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马列毛主义者

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四
王奇臻
2016-5-25
引言
本文是2007年９月１2日，十七大召开前在乌有之乡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乌有之乡的原文已经被封，但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站有，网址是：
http://www.ds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9&from=portal）和后来一系列文章之一（最近发表的一篇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一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2016年5月15日发表在红色中国网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特此说明。
本文题目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文章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阐述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特别欢迎善意的转帖，出版。文章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标题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二、从历史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三、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四、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正文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看了上篇文章我知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者都是燕雀，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人类的命运。本文想谈什么？
作者：想谈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复盘，平反，补天是必需的。否则不能完善马列毛主义理论，凝聚党心人心，升级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我能够做的只是复盘，为党中央平反和补天打好理论基础。
网友：我看到一篇网文：
《他给中国人民发的红包，到现在也领不完》
（网络文摘，06:47:38 05/16/2016，华岳论坛）
很感人，文章说：
“老群主留下了一个永远也领不完的大红包，打开红包，里面可不仅仅是印着他头像的小钱钱，还有思想和尊严。”
你怎么看这篇文章？
作者：文章写得好，“思想和尊严”，这些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现在最缺的正是这些精神财富。
但是说物质财富是“小钱钱”就不妥了，因为毛主席留下的不仅是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大飞机等完整的自力更生不怕制裁的经济体系，而且有土地公有制等取之不竭的聚宝盆。众所周知，现在仍然靠毛主席留下的聚宝盆。请看：
《国土资源部：地方政府收入多靠卖地获得》
（万维读者网，2012-01-08 09:07，来自中国青年报）
《土地经济的受益群体：土豪村卖地收入23亿多》
（凤凰网，2016年05月16日 08:28）
“自从1999年至2015年，这十七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土地资产化最为迅猛的年代，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27.29万亿元，年均1.6万亿元。”
“今年1月29日,财政部发布‘2015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5年1至12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2547亿元，同比减少8840亿元，下降21.4%。”
《猛 17年来中国卖地收入超27万亿》
（万维读者网，2016-02-15 16:20:15，来自一财网）
请问离开毛主席建立的独立经济体系和土地公有制等资产，有改革开放成果吗？没有。假设现在没有了土地公有制等，国家会不会破产？毫无疑问要破产和亡党亡国。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不懂马列毛主义，有眼无珠，贬低毛泽东时代。现在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还不改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上私有制已经成为主体，亡党亡国就是随时可能的。习近平算算自己掌握多少经济命脉就知道离亡党亡国有多远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服从共产党是表面的暂时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变脸了。
邓小平德才与毛主席比如天壤之别。
网友：是的。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国际威望史无前例，不仅被第三世界穷兄弟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连无外交关系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帝总统都亲自跑到毛主席书房顶礼膜拜地说：
“主席的文章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参见《毛泽东年谱》）
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是多么好？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却每况愈下，苏联已经亡党亡国，中国也偃旗息鼓，什么原因？
作者：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打倒过的缺德少才鼠目寸光的老干部弹冠相庆后睚眦必报，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于是马列毛主义理论大厦垮塌了，现在必须请女娲重新补天才行。把彪炳千古的文化大革命阐述清楚，平反昭雪，天就好补了，马列毛主义理论大厦就坚不可摧了。所以我必须写文化大革命，复盘文化大革命历史。
网友：你认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作者：是历史局限性，是毛主席太高瞻远瞩了，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下篇我将详细分析失败的原因。这里先简单说说治未病的道理。民间有传说：
魏文王问扁鹊：你家兄弟三个，谁的医道最高？扁鹊答：
“长兄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仲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故名闻于诸侯。”
弟兄三个，我大哥的名气仅在家里，因为他能在病没形成时就防，不至于发展为病；我二哥在我家那条街上有点名气，因为他能在人得小病的时候就治，不使其发展成大病；我是等到人得了大病时才用重药治病，所以我的名气最大。
这说明治未病者比神医更高明，寓意很深刻。
毛主席就是扁鹊大哥那种能够治未病的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时，不管是狂热拥护毛主席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文革小组等左派，还是保守派红卫兵和被打倒的当权派等右派，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者凤毛麟角，其实我一个没发现，张春桥理论强，但只能算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理解一半。
我从不迷信权威，遇事总要自己想透彻。文化大革命时竭尽全力学马列毛著作，拼命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却仍然不大想得通。直到1976年才基本明白，现在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事情了。
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改革开放错误路线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因为毛主席几乎所有论断都被铁的事实证明了。

