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能相互否定”问题致中央的一封信
作者说明：此信与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撰写的《中华崛起之战》一书，于3月下旬用印挂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他们分别转交习总书记和其他常委，但国家信访局以“拒收退回”的批条，于5月中旬退回到作者手中。随后，又单独包装只寄习总书记，并请中办不要“拒收民意”。如今，又一月，中办是否转交，仍存疑虑，特此上网公示，请网民批评指正评述。2013年6月13日
尊敬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并常委诸同志：
您们好!
我叫张亦民，是1982年从军事学院开始筹办国防大学时“照顾家庭团聚”转业到浙江省委党校从事党史教学的一名离休教师。这里，谨就习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能相互否定”的讲话，联系自己的经历和今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与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向党敞开心扉，说说我的心里话，敬请批评指正。
(一)“相互否定”的出现是因为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存在
新年伊始，习近平同志在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当前治党修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60多年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上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而出现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问题，正是这种逻辑混乱，导致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破坏造成的。现在经由总书记提出来了，这就为正本清源、认祖归宗、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指明了方向，具有极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两个时期“相互否定”的问题?说穿了是由于党内存在两种改革开放观，即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借改革开放之名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引发而来的。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但明显表现出来，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如果说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讲话时还强调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要防止警惕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么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发展生产力不分姓“社”姓“资”以后，就只顾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了。尽管邓小平在此前后也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后来与其弟邓垦谈话时尖锐地讲到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等讲话，应该说是他生前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反思。但事后并没有得到贯彻。到了建党80周年纪念讲话时，就允许剥削者也可以参加共产党而受到质疑了。尽管这段内容在正式出版《文选》时被删节了，但表明中央决策层存在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矛盾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多年前，我还看到过一份所谓邓小平的“政治交代”(遗嘱)，因为是民间所传，不能断定其真假，看看而已。但后来一系列的怪事就出现了，什么“西山秘密会议”上提出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接着就有十七大前170人联署上书中央要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建议书，进而有《炎黄春秋》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大做文章，随后又有上千人联署呼吁改旗易帜实施多党制民主政治的所谓《零八宪章》等等相继发生。这样，再联系那份“政治交代”又觉得可能是真的，这就把我的思想带入迷雾之中。孙中山的遗嘱是从小学生开始都要在纪念周会上朗读的。毛泽东生前讲他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自我评价式“遗言”，是让后人思考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继承他事业的。那么，如果邓小平确有那份“政治交代”，亦应该传达、公布，统一思想。
还令人不解的是，领导人对上述事件的处理中，对恶意妖魔化毛泽东和要求改名易姓的人和事是那样宽容，而对要求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和事是那样不顾情面。这究竟是要坚持老祖宗带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开创的事业走自己的路?还是要绕开老一辈开辟的航道去追求美国式的“富裕”呢?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了。
(二)开国将领的质疑与后辈人的心态
大家知道，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是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知名的保邓“铁杆”，“文革”后全力呼唤改革，推动开放。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经济繁荣，一方面带来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亲自彻底消灭了的旧社会丑恶现象时，使他陷入迷惘、痛苦的境地。到在九十年代过着离休生活时，他到河南参观了南街村，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的诗句，似乎又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前途，并在欣慰之余，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向他谈了参观南街村的事。事后，儿子问他通话的结果时，回答是“没有明确态度”。这又使他回到困惑、焦虑之中。于是常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参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爱萍是我原所在部队前身——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后归属四师(彭雪枫)下的九旅(现武警63师)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旅长(政委韦国清)，他们开创的业绩与带领部队作战、建设皖东北根据地的故事一直在部队流传。他晚年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晚辈的心情，觉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毛主席逝世，全国哀伤;粉碎四人帮，全国欢庆。”当时，我在野战部队工作(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当军机关组织批判大会时，我是第一个上台批判林彪、四人帮鼓吹“突出政治”、“精神万能”的，但我力求将它与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区别开来。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度，真理便成谬误。只有把它区别开来才能划清左与“左”的界限，防止把左当“左”来批判，从而提高贯彻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以后在教学中遇到有的政治教员在批判“精神万能”时就对精神的基本作用也不顾，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也是物质起了决定作用的，我就写了《弱军战胜强军的决定作用是物质吗?》的商榷文章，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但在政治学院《思想战线》发表后引发了广泛的议论，认为这是关系到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问题，起了警示作用。
