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马列毛主义者

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五
王奇臻
2016-6-5
引言
本文是2007年９月１2日，十七大召开前在乌有之乡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乌有之乡的原文已经被封，但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站有，网址是：
http://www.ds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9&from=portal）和后来一系列文章之一（最近发表的一篇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2016年5月25日发表在红色中国网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特此说明。
本文题目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文章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阐述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特别欢迎善意的转帖，出版。文章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标题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难度非常大
二、毛主席长期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效果不大
三、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正文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难度非常大
网友：先问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据说：
“他是人教社专家，主编多套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前后被安排参与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他长期恶毒谩骂诋毁习近平；他为民运分子鼓与呼，称方励之是‘先驱者’；他支持高校中学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长期肆意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法西斯’、‘不如地狱’、‘比鬼子凶残’；他长期肆意恶毒攻击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毛泽东极端仇视，呼吁‘彻底清算’毛泽东；他长期鼓吹西式宪政民主；他长期嘲讽革命领袖进入语文教材；他攻击社会主义经典课文‘陈旧过时’。”
（《温立三事件与中小学语文教材主导权的沦陷》，吴斌，2016-05-26，察网）
《温立三媚日反中记录》
（红色文化网，2016-06-02 09:35:13，来源：分外桃花微博，分外桃花，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6-06-02/38145.html）
显然温立三反动透顶，十恶不赦。
类似笔杆子丢失的证据很多，例如：
《王小石：北京语文教材录入《圣经》凸显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之危害》
（王小石，2016-05-31，察网）
《江苏语文教材“去革命化”：下手可真够狠的》
（红歌会网，2016-06-02 11:11:35，来源：平民王小石微博）
请你以温立三事为例进行评论。
作者：此事及类似事件触目惊心，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思想必然丢掉笔杆子，导致亡党亡国的铁证，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第一，文章列举的大量言论证明温立三有坚定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立场，实际上一直在故意颠覆现政权。
按照刑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长期发表颠覆政权的言论竟然没有人管，说明相关部门人员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犯了渎职罪。
第三，这种人竟然被委以重任，“主编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参与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在潜移默化里颠覆国家。相关部门人员是不是与他沆瀣一气，蓄意颠覆共产党政权？必须认真调查。
第四，他本人未必是共产党员，但是相关部门负责人肯定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是靠搞阶级斗争起家的。
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忘记意识形态激烈阶级斗争，丢掉和平时期最重要的笔杆子，人民当然会被潜移默化，从而导致亡党亡国。
苏联不是因为帝国主义武力进攻而亡党亡国，而是因否定阶级斗争，自掘坟墓而亡党亡国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自己在自掘坟墓，而且让阶级敌人占据重要位置掘共产党坟墓，这太匪夷所思了。
第五，党中央应该立即彻底调查此类事件，举一反三，把丢掉的笔杆子再夺回来，因为笔杆子就是政权。
第六，之所以现在千疮百孔，根子在于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不纠正错误路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避免亡党亡国。
第七，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共产党即使天下大乱政权也稳如泰山，此经验要牢记。
第八，各行各业官员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局面很危险，升级到有二线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改变危险局面，避免亡党亡国。
网友：刚看到消息：
“昨夜，宇宙第一大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正式离职！10年辉煌宣告谢幕，所有银行人向姜行长致敬，然而中国银行业的辉煌也伴随终结！”
“工行，宇宙第一大行！姜建清董事长掌舵的16年，工行从低潮到鼎沸再走向衰落！”
“2016年3月末，工行20年老将军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离职、产品创新部总经理薛鸿健相继离职，带走的可是工行的‘命脉业务’！
整个中国上市银行中，去年一年离职行长、高管超过50人，有银行更是出现了员工排队辞职的盛况。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银行工作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金饭碗’，但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许很快，将会看到有银行破产！”
（《昨夜，中国银行业发生大地震！》，发表于 3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6-4 6：00，红色中国网）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这意味着经济形势极其严峻。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基因了的少才者李克强当总理就决定了会这样。
我早就指出：
“李克强早就被西方意识形态转基因了，是夸夸其谈的当代赵括，使苏联亡党亡国的中国叶利钦，使俄罗斯被血洗的‘休克疗法’等私有化经济改革之父盖达尔的中国版”
（《薄熙来冤案使复兴梦碎了 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十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四二，2013-9-25，华岳论坛）
为什么“当代赵括”能够当总理？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缺陷，只有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行。我在文章：
《社会主义制度兴衰的主要原因和再创辉煌的办法续》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二，2016-5-4，红色中国网）里分析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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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领袖缺德少才肯定不行。能不能举例说明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就一定可以解决接班人缺德少才问题？
作者：当然可以。
缺德是指有谋私等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有二线监督当然谋私等极其困难。例如温家宝家族谋私在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下基本不可能；
今天还看到信息：
“东莞太子辉酒店曝光，主因是该酒店名义上太子辉是董事长，实际经营者获利者是康师傅儿子周斌。东莞长安镇另外一间五星级搡拿酒店，在2012年前曾经被警方走入调查，但经营者态度强硬，叫嚣‘你叫迋书记来！’，时任副局长通过暗查，发现酒店幕后者为架大爷的姐姐之女，也就是外甥女，报告省里，最后不了了之。”
（《美华：闪游东莞》，2016-05-03 15:00:00）
这显然也是没有二线监督考察造成的。