马列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已经被30多年改革开放错误路线造成的随时可能亡党亡国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请看《决议》（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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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２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引用完毕
现在有头脑的老百姓都知道毛泽东正确，邓小平错误。
如果邓小平看到亡党亡国边缘的现实也会承认毛主席正确，因为按照他的标准改革开饭已经失败了，请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
（红色文化网，2016-04-26 10:05:13，来源：思想火炬）
所以《决议》不仅否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否定了邓小平，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权，是自掘坟墓的决议，必须尽早废除。
有网友说：
“邓小平在天如果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他也会唉叹自己和英明的毛泽东比是太渺小了。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是在他主持下作出的，他期待今天的中央能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这一错误的决定，肯定文革，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也能让他在天之灵能得到一些宽慰。”
（《旧文转发： 邓小平的“期待”---重估文化大革命》，文森特，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2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 15：10）
网友：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
作者：当然有。
因为长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有许多错误看法，例如有文章说：
“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幸存者”：解读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钥匙》，多维网，2016-04-30 21:43:04，萧延中，来自《世纪大讲堂》）
这四种看法的前提是毛主席晚年做法是错误的，而我上篇文章已经论证过这个前提本身错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四种观点全部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可怕的是共产党自掘坟墓的《决议》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以讹传讹，不识能够拯救人类脱离弱肉强食苦海的的法宝。
席卷中国十年，有数亿群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被理应懂辩证法的共产党彻底否定，这是何等荒谬？
我早在2007年第一篇网文：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2007年9月12日，乌有之乡）里就指出（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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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先从理论上分析“彻底否定”论的错误。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 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长期思考后发动的，有数亿群众参加的，历时十载的，神州震撼、全球关注的历史事件。“彻底否定”论符合辩证法吗？
难道毛泽东最后二十年突然从中国革命鹤立鸡群的导师一下子变成傻瓜了吗？
难道亿万群众（包括他们自己）都是听凭傻瓜摆布的“白痴”吗？
难道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就如甘柴烈火，遍地燃烧，却完全没有内在原因吗？
难道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是明知一无是处，却胆小如鼠不敢说半个“不”字的可怜虫吗？
难道邓小平多次上书认错表示“永不翻案”等全是违心的，是阴谋家、两面派吗？
难道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不是被历史证明为远见卓识吗？
难道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状态不比现在好一百倍吗？
难道学雷锋、精神激励、艰苦奋斗等不正确吗？难道林彪暴露后的1973年比1972年“……农业增长百分之8。4，工业增长百分之9。5，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趋向协调”，“ ……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编著，第109页）也该彻底否定吗？
难道周总理巧妙地解放了大批干部也是错误之举吗？
难道社会上出现打倒周总理的思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些人是“极左派”，难道也应该否定吗？
难道现在干部前“腐”后继不正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吗？
难道文化大革命人们大串联半夜走山路会担心被抢劫强奸杀害吗？
难道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会担心毒米、毒油、毒菜、假化妆品、假药、假种子等而提心吊胆过日子吗？
难道“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不是正确的口号吗？
难道文革中培育成功杂交水稻对中国和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也属于否定之列吗？
难道文化大革命中氢弹、地下核试验、发射并回收卫星和核潜艇的试验成功也该被彻底否定吗？
难道文化大革命中发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也一无是处吗？

