产党执政最强有力的合法性，放弃了公有制，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就到头了。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其三，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稳固社会的根基。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虽有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的分裂，但统一的总趋势一直未变，靠的是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和封建统治。但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就一直存在分裂危机，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势力范围，几乎被大小列强瓜分殆尽。“二战”结束，中国虽属胜利国家，但分裂危机依然存在。只是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参《从中华崛起之战》175-185页)。如今呢?毛泽东时代虽然给我们留下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和平发展条件，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是“狗咬天，不知从何下手”，武装侵略不成，就用和平演变办法，寻找代理人，在青年一代培育西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繁荣昌盛”的“自得其乐”中自我解体，在“温水煮青蛙”中“安乐死”。这绝非危言耸听，台湾的李登辉早就提出中国应分成七、八个国家。大陆不是有人愿当三百年殖民地也不要共产党吗?诺贝尔奖不正是赐尝给这样的“民主”人士吗?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大一统”思想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二、只靠老祖宗留下“大一统”的观念是不够的，还要有维护“大一统”的经济基础;三、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最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实现“中国梦”的坚强基石。我理解习近平讲的“中国梦”有两层意思：一是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二是具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还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大同世界梦”。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梦”与“世界梦”，如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或国家战略与世界战略，都是一致的资本霸权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该如此。这是“中国梦”内在与外延两个侧面的前后因果关系，关键是做好“强国梦”。坚信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和人民当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赶超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有效之道，也是引领世界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之路。当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就是迎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时候。 (七)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变局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要理顺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问题，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这是根本、是核心。 我对“文化大革命”只说一句话，即：“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出发点。”长期来对“彻底否定”的提法是不符合对事物认识的辩证法，更何况30多年来的历史又检验了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预见性、合理性。我们讲动机与效果、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但不能不讲辩证法，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于一身，还兼有书法家和诗人的历史伟人，他的光辉业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图腾，崇拜偶像和力量源泉。人非圣人，毛泽东也有他的败绩，我对他一生的成败说过两句话： 一句是“毛泽东的一生，成也阶级斗争，败也阶级斗争。”成在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伟大的成功;败在“文革”实践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得罪了一些人，导致身后失败。毛泽东一生的成败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动摇不得，不能因为实践失败了，就将理论也一概抛弃。但如何实践它是一门大学问。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可以完善发展，贡献后世;抛弃它，等于告别革命，贻害无穷。 另一句是：“论功劳，谁也没有毛泽东的贡献大;论错误，谁也‘犯不起’毛泽东这样的‘错误’”。毛泽东的功劳与贡献都是和他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曾多次因“错误”受到排挤和处分，但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党正是对他多次“错误”的重新认识中将他推向历史舞台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失败的不一定就是错误的。纵观历史，横比世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更高大、更伟岸、毛泽东思想更光辉灿烂。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大变局：第一次大变局是从原始社会各自割据的“千国万邦”，经过春秋战国到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第二次大变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第三次大变局是从鸦片战争开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到新中国成立，开始重新崛起的历史时期。在这三次大变局中出现了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嬴政、毛泽东。 这三个人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三次大变局的代表，在当今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不敢认同，特别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非毛”“西化”思潮影响下，毛泽东被诬为“革”中华文化“命”的中华文化叛逆者，把孔子与毛泽东完全对立起来，视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独裁者。似乎只有孔儒才代表中华文化。这是对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最大的误区，亦是正确认识处理“相互否定”问题中要确立判断是非的重要准则。 事物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孔子、嬴政、毛泽东三个人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既是在否定的否定中产生，又是在继承改造中发展的。