马列毛主义者

少才是指没有能力的滥竽充数，酒囊饭袋，有二线考察当然行尸走肉很难存在。例如李克强毫无治国理政能力，管生产大队时只会开逃荒证；后来也不怎么样，据说：
“李克强主政河南，河南爱滋病蔓延，主政辽宁，辽宁惹出蚁力神事件。现在，李克强倡导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又出大问题”
（《互联网金融出了大问题 李克强再度梦碎》，美国世界日报，16:01:26 04/25/2016，华岳论坛）
为什么明显少才的李克强竟然能够当总理？因为现在的干部制度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没有代表无产阶级进行监督考察的二线，是劣胜优汰。
在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下李克强不可能当总理，即使当了也不会当五年，因为每年党代表大会都会考察大官，不合格随时淘汰，官不聊生民安生才好。
二线自己会不会缺德少才？不会，因为一线同样监督考察二线，而且二线没有行政权，谋私相对难。
会不会一线二线沆瀣一气共同谋私？更不可能，因为双方是对立关系，谁都想向党代表大会证明自己对无产阶级更忠诚并且更有治国理政能力，自己最适合当代表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线领袖。
不仅如此，两者旁边还有监督考察双方是否忠诚的革命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杜绝了金钱腐蚀的供给制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党代表不会再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因为供给制与钱绝缘，而且如果亡党亡国了则不仅党代表成为被镇压对象，而且供给制就不存在了，党代表等就难以生存了。所以党代表会把防止亡党亡国作为头等大事，想方设法监督考察三个委员会领袖。
——————————————————————————引用完毕
所以我多次强调必须“立即解放重用薄熙来，纠正搞资本主义的错误路线，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
网友：言归正传。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上篇文章分析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现在是不是该分析论证偶然性？
作者：是的。先论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难度非常大。
众所周知，毛主席在1962年和1964年两次对刘少奇严重不满，有了更换接班人的打算，这里没有丝毫个人恩怨，分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不同，完全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着想的。
但是更换接班人谈何容易？
自1945年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实际上成为了接班人，特别是1956年八大以来刘少奇在一线管理着党和国家，59年又成为国家主席。
1966年时权力结构情况是：
毛主席是一言九鼎的领袖；周总理管政府；林彪管军队；具体事务是书记处邓小平（实际上他让彭真）管；刘少奇作为毛主席接班人通过政治局总管党政军。从1956年八大算起，文革前刘少奇已经负责了近十年，任命过大量官员，实力雄厚。
如果刘少奇不把毛主席逼到墙角，毛主席是不想换他的，何况毛主席历来只抓大事，对事不对人？
1962年发生路线斗争，后来刘少奇让步了，毛主席并没有换他；
1964年又发生路线斗争，后来刘少奇又让步了，毛主席仍然没有换他。
发动人民搞文化大革命其实很困难，因为刘少奇代表着党的领导（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人民并不明白上层的路线斗争。
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之间必然有矛盾，但共产党长期没有发现此矛盾，更谈不上解决。
我早就说过：
“毛主席提出过两条孤立看完全正确的原则：一是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二是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如果共产党变质后两条矛盾了怎么办？
当然毛主席是想通过选拔好接班人来解决，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合格的接班人。毛主席还想通过号召下面的革命者造修正主义的反来解决，但是这谈何容易？
我国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极少数人服务，基本已经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只剩下国企和土地两大块了，尽管如此仍然不停止挖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还在攫取国企和土地，坚决进行私有化殖民地化的操作。
所以现在习邓江胡要么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傀儡，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亡党亡国的历史罪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要么义无返顾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力挽狂澜，解放薄熙来，团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里愿意悔过自新，回头是岸的人，纠正错误路线，成为历史强人，进而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继马列毛之后的历史伟人，给人类树立比资本主义大大优越的完善的社会主义榜样，拯救全人类。”
（《二线必不可少（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和全世界之十八）》，《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九一，2013-4-4，华岳论坛）
“两条矛盾了怎么办”？毛主席发现了问题，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其他大官却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例如文革前毛主席说：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多亏了高瞻远瞩的毛主席搞了文化大革命，使许多远见卓识者思考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不然人类可能至今也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建立后仍然有严重弊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