马列毛主义者

难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在彻底否定之列吗？
难道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非常科学的理论吗？难道尼克松来访、中日建交均为对方主动不正是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吗？
难道苏东复辟不是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吗？
显然，“彻底否定”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而在政治上则是极其危险的。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是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使得反革命欢天喜地，而革命派则垂头丧气。
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建党领袖、建军领袖、建国领袖，将会导致什么局面还不明白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管决策，周总理管实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将周总理晚年的鞠躬尽瘁全部否定，这合乎逻辑吗？
如果我们不想步苏东的后尘，重蹈苏东的覆辙，那我们必须为文化大革命正名。
不正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言不顺；
不正名，就没法抓革命；
不正名，毛泽东和共产党就会被误解为一贯错误而失去执政的根据；
不正名，就没法抓精神文明；
不正名，就会资本主义复辟；
不正名，部队就不会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优势；
不正名，共产党就会丧失根本；
不正名，就无法继续革命……
为什么78年以来“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思想工作”、“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等都几乎难觅踪影，原因就是我们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
——————————————————————————引用完毕
在文章：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谈中共党史二卷的原则性错误》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二七零，2011-1-18，乌有之乡）
里我进一步论证了：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是颠覆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后果上是极其可怕的”
“发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在时间上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决策层听不进去，我国继续每况愈下，朝亡党亡国悬崖前进。
既然共产党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最有德才的帮助毛主席打江山的第一代党中央合法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祸国殃民，如同德国法西斯，那么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掌权？所有老革命家只能等待审判。《决议》显然是自掘坟墓，愚蠢透顶。
网友：难道不能批评文革错误吗？
作者：当然可以，但是应该通过毛派和邓派民主论战，实事求是评价，而不是不讲道理地彻底否定。
我上面已经证明彻底否定文革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正确结论是什么？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首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解决文革等社会问题的钥匙，而毛主席是信仰坚定和造诣极高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说过：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对理想主义者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理解。
网友：为什么你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
作者：因为理论最关键。毛主席总结历史经验后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离开共产党领导，中国不可能改变自1840年以来的悲惨局面；但是共产党之所以创造了伟业，根本原因在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没有革命理论明灯照耀就看不清方向，党就没有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现在就是如此，随时可能亡党亡国。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知道：
马列毛主义理论至关重要！取得伟大成就的共产党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很高造诣并且对实际运动非常了解的理论家；而葬送革命的共产党领袖如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既没有革命理论造诣又没有实际经验的“专横跋扈”，“文过饰非”的修正主义者。
资产阶级不需要能够统一思想的理论，因为彼此利益冲突，尔虞我诈；无产阶级则完全不同，绝对离不开能够统一思想的革命理论。
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就是：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必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总结自己的历史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页，着重体是原文有的）。
不认可这段话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这段话的第三点就是告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要继续革命直到进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才行。
继续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另一段话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说得更详细：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页，着重体是原文有的）。
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无疑是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思想。
马克思强调：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0页）
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76页）
“……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3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强调了这个思想：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
文化大革命正是继续革命思想的必然产物。
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奠定理论基础阶段。
又叫马克思主义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从弱肉强食必然王国进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自由王国时代的理论基础。
第二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
又叫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代。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用夺取大城市和农村包围城市两种不同方式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理论。

马列毛主义者

第三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包括无产阶级自己的继续革命阶段。
又叫毛泽东主义时代。
这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创造消灭阶级条件，以便进入无阶级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在外部反帝反修，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毛泽东主义理论分别是三个历史阶段里程碑式理论。
文化大革命正是在第三个历史阶段发生的有标志性的事件，目的是为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创造消灭阶级条件，以便进入无阶级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在外部反帝反修，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发表的许多继续革命论述和三个世界国际战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显然在第三个历史阶段必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历史进程里逃避不了的时代课题，所以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
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党都只知道抵御外敌和建设国家，轻视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继续革命思想。
如果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也未必会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三个世界思想。
文化大革命原则永存，历史意义彪炳千古。
之所以叫文化大革命，不叫武化大革命，是因为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上，革命方式是“文斗”不是“武斗”，革命内容在思想领域是“斗私批修”。
实际上从反修大论战开始，毛主席就研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了，当时不叫文化大革命，是叫“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广义说，现在防止亡党亡国的行动也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同于大民主形式。
网络上的论战跟文化大革命则非常相似，而且可以保证“文斗”不“武斗”，所以对人类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之所以有避免亡党亡国的可能，主要是因为网络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挑毛病的二线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太清楚，因为没有实践经验；列宁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因为去世早，也没有太系统的阐述；毛主席在现代修正主义出现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第七卷）
显然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既然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然必须解决接班人和保证路线正确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以后将总结经验教训，方式肯定不同于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是必须解决的接班人和路线等问题是完全相同的。
众所周知，更换接班人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换掉了接班人刘少奇。为什么要换掉刘少奇？
因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说刘少奇犯的是路线错误，而路线决定一切。毛主席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242页）
1965年通过的《二十三条》首次明确提出：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
这是划时代的转折点。现在很清楚，问题就出在党内高层。有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和制定《二十三条》有内在关系：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刘少奇——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红色中国网，2016-5-16 15:11，zxt，原作者：文革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自：【中华论坛】）
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真共产党，那么就应该为有历史必然性的文化大革命平反，使马列毛主义理论自洽，进而“掌握群众”，战胜资本主义。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否定了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继续革命核心思想，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共产党，就必然亡党亡国。
我在文章：
《什么理论能够救中国救世界？》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六一，2015-6-25，红色中国网）里说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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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告诉我们：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继续革命理论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不公开坚持继续革命理论，为文化大革命平反，那么亡党亡国的危险性仍然随时存在。我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开始的所有文章都在论述这个道理。
研究历史经验教训可以知道：只有马列毛主义可以救中国救世界。
马列毛主义理论是什么？
是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组成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
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的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
列宁主义理论是什么？
主要是“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主要是建党、建军、建根据地和用农村包围城市方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主义是什么？
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
马列毛主义是一环套一环，一脉相传，螺旋式上升，随时代不断升级的理论。
——————————————————————————引用完毕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使得马列毛主义理论不自洽了，意识形态理论大厦垮塌了，必然亡党亡国了。
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极其关键，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网友：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是打碎原来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系吗？