离休后的这些年，正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时候，有人说：“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不该推广。我辩护说：只要不忘记共产主义总目标，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资本主义的经验也可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还写过《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温州帮”》、《浙江——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市场大省》等文章，分别在《今日浙江》和台湾浙江同乡会办的《浙江月刊》发表后，反响强烈，于是有人称张某是思想解放的改革派;但当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私有化时，我说：岂有主张私有化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吗?并整理了《外圆内方与中国特色》一文，介绍了南街村从“包产到户”又恢复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在《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后，既有赞许的，也有反对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时期，围绕生产力发展都可以试，关键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党的理想目标不能变。共产党不怕同魔鬼打交道，问题在于你跟魔鬼走，还是让魔鬼跟你走。
我还面对海峡两岸关系讲过：“一国两制”的关键不在“两制”，而在“一国”。“一国”也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嘛，于是被批评为“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讲话”，以后就写了《三十六计、谈为上计》、《国家的统一就是政权的统一》、《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文章，在《统一论坛》发表后，受到台湾研究会的关切。就这样，人家怎样评论我不管，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定位，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思想开放还是思想僵化?是“社改派”还是“资改派”?正如有人所戏说：如果组织上或群众要“抬你”或“整你”都有黑白书面根据了。也表明我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动摇了。联想到全党全国统合“互相否定”的问题，谈何容易。
我们不是讲实事求是吗?究竟怎样“求是”呢?“实事”是指事物的客观性、也可说就是就事论事，“求是”是求真理性，但社会科学领域的“是”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是以权力实力为背景的，有各自的理想、追求、目标与标准的。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出现，就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据自己之“实”，去量对方之“事”，“求”各自的“是”。所以，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矛盾对立，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问题。
有的人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虽说凡有左右之争必有“中”的中间道路存在，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也是必然的，但这种折冲于左右之间的第三势力，本身是没有确切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往往随波逐流，左右逢源，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存在是暂时而不可能持久的，最后是随着左右两种势力斗争的结局而分化消失。对此，联系现代中国，不论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以后国共矛盾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形成，无不如此。
如今的世界，国内的政治斗争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如何厘清统合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正考验着新的中央的内政外交的执政能力。如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相互否定”的两股势力，并困扰着执政党的烦恼呢，问题就出在党内就有人跟着魔鬼走了。
(三)历史回眸：“七大”的回顾与对十八大的期待
历史是纵横发展的，纵观连续性、横看影响性，局限在两个历史时期内的具体问题、甚至用煽情的、情绪化的办法去争论是非，是永远求不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的。还是要回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认识、观察、分析问题。离此就没有大事大非可分。问题的出现，也许就是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后的一种恶果。
我今年83岁了，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亲历了建国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入伍前的旧社会、是地主、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的天下，劳动人民只能在剥削制度下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从懂事开始，就目睹过日本侵略的烧杀掠夺，受过国民党时代的政治压迫与反动教育。还在少年时，听说共产党是“红头毛、蓝眼睛、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猪毛军”。直到上了普师，经进步同学介绍，偷着阅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触了许多国统区文化中没有的新名词，如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工农兵方向，人民大从的立场、态度、情感等等，从新词语中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启蒙，一改少年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暗下决心，争取作一个共产党人。习近平同志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呼出了一切要求进步，求革命真谛人的心灵，当年的我，就凭着追求革命理想，就乘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的胜利进军南下，肆学从军。以后在党的教育培育下于朝鲜战争停战一个多月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党龄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停战同岁，今年恰好一个甲子。