二、毛主席长期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效果不大
网友：刘少奇代表共产党领导，毛主席想“治未病”，人民并不觉得共产党生病了，确实发动人民搞文化大革命和更换接班人很困难。后来是怎么发动起来的？
作者：上篇文章论证了必然性，本篇谈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怎么让刘少奇领导的政治局发动针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完全可以下命令，但是这不是毛主席的习惯。
实际上毛主席一次又一次表达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不满，希望他们自觉革命，但效果不大。例如上文已经说过的：
1964年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
“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这里点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措辞已经非常严厉了。
我刚看到文章说：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
（《[中共党史] 毛泽东：一个不让我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想干什么？》，向东，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站，发表于 8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14：40）

马列毛主义者

显然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对他们非常不满。
毛主席不满官僚们的言论非常多，上篇文章里我列了些，现在再罗列在《毛泽东年谱》里看到的不满和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然后再谈偶然性。
《毛泽东年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教材，许多讲话有现实意义，虽然因为大气候的关系肯定有失真处，但是仍然有权威性，仍然可以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和别人的少才。我是为了写文革文章才花时间精读的，很有收获。请看：
“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太多。”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下同）
“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1963年2月25日）
“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
（1963年4月8日）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
（1963年5月4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 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1963年5月9日）
“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
（1963年5月27日）
“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 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1963年10月18日）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
（1963年11月8日）
“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
（1963年12月13日）
“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1963年12月19日）
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
“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
“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964年1月5日）
“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一种社会一定要代替另一种社会，现在我 们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1964年1月16日）
“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
“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
“反对修正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古时候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
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挖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几座山，用几代人的时间，总会把它们挖掉的。”
（1964年1月17日）
“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
（1964年1月19日）
“搞法律工作，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来什么的。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 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
（1964年1月28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它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 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
（1964年1月30日对法国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1964年1月30日对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964年1月底）
“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讲起的。”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1964年2月9日）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 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
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1964年2月13日）
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部的批评虽然在《毛泽东年谱》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上篇文章里有了，就不再重复了。下面只列1965年以后到《516通知》之间，我学习后觉得非常重要的内容：
“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月5日）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1965年1月12日对徐寅生讲话的批语）
“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1965年1月14日）
“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
“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
“各行各业都要总结经验。”
（1965年1月23日）