马列毛主义者

作者：当然有。马克思指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34，437页，粗体字是原文有的）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页）
恩格斯在1875年给倍倍尔的信中强调说：
“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3页）
在1883年恩格斯又说：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8页，粗体字是原文有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27页，粗体字是原文有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
网友：“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确实应该“打碎”，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难道也是“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也应该“打碎”？
作者：这正是复杂难把握的地方：
既不是，因为是毛主席建立的新国家机器；但是也是，因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即“等级授职制”。
马克思早就指出：
“……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6页）
在最高领袖背叛马克思主义时，“等级授职制”容易变成法西斯专政，因为官员只对上级负责。
但是不可能一下子消灭“等级授职制”，因为不使用忠诚于无产阶级的人就无法保证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个很难把握但是又必须解决好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时不具备解决好这个矛盾的条件，毛主席只能进行探索。

二、从历史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看必然性我知道了。毛主席熟读历史，曾经和黄炎培有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
1945年7月，68岁的黄炎培先生，在参观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未来希望的延安后，向毛主席直言相问：
一部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回答说：
“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157页）
请问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与这段对话有关系吗？
作者：当然有，文化大革命大民主就来自于担心发生历史周期律。现在我从历史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如果不发生文革，那么就肯定重复历史周期律，老革命打江山后做江山，人民仍然是奴隶。实际上因为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现在人民确实又变成了奴隶，看看两会代表的阶级成分就知道历史周期律又起作用了。
但是毛主席周总理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绝对不允许打江山的老革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统治者。例如周总理就说过：
“毛主席常常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周恩来自述》，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45页）
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二条就是要求为大多数人服务：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 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文革前虽然比现在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隐患，而毛主席高瞻远瞩。我在文章：
《不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就必然亡党亡国》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零六，2014-6-5，红色中国网）里指出（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建国前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过：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苏联出现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后，毛主席研究苏联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显然，传统社会主义没有发现和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虽然发现了，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保证“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毛主席并没有解决。
后来当看到了体现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鞍钢宪法”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大力支持，写道：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再后来在反修防修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认识到最高领袖合格不合格最关键，提出了接班人五项条件。接着又发现刘少奇（邓小平）忽“左”忽右不合格，决定更换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多次说过下面类似的话：
“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毛主席既然看到潜在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当然会力挽狂澜，想方设法阻止了，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马列毛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又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引用完毕
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让劳动人民参加政权机关，监督和参与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所以我想补充毛主席号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有关内容。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
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这些谈话与文化大革命明显有相关性。请看：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後，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 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历史文献摘要，09:38:41 04/26/2016，华岳论坛）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动机，是非常深刻的思想。

马列毛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又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引用完毕
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让劳动人民参加政权机关，监督和参与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所以我想补充毛主席号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有关内容。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
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这些谈话与文化大革命明显有相关性。请看：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後，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 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历史文献摘要，09:38:41 04/26/2016，华岳论坛）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动机，是非常深刻的思想。