建国60多年来，一方面亲历了毛泽东时代物质贫乏的艰苦生活(但一般群众的生活也比解放前好)，另一方面，更感受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在“一般散沙”的基础上，凝聚成一股不可摧毁的力量，亲历着全国人民意气奋发、发愤图强、战天斗地，乐于为国家民族重新崛起的奋斗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躬逢其盛，一改物质贫乏的状态，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富裕繁荣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起旧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让人带来更多的困惑、迷茫和不理解。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我的思想上经历了拥护、迷思、质疑的过程，现在正进入着热切的期待。期待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回归，期待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落实，期待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期待着新一届中央领导正确解决两个“互相否定”的问题，沿着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开创的道路，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千家万户彤彤日，总把新挑换旧符”。位卑未敢忘国忧。我一直关注着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动态。当习近平和新班子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时，就觉得亲近、朴实、深刻而令人留下记忆。当我听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党的“七大”班子回来了。不是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组成的班子，绝对是中共党史上最过硬的班子，也是共产主义旗帜举得最高和最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力的班子。“上能同甘苦，下必同安危”，因而也是领导全国人民对国家民族贡献最大的领导集体。直到1976年，留下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党政军首领，虽不同年生，却在同年死，成了传奇般的故事为后人传颂。当迎来新世纪和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湖南湘潭人民群众不顾极端分子掀起对毛泽东妖魔化的鼓噪，集资建造过“三神庙”、纪念毛、周、朱三位伟人;广东江门的新会区人民群众修建起“主席庙”等等;虽然当时领导以宗教迷信等借口被阻止和破坏了，但这种宗教式的群众自发行动，却反映了对开国领袖的崇敬和爱戴，体现着人民群众对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这是难以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解释得了的。难怪有人主张建立“毛泽东教”。
其实，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主义及其组织都是从原始人的图腾、神、宗教发展过来的现代“宗教”，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一样，都是为自己的理想信仰而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神化也好，迷信也好，宗教也罢，都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外化为一种文化形态，并进而升华或凝固为一种恒定精神形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已经传播了一二千年，信徒们顶礼膜拜，笃信不移，潜心传颂，身体力行，只有教条主义，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过时论’”。他们教人向善、功德无量，只是没有丝毫除恶的实际威力，只会超脱，一味容忍，扭曲了阶级社会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反而促使邪恶势力滋生蔓延。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都“迷信”“崇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当今“相互否定”的“折腾”了。
在当今中国还是处于要“民主”不如求“明主”的社会里，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成为“七大”那样的硬班子，希望出现新时代的“毛泽东”就不足为奇了。大家都拥护支持习近平的讲话，就在于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看到老一辈为新中国设计的思路与方案又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看到奋斗的方向和希望。
(四)指导思想：邓、三、科，不能同马、列、毛并列
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作为个案，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正确的路线、政策，都会发生，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倾向，一种思潮，采取措施也制止不了的时候，就应该在总开关上查查原因了。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问题的长期存在，也是如此。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共产党人要撰写的一本大书，也是这部书的书名、总题目或总标题，下面有章、有节、有段落。中共走过90多年三个历史时期，夺权、建设、改革三大特色的三章，如果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作为序言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前后分为二章。序言和第一章已有毛泽东时代完成，第二章还没有写完，“编委会”内部就矛盾起来了，有的要按书名、总题目、总目标和序言及第一章的思路写下去，有的突然要另换思路，甚至于要改书名、改章节了。依我看，新一届领导接任后虽然会遇到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但这个“相互否定”实在是最棘手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文章就做不下去了。中国向哪里去的十字路口，正是这个意思。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党的指导思想说起。治党治国就是治吏治史，吏不清、民难从，史不顺、国必乱。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味着党的成熟，开始有一套运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原则，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华气派和民族风格的革命精神与行为风范，深深地渗透在各领域各方面，是党魂、军魂、国魂、民族魂之所在。