马列毛主义者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
“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
（1965年1月24日）
评论：
“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
文化大革命时彻底否定17年，显然是“左”的错误，结果“打倒一切”了，这是后来修正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
“1月下旬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二二三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1965年1月下旬）
评论：
取消军衔制是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措施。解放军之所以有战斗力，关键原因是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同心同德。但是军衔制强调的是等级制度，上下不平等，抛弃了“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同心同德”这个法宝，是修正主义的。毛主席内心一直反对，请看：
“搞薪金制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
（《毛泽东：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乌有之乡，2009-6-2，文章来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什么解放军战斗力特别强，而且国民党军队到了解放军同样战斗力立即变强？因为“官兵平等，军事民主”。
从上面可以看出虽然毛主席反对军衔制，但是因为上层大多数人强烈要求，所以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废除军衔，中央军委程序合法，广泛征求了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然后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后实施的，当时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党中央重要成员，无疑是拥护的。
但是后来在1988年又恢复军衔制度。这是消灭毛泽东思想军魂，使解放军丧失战斗力的重大错误决策，所以我必须评论一下。
下面接着列举。
“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
（1965年2月19日）
当薄一波汇报如何紧跟主席思想时，主席说：
“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 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
（1965年2月21日）
“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它只占第二位。”
（1965年3月23日）
“第一，宴会规格不要太高，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听说外国人的宴请就比较简单，我们应当研究借鉴。
第二，会见和宴请外宾，陪同人员不要太多。人少坐得靠拢，谈话方便。
第三，送的礼品不要太多。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要送既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要自然大方，但不能大手大脚、耍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
第四，外国人送的礼品应交公。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做如下处理： 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 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没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吃的东西， 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品尝。”
（1965年3月）
“4月9日上午，杨成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报告四月八、九两日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坚决打击入侵的美机。中午，毛泽东指示：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
（1965年4月9日）
“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1965年4月11日）
“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国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1965年4月13日）
“湘潭一个县的编制有八百九十八人，只剩下几十人就行了，不是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问题。提拔年轻的本地干部当第一书记、县长行不行？”
“党总是一分为二的，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
（1965年4月21日）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
（1965年4月28，29日）
评论：
我曾经在文章里说：
“现在修正主义者最怕美帝，其实是鼠目寸光。不错，美帝现在正在围剿中国，能肢解中国最好，因为它要实现‘全球独霸帝国主义’。但是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把美国叫做生意人共和国是多么准确，因为美国打仗历来精于计算。例如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霸主，但是它是怎样做到的？是让别国打仗，它卖军火发财，到中期看清楚胜负了再加入战争分赃。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到1919年，美国政府是在1917年向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之前一直向双方卖军火发大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法炮制，战争从1939年到1945年，而美国是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仍然卖军火发大财。现在的美帝仍然这样做，所以害怕美帝参加南沙群岛争夺战是毫无根据的。”
（《薄熙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零八，2012-5-27，华岳论坛）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霸主，它主要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坐洋观虎斗，怂恿别国打仗，它卖军火到双方而发大财，到战争中期看清楚胜负了再加入战争分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到1919年，美国政府是在1917年才向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向双方卖军火发大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法炮制，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例如日本1931年就大举侵略中国了，正式战争是从1939年到1945年，而美国是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仍然卖军火发大财。”
（《中美决战和南沙群岛》，《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零九，2012-6-3，华岳论坛）
这些是我自己对历史分析后得出的看法，想不到毛主席在1965年就总结出来了。可是修正主义者至今怕美帝怕得要命，不敢武力解放台湾和南沙群岛。害怕战争就必然被动挨打，亡党亡国。
下面接着列举。
“在杨成武汇报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1965年4月28，29日）
“今天的井冈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 更神气。 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
（1965年5月25日）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
（1965年5月26日）
“江苏以前说省级机构减到三千五百人，要那么多做什么，五百人即可。省委、县委顶事的就那么几个人，每个人带个秘书就够了。我想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一下。”
“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
（1965年6月11日）

马列毛主义者

“当魏文伯汇报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准备一九六八年搞完时， 毛泽东说： 不要马马虎虎。一九六八年春万一搞不完，留点尾巴也可以。”
（1965年6月11日）
评论：
这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有偶然性的证据。原来准备长期搞“社教运动”。
“江苏省委要下面讲省委的缺点，很好。”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1965年6月11日）
“荀子是唯物主义，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儒家的左派。”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
（1965年6月13日）
“农业靠学大寨， 工业靠学大庆。”
“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1965年6月16日）
“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
“关于《辞海》，他说：
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
（1965年6月20日）
评论：
现在《辞海》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请看文章：
《评《辞海》（1999年版）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则的否定》
（陈守礼，乌有之乡，2008-12-13）
“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
“犯错误的多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支部书记、工厂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车间主任。我认为，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不发生才是奇怪呢！”
“犯错误是好事，犯了错误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像人害病一样，害了病就可以产生抵抗力。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
（1965年7月4日）
“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
（1965年7月14日）
“少奇同志：九个材料及你所写指示，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1965年7月19日）
评论：
这个事实也是文化大革命有偶然性的明显证据，虽然想换接班人刘少奇，但是什么时候换？怎么换？这些有偶然性。
“犯错误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不利，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以后的工作做得好一些。”
（1965年7月26日）
“当李宗仁说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时，毛泽东说：
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1965年7月27日）
“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
“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毛泽东说：
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
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 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说：我感到你们的工业问题巳解决了，或起码说是走上健全道路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1965年8月3日）
评论：
马尔罗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看法很客观。显然毛泽东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是井底之蛙，自掘坟墓。
“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现在百分之七十和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
（1965年8月5日）
评论：
充分肯定刘少奇等人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有偶然性的明显证据。
“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究竟哪一年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
“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1965年8月8日）
“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的，就打败仗。”
“麦克纳马拉说，他们也要打二十年。我和胡志明讲，再打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那时，美国要举行大选，约翰逊会垮台。”
（1965年8月11日）
评论：
毛主席高瞻远瞩，三年后“约翰逊”果然下台，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表示要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让美国国防军逐步撤出越南，并于当年6月撤出首批25000名美国国防军。
“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1965年8月11日）
“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 由国家出。”
（1965年8月15日）
“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不联系群众的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政府只能代表群众。
任何政府对人民来讲总是少数，任何军队对人民说来也是少数。”
（1965年8月22日）
“世界上有三个东西很坏，第一个是帝国主义，第二个是修正主义，第三个是各国反动派。如果不反对这三个东西，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
（1965年9月5日）
“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1965年10月8日）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
（1965年10月10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
反。”
（1965年10月12日）
“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有两条。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1965年11月13日）