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中形成以儒学孔教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的奠基人。同时，他反对战乱，主张“大同”世界，尽管他的“大同”思想是行不通的，但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马克思，不能苛求，也不能因为不适应现代形势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嬴政就不顾孔子那一套只讲“和”而不知“斗”的“仁政”“礼仪”等口头说教，用暴力统一了华夏大地，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孔子的皇帝，但同时又继承和实践了孔子倡导“大同”世界的思想，成为中华“大一统”的开山祖。他在统一中国后虽然有残酷剥夺压迫人民的一面，但他对中华统一的功业是谁也取代不了的。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英雄辈出，不论是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都是在秦始皇设计的大框架里活动的。毛泽东面临列强入侵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代表人物，他必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才能应对救亡图存的大变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取精去糟的原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利他利人，天下为公”的最高道德要求，又能培育国人在强势面前的自尊、自信、自强的文化性格，是引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优秀文化。 首先，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是批判中继承，继承中改造发展，即“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选》四卷本运用传统故典来说明事物道理的就有400多处，最体现毛泽东在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文化自信上的继承与发展，其文化功底的深厚，运用传统文化中的通俗化大众化，没有人敢于挑战和怀疑;其次，毛泽东对孔子和秦始皇的一些批判和肯定，是对大是大非的评价，而不是反孔和推崇独裁的问题。其实孔子除了一本史书《春秋》外没有其它著作，世传的《论语》是他死后弟子们回忆问答式的一些话编成的，都是好话，但处理不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总体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历朝历代把孔子抬得很高，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于是形成了革命者反孔，统治者尊孔的现象。对秦始皇的评价，过去只讲他残酷统治一面，没有看到其“大一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首肯他的功绩完全应该。这是一个历史大案，被毛泽东翻过来了，同时接受其残酷统治导致失败的教训，用来修身、治党与治国，并身体力行，堪称典型;其三，要搞清毛泽东批孔的出发点是保守落后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不是批孔子其人而是批现实中用孔子落后的封建思想处理现实问题的人。如过去常喊“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帝国主义制度，不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毛泽东接受尼克松来访不是接受资本主义，基辛格及西方政要崇敬毛泽东，也不是崇敬共产主义一样，是对事不对人，借事教育人。“批林批孔”是这样，50年代批《武训传》也是这样;其四，批孔始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逼出来的行动口号。论经济，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仍是世界老大，落后的是政治、是思想文化，是对内对外的总政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可以用孔孟之道统治老百姓，但这套东西抵御不了西方的侵略文化。因为孔孟之道那套不分敌我的讲“忍”说“让”，称“仁者无敌”、“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文化面前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了。所以孔孟之道只能培育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事家，孕育出崇洋媚外、投降妥协的政治权贵和知识分子。同样，如果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来改造中国，那末未来的中国将意味着什么?“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一方面是霸权主义的别有用心，怕中国崛起，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改变毛周时代路线政策的误解。 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从抽象的哲学层面上讲，都可以归结为精神与物质或思想与行动，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的进步，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中发展的。建国初，结合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党提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是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被崩裂后的一次收复、回归与发展，它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一样，是中国历史第三次大变局中一次思想文化战役上的重大胜利，是对中华民族和民族传统文化灵魂的拯救。正是这种思想文化的拯救，又保障推动了战争与建设的顺利进行，绝妙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把握革命与生产、战争与和平、意识与存在等关系上所表现出“辩证大师”实践家的才能。 毛泽东文治武功、举世无双，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局的代表，是建立在近代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下的时代产物，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顺应时代涌现出来最优秀绚丽的一朵奇葩。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实际的结合与创新，并发展成为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列主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形成，是指导中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来源于包括孔子、秦始皇在内的诸子百家之中华传统文化，是对其精华与糟粕的综合、比较、取舍、改造与发展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毛泽东思想源于对世界知识的掌握和总揽国际现实大事的观察、分析与运用，如“三个世界”的理论等都是超越时空、影响世界，教人胸怀大局、服务人类而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遗产;毛泽东思想是人民群众的反复实践和不断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产物，是源于群众高于群众，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集体智慧和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历史观的集中反映，是永葆青春的原动力。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的同国际交往中，有过劳动力与商品的输出，但在思想文化上，几乎只有西方的输入而无中国输出的位子，唯有毛泽东思想是政治思想上影响世界的文化输出，是中国文化能改变世界的伟大贡献。