这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逻辑地发展成为“三位一体”的理论，成了我们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动摇，也没有人怀疑。大家喊过“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万岁”就是永存，如“巴黎公社原则永存”、“十月革命原则永存”一样。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基本原则、革命精神、传统风范，也是永存的。诚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不是教条，具体方针政策，是应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但总路线总政策总目标是不变的，是保障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永远沿着大目标大方向胜利前进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然而，从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毛并列为指导思想，接着又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并列之后，就出现了“指导思想联珠串，理论基础乱了套，一任领导一把号，各取所需去对号，党章成了功德坊，欲‘不折腾’也无奈。”尽管主流媒体一直在说邓、三、科与马、列、毛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是当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有多少人(包括在台上讲的)在思想上接受它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不是要否认邓、三、科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所起指导作用，没有邓小平理论也就没有改革开放，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为共产党领导撰写的一部长篇著作，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使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也是书目中的章节关系，从总的指导思想来说，是纲与目、源与流、种与类的关系。所以，邓三科是不能与马列毛并列，更不能取代马列毛的。因为改革开放是为更好继承前辈事业，是“换代”而不是“改朝”。指导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折腾”，让妄想改朝换代的人有机可乘。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是极不负责的“非毛”化理论。请问：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那个时期的经济是所谓苏联模式，还是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经济?说改革，有哪个时代比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力度大?论开放，有谁能与毛泽东时代被世界上一切帝修反的军事包围，经济制裁、海上封锁的险恶背景下所作的努力，并让国际首霸自动叩见毛泽东，最终打开了被封闭的大门所作的贡献?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开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改革大师”和“开放大帅”。再说，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设想是谁提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是谁讲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谁先提的?“四个现代化”又是谁先说的?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是谁第一个提出的?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经济发展思想又是谁先讲的?还有其它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等许多重大原则，不都是毛泽东率先提出或经他首肯的。有谁能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涉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纲领性著作?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原则，还能有多少科学社会的内容和成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承诺，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实现。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就毛泽东的评价对新华社记者说：“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领导人被忘记了，只有少数人被后人所知，如法国戴高乐将军，他的思想与贡献让法国人都知道、敬重他，其他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法国人对毛泽东很敬重，认为他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努力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正在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德斯坦的这段话，既表明他看到毛泽东一切为人民的思想精锐，也说明了开国元首与以后历任领导人的关系和作用，只要为人民作出贡献的领导人，后人都不会忘记他。美国40多届总统中，除了开国元首华盛顿外，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都因他们各自的贡献为后人所怀念，法国戴高乐也如此。说明只要为人民作出贡献，人民就不会忘记他而名垂青史。
有位学者说得好：“我们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并不是一旦成了领导人就一定要在宪法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就一定要载入史册而名垂青史的，如果这样想、这样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而不会是正面的。”事实就是如此。难怪十八大刚结束，就有人戏说：不知道习总书记上台后又要出什么“思想”“理论”入党章了。
(五)两个传言，说明实事求是何其难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运用于延安整风的传统文化被提出来的，也是改革开放后一再被重申的思想路线。为了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的认识问题，我注意到两个历史时期出现“相互否定”的事实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是改革开放的依据和前提，也是大家拥护改革开放的原由所在。但经过30多年的观察，“西化”者们攻击与否定前一时期历史的事实根据已越来越经不起历史检验了，几乎全靠歪曲、造谣和人身攻击来忽悠群众了。这里仅举两个传言：