马列毛主义者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研究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选择几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写序言要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1965年11月21日）
“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满意，指示上海将姚文元文章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
（1965年11月23日）
“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年谱》）
评论：
彭真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对抗毛主席。当然如果肯及时检查错误未必会被打倒，毛主席对事不对人，所以彭真被打倒也有偶然性。
“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
（1965年12月1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所谓罗瑞卿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965年12月8日——15日）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1965年12月14日）
评论：
我们现在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既然复杂严峻的情况下竟然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死。
“在杭州汪庄同陈云谈话。谈话中，陈云还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检讨。”
（1965年12月19日）
评论：
陈云检讨的原因，我在文章：
《为什么要更换接班人刘少奇？》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九七，2013-4-25，华岳论坛）里这样写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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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团漆黑的评估和尽快恢复经济的良好愿望，刘的经济内阁相应主张搞包产到户，重走个体经营的回头路，并认为包产到户，4年就可以恢复，不包产到户，则至少需要8年才能恢复。
这个意见是由陈云正式上呈给毛的。
毛根据自己外出调查获得的情况，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很大，但不是一团漆黑，总有些光明；对包产到户的回头路做法，则坚决的反对，并认为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道路，恢复经济再有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一次，毛泽东将走集体路线还是走个体路线的最后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再次采取了旁敲他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上次是旁敲邓子恢），侧击刘的办法，来表达他对刘的意见。
当然，在私下的场合批评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游泳池里，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你慌什么，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你怎么办？’刘知道了毛的态度后，转弯很快，立即表态放弃包产到户，坚持集体道路。
这样一来，二人的分歧虽然有过渡为公开冲突的趋势，但还是没有发展为公开冲突。”
（《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从合作到分歧真实》，文史摘编杂志，14:37:42 11/05/2012，华岳论坛）
很显然，毛主席水平比刘少奇高得多，看得更远、更深、更透彻，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比刘少奇更坚定，对于现实的认识也比刘少奇深刻得多。
——————————————————————————引用完毕
1962年党内严重的路线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代表错误路线，毛主席代表正确路线，到了1965年底，形势已经非常好，所以陈云“向毛泽东作检讨”。检讨了，毛主席当然就原谅他了。但是后来他掌权后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导致现在处于亡党亡国的边缘，虽然他比邓小平好一点。
“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 不断地斗。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 就是矛盾的规律。 质和量、 肯定和否定、 现象和本质、
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 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1965年12月21日）
“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袓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1965年“本年”）
“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
（1966年1月5日）
“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 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
“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 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
“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1966年1月12日）

马列毛主义者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
“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1966年2月8日）
评论：
据说：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参见红旗网录入的《戚本禹回忆录》）
但是彭真明明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却出台了对抗毛主席的《汇报提纲》，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竟然也通过了，所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毛主席大智若愚，让他们继续表演。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1966年2月14日）
“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 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
（1966年3月18日）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
（1966年3月20日）
“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
“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
（1966年3月28日）
“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
（1966年3月28日，29日）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
“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6年3月30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1966年4月2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1966年4月9日——12日）
评论：
周总理和邓小平知道毛主席态度后及时采取措施，提议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一切合理合法。
“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 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批注：‘ 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1966年4月14日）
“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
“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
（1966年4月14日到4月底）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1966年4月16日到24日）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1966年4月22日）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66年4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
（1966年5月4日——26日）
评论：
从周总理、邓小平、彭真开书记处会议，正式打报告给毛主席，然后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最后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讨论通过“516通知”，程序毫无瑕疵。现在把责任全推给毛主席，这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文过饰非，丧失信义，必须纠正。
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序曲已经奏响了。