所以，美国军人有“不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只怕毛泽东思想化”的影响，也是美国学者把毛泽东评选为百名千年伟人的历史巨人之魅力所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创生，是国人的骄傲、民族的自豪。“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爱护的民族则更为可悲。”毛泽东有千条万条错误，但终其一生所创的业绩与遗产相比，只是太阳中的一粒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第三次大变局的前途很可能至今未定。望中央通过对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调整、统合，重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西化”思想，使广大民众认识到;早已失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机会的中国，再来推行资本主义的道路，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种危害。我们应该利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开创一个“有富人但无穷人”的社会，为人类世界树立榜样。 (八)正确解决“两个不能否定”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通途 201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停战60周年，12月26日是我们开国元首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建议中央通过对这两项纪念活动，有助于对“两个不能相互否定”问题的正确解决。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留给新中国最为厚重的一笔财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取得胜利的最伟大典范。我们党长年不讲国际主义了，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也不符合一个世界大党大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和责任，建议在纪念活动的讲话或文章中能体现这种精神。 抗美援朝是“西化”派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重大内容之一。我作为曾经是一名志愿军战士，近些年来收集资料整理了多篇文章，集成一本册子，并针对鼓吹“中国和平崛起”者的图谋，定名为《中华崛起之战》，承蒙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同志的支持和批示，作为内部资料在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今随文附上，敬请审阅、批评、指正，并期望国防大学能正式公开出版，让更多人听听一名老兵的反批评。 关于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应当是调整统合“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好时机。建议中央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肯定其出发点的正当性合理性。我们没有必要去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但需要从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是怎样为新中国通向共产主义大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划路线图并依据形势作出各种决策的?并以此为依据来审视新中国所采取过的一系列举措，从中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清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终其一生始终牵挂着人民，其决策都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他的错误是实践探索中的错误，失败是身后的失败。 习近平同志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既是他自己成长的体会，也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一大特色，我建议将毛泽东生日定为“中国学习节”，并建议中央制定不得攻击开国元勋的法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互相否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今要在“互相否定”的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也非一日之功。党的“七大”之所以成功，是经过遵义会议后的实践和三年的整风学习，在端正党风、学风的基础上实现的。现在把这个问题落到新一届中央领导上来，实非易事。现在的背景与“七大”时不同，国内斗争与国际上斗争的联系更加紧密复杂，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在“西化”思潮的影响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趋“西化”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了国门洞开的不设防国家，这就使处理“相互否定”问题带来极大难度。诚然，这是一次严重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机遇。处理得好，就会像“七大”到“八大”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样，从国内的变化推动提升到国际上的大变化。反之，如果按照“西化”立场处理问题，那么，中国就会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走上苏联解体分裂的道路，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决定的。宋朝的经济文化是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朝代，但最终毁灭了。中国不能只顾GDP和生产力的增长而不顾生产关系的改善了。 今后的中美双边关系中，尽管双方的共同利益越益密切，但战略分歧不可能弥合，竞争必然多于合作。“一山不存二虎”。最终结局，只有一输一赢，没有双输，也没有双赢。奥巴马虽然宣称美国不当老二，这也不是以总统的意志为转移的，当老二只是时间问题。这里还要忠告奥巴马和美国人，当你们当了老二、老三的时候，就要警惕你们的民主方式，也就成为美国分裂解体的可能?因为美国存在的分裂因子并不比中国少呀，你们也要看到美国式民主的弱点。当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当老大，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也不值得自满，在相当长时间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无穷，先进与落后也周而复始，曾几何时，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落后了;曾几何时，一个小小英伦岛突变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又曾几何时，在五百年前还是原始住民的土地上崛起一个称霸世界的美国。毛泽东长征刚结束，就自信地念起《昆仑》词：“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如今，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都已过去，难道不该将美国首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又实现不了的遗产，应由具有人类最高道德水准的中华文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政治制度，以“行大道、人为本、利天下”(李克强语)的广阔胸怀，引领世界，去实现“中国梦”同时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类愿望吗? 言词中有冒犯，请批评指正。 张亦民谨上 2013年3月24日完稿 2013年6月13日略有修改 （责编：而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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