一是所谓“经济崩溃论”，经几十年的宣染似乎成为定论。其实“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句话是理论务虚会期间一位领导出于对林彪、四人帮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影响经济建设而不满反映出来的情绪。这位绝对不是“非毛”派的领导人，也想不到被利用“非毛”化的论据。当时我在军事学院工作，院里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每天回校都要向领导回报情况，并对教学人员“吹风”通信息。当我们党史政工教研室同志听到“经济崩溃论”时，大家觉得诧异，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农业年年丰收(后来公布，七十年代是六个10年中粮食增幅最大的10年)，市场物价稳定，计划票证供应的产品都能兑现，也不存在金融经济危机，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而且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普遍增加一级工资(1978年又有40%的人增加一级工资;1982年又普加一次，其中1962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的增加二级)，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时期的积累凭什么增加工资，又何谈“经济崩溃论”?只是没过几天，院里接总政电话通知，说明“经济崩溃”论之说是个别领导人的自己看法，不是中央共识，不要在讲课或写文章中运用。然而，此论几十年宣染不断，把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支援工业建设的成就转化为改革开放后反哺农业改善生活的事实不顾，反而在乘凉树下骂栽树的人。直到建国60周年，有的领导人还在带头鼓噪，引起知情老同志写信质问。
二是说“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这是“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谎谬”(戚本禹语)。大家知道，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也是封建帝王的克星。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确保工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也是人类历史上从剥削阶级的统治转化为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过渡时期里，既需要有“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铁腕人物来领导无产阶级事业，也需要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来培育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提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管理社会的思想觉悟。这是毛泽东倡导群众路线，发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的本意所在，是防止人亡政息的民主与专政相结合的重大措施和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的表现。诚然，在实施民主与专政中，使一些人受过冤屈，也不完全是毛泽东的责任，也非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而是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予以改进完善的问题。有些人借群众运动中发生过的问题加以攻击，并粉饰成理论色彩予以人身攻击是别有用心。而且也要指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文革”在内，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通过作出的。既然是通过一定的法规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专制独裁。反过来，像人民公社这样关系国家制度的大事，又是通过哪次党的会议和“人大”会议决定解散的?要指出：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但就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废除人民公社、解散集体经济，破坏正在异军突起的社队企业，不仅是今日“三农”问题的根源，也是经济成就抵不过的一大错误。现在有人要向毛泽东清算历次政治运动的账。反过来否定“文革”后清查“四人帮”的账又该怎么算。现在网站上又出现了所谓“武汉文革老人”、“温州文革老人”等群体向领导申述受冤的材料，从其局部材料反映，也是超过“文革”受伤害的数字。据非官方材料称：浙江省被清查的对象就有400万人。有人说：“这笔账一旦大白于天下，将令人人唏嘘不已。”
有人会讥讽地说：这都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结果，非共产党的民主国家不搞阶级斗争就没有此类事了。是这样吗?不讲阶级斗争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是剥削压迫者制造出来的。只是剥削阶级的统治既不能、也不敢讲阶级斗争而已。他们一讲阶级斗争就曝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非理性、反动性。鲁迅笔下的旧社会称为“吃人”的社会，指的是制度“吃人”，被“吃”的都是无权的贫苦人，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革”领导干部当官作老爷的“命”，把几千年来的“官国”变为“民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立的就叫“民国”，可惜就是没有“民”得起来。古代阶级社会里造成的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不说，据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称：整个民国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万到700万之间，就是说民国时代饿死的人将近二亿。饿死人只能怨自己命运不好，只是忍受不了才革命造反。共产党就是这样领导工农劳动大众造反成功的。不过共产党执政后在“三年困难时期”也饿死过人，但共产党是承担责任的，而妄图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就借此扩大宣染，以售其奸。可是，改革开放后不讲阶级斗争了，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又冒出来了，据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在2011年5月12日告示：排除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这是在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发生的。如6月7日，发生在厦门公交车纵火烧死47人，伤34人的刑事案，就是嫌犯“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这就值得我们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从制度、理论、路线、政策和实践上来总结经验教训了。
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原是在苏联被认为是间谍被驱逐出境，后来转到中国来的，他撰写斯大林时代时说：“人类一切进步是用极大的代价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斯特朗不是共产党人，她的话值得借鉴来总结经验。要把共产党的事情、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这段历史，既是人类付出代价、又是换来历史老人期盼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一个时段，要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来观察分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