马列毛主义者

三、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网友：该谈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了吧？
作者：是的。下面谈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同时证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没有什么“错误”
第一，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这个我在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评论过：
“这种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精神，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难道不是极端重要吗？
毛泽东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难道不是十分正确吗？
文化大革命不是开辟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时代吗？
我思考继续革命问题，正是听到此大字报的广播后开始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认为，那张大字报的震撼力，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当时我感到，中国出了大事情了。当晚我和一些同学，从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八宝山公墓附近，连夜步行数十里路，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虽然是半夜到达，可北大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此后，我一直未停止过思考社会主义出现的，各种表面上看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原因。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直至今日，没有看到哪一个领导人理解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改开以来中国有大批革命者爱国者长期在党内外特别在网络上捍卫国家利益，使得走资派卖国派亡党亡国步伐寸步难行，而苏联亡党亡国却十分容易。为什么？两国差别正在于中国搞过文化大革命，人民政治觉悟高，不迷信党中央了。
毛主席提倡人民有造反精神，“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那样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所以毛主席高度评价聂元梓大字报没有错。搞文化大革命有必然性，但是聂元梓大字报本身有偶然性。
第二，关于党中央派工作组问题。
这个我在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也评论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为什么把派工作组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聂元梓大字报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敏感的群众便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造反”。
于是一线领导匆忙派工作组去灭火。其中清华的工作组的副组长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清华造反派中有名为蒯大富的，是革命后代，在刘少奇的直接指示下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0页）。于是，他开始绝食抗议斗争。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蒯大富写信给工作组，说：“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叶永烈谈道绝食时说：“此事轰动了全清华”（《毛泽东的秘书们》，第197页）。
此外北京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高皋书，第30页）。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把那么多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其愤怒程度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谈话说：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下令撤工作组。接着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六二年与刘少奇在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上有过原则分歧。毛泽东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看，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238页）
1964年与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毛泽东批评说：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同上书，第1375页）“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同上书，第1376页。这一段话不是同样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的想法吗？）
现在又发生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下决心换接班人。5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宣布他不再信任刘少奇了。
于是当了21年接班人的刘少奇被废黜了。其实刘少奇早该预见到这一天了，因为毛泽东已怒吼过很长时间了，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震聋发聩”，可惜刘没有悟出这一点。毛泽东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反对中国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上层的领袖都未理解。他们在“一线”，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赫鲁晓夫。
因为刘少奇镇压学生，所以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如果毛泽东能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解决问题，那就既不会有后来的林彪危险，又不会有赵紫阳危险。可是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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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我论证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必然性，即毛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现在又发生了把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打成反革命的情况，所以毛主席不可能再容忍刘少奇的行为了。
显然毛主席的决策完全正确，没有错误。
发现刘少奇不合格，想换有必然性。但是刘少奇镇压学生，逼得毛主席不得不换，这又有偶然性。
第三，关于蒯大富。
我在上篇关于必然性的文章里说：
“如果不发生文革，那么就肯定重复历史周期律，老革命打江山后做江山，人民仍然是奴隶。实际上因为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现在人民确实又变成了奴隶，看看两会代表的阶级成分就知道历史周期律又起作用了。
但是毛主席周总理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绝对不允许打江山的老革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统治者。”
毛主席早就研究接班人问题了，培养接班人是必然性。现在看到蒯大富受刘少奇等压迫，既顽强又年轻有才华，当然想培养他，这有偶然性。
我在文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避免“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零零，2013-5-5，华岳论坛）里曾经指出（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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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蒯大富有没有可能成为接班人？我认为有。是毛主席解放了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蒯大富被毛主席点名参加了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大会（我也参加了，因为我们学校是志愿参加，当时并不知道能够见到邓小平、周总理、刘少奇和毛主席），这说明毛主席注意到了蒯大富。
从逻辑上说，不能排除毛主席把蒯大富等列入接班人考察对象的可能性，因为接班人问题是毛主席脑海里第一位的问题，毛主席后来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转引自《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马列毛主义者

如果蒯大富确实德才卓越，后来的情况或许不一样。我这个猜想还有其他证据，例如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两次见大学生蒯大富，用六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清华大学运动情况的汇报，这已经是罕见的安排；到8月4日，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全校万人开会，可以看作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现场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这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109页）
后来张春桥当面教育蒯大富要成立组织，于是蒯大富就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第138页）。
众所周知还让蒯大富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等（第256页）。
⑤蒯大富成为接班人的必要条件是蒯大富能够控制清华大学，不能发生“全面内战”等情况。不能控制清华怎么能够控制中国？而蒯大富包括四人帮都没有这个智慧。
⑥因为对校党委、工作组、造反、十七年等问题的看法不同，群众里政治能量大的人自然就分成了两大派，象我这样看不清楚政治没有被卷进政治旋涡的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清华大学里的两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保皇派”（加引号表示这是当时的名称，我认为不正确）。
⑦虽然毛主席可能想培养蒯大富成为接班人，都是事实证明他不具备接班人的素质，
例如在“井冈山红卫兵”9月24日正式成立后提出的三大口号“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第139页）就埋下了“全面内战”的种子。随着蒯大富名声的迅速上升，这颗种子也发展成为参天大树，群众始终联合不起来，“全面内战”越来越严重，逐渐发展成为武斗，直到打死工人宣传队，不仅葬送了蒯大富的政治前程，而且把他送进了监狱。
全国“全面内战”情况与清华大学大同小异。
⑧为什么我说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里代表正确路线？
因为“一月革命”（上海工人阶级夺权，后来全国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后毛主席就号召群众实行大联合，如果四人帮水平高，领导得力，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又识时务，大联合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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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群众里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代替官僚主义者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想培养蒯大富但他不争气是偶然性。
毛主席的思路和决策丝毫不错。
第四，关于大串联。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
为了培养年轻人，粉碎和平演变阴谋，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新接班人林彪和周总理都发表了讲话。报纸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刘少奇为第八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党中央的变化极大震动了目光敏锐者，他们纷纷要求上北京找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受压制情况。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造地方政府的反。
这些都冲击了正常铁路运输秩序。给毛主席和文革小组带来新挑战。
针对新情况，毛主席指出：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于是人类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全国免费大串联，而且因为人民素质极高，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刑事案件。
在大串联里毛主席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当然免费大串联不可能持续，于是就有了党中央十二月一日发通知：
“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12月2日，《毛泽东年谱》）
于是免费吃住行的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就基本结束了。后来毛主席说：
“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年谱》）
发动群众有必然性，大串联形式有偶然性，表现出毛主席超人的大气魄，高超的因势利导驾御局势的水平和令行禁止的能力。
第五，关于一月革命和王洪文。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发生的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值得多花点笔墨。
1、事实经过。据文章：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尹家民，2011年02月15日09:10，人民网-文史频道）说（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内容未必完全真实，因为受大气候影响，但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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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马列毛主义者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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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
（同上）
2、毛主席的态度。
“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
（同上）
3、我的评论。
我支持毛主席的结论。为什么？因为：
①工人成立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是符合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革命大方向的；
②现在工总司与上海市委严重冲突，酿成大事件，只能压政府一边，满足工人合理要求，压制工人不符合大方向；
③现在王洪文没有无理要求；
④工人要求参加对政府的管理符合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⑤不肯定王洪文提的五条就只能镇压，那不符合毛主席依靠人民的一贯思想，而且文化大革命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4、后续效应。
毛主席在1966年12月26日说：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年谱》）
毛主席似乎已经预感到工人阶级可能要夺权了。
上面说到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事情当然没有完。
同任何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国家机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果然1967年1月4日《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5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6日工总司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宣布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
毛主席没有对工总司夺权表态，因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但是热烈欢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夺权，毛主席说：
“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两张报纸出来， 一定会影响华东， 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 全国就有希望。”
“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年谱》）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
（1967年1月11日，《毛泽东年谱》）
贺电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评论：
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大联合”的要求，可惜后来许多地方不能按照毛主席要求办，因为不是无产阶级宪政制度，这是历史局限性问题。
到了16日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了，支持左派群众夺权。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 就让他们选嘛！ 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
（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年谱》）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