马列毛主义者

1965年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转述过毛主席的话：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王卓超觉得：
“这对理解文革后，中国出现的‘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有所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文化大革命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也确实开天辟地第一次参与了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例如工人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等等；据说1975年的四届人大代表情况是：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885名代表中，工人代表813人，占28.2%，农民代表662人，占22.9%，工人农民代表共1475人，占2285名代表的51.1%。加上解放军代表，工农兵代表的比例达到了72%。”
（《毛泽东的民主最广大》，红色中国网，2015-1-17 04:53，文言）
显然毛主席代表工农兵等大多数人的利益，搞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从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看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
遗憾的是毛主席走后文化大革命就很快失败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情况完全改变了，据说：
“1998九届人大代表2979人，工农10.8%；
2003十届人大代表2985人，工农不足4%；”
（《数字折射地位》，中华爱国者群，上海--天哥<[email protected]> 2014-3-9 18:09:51）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有天壤之别。
有篇文章说得好：
《文革挖了官僚旧文化的千年祖坟，所以他们刻骨痛恨》
（z2z2，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昨天 09:31，原作者红旗手、武阳龙）
卖国派的恐惧反而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巨大，彪炳千古。
网友：与现在腐败透顶相比，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相对好，那时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行？
作者：干部是相对好，但是不搞不行，因为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历史课题没有解决。
我看到陈再道文革里的检查：
“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
（《陈再道文革自爆：我生活糜烂乱搞女人》，多维网，2016-05-12 19:13:30）
估计是真的。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并没有监督和考察措施，干部的权力非常大，不受人民约束，当然与私有制占主体的现在不同。当时相对好是因为最高领袖毛主席等德才高，经常教育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且经济上是公有制。
网友：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同作为批判对象正确吗？
作者：当然正确。现在不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著名左派网友黎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最得力，请看：
“第一，根本理论上彻底推翻——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等文人官僚体制的理论，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根本关系上彻底推翻——破‘官贵民贱’，立‘为人民服务’……”
“第三，组织形式上彻底推翻——用‘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等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取代了清一色的‘文人一统天下’这千百年一贯制的文人官僚体制组织形式。”
“第四，用人标准上彻底推翻——破‘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读书必做官、做官必读书、不读书者不得做官、学历至上’，立‘唯才是举，任人唯贤、‘行行出状元’、不拘一格用人才、英雄不问学位、看做不看说、不看学历看实际’，只要有真才实学实践成果实际能力，工农兵照样当国家领导——陈永贵、郝建秀、吴桂贤、李素文、倪志福……”
“第五，待遇制度上彻底推翻——破‘升官发财’，立‘升官不发财’；破‘当官做老爷’，立‘人民勤务员’：‘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文革发生的一切中，这五条是‘公知’们最最不能容忍的东西，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中国千百年来雷打不动的文人官僚体制，横扫了‘公知’们最碰不得的奶酪——特权，寄生于文人官僚体制的特权，过去之文人、今日之‘公知’们千百年来赖以高人一等、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欺压百姓的特权。”
“文人官僚体制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动乱腐败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当前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
（《黎阳：从老百姓角度反思文革与反思文人官僚体制》，华岳文摘选，12:15:23 05/07/2016，华岳论坛）
又看到他批判文人官僚体制和和动乱周期律的雄文：
《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
（黎阳，19:11:35 05/15/2016，华岳论坛）
共产党再不纠正错误路线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共产党没有背叛人民，如果共产党想“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那么就应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应该彻底否定为了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伟大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虽然会因为认识的局限性等而失败，但是不应该否定科学实验本身。例如为了飞上蓝天人类失败过无数次，但是能够彻底否定科学实验吗？显然不能。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彻底否定论荒唐透顶，祸国殃民。
如果当权派忠诚于人民，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进而研究怎样才能胜利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三、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反修大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关吗？
作者：太有关了，实际上是反修大论战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1、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是传统社会主义由“东风压倒西风”变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自己生身的父亲”斯大林（参见《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太匪夷所思了，毛主席这时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进而发现苏联已经产生特权阶层。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指出：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70，475，476页）
文章还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了许多条预防措施，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等。特别强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14页）
这正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希望从造反派里发现合格接班人的原因之一。

马列毛主义者

2、由苏联联想到中国。
苏联已经有了“特权阶层”，中国有没有？当然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上面我引用过毛主席语录：
“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3、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对共产党上层的官僚主义阶层极其不满。例如：
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强调：
“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
“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同）
同年11月毛主席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批评两次：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12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后毛主席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
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0日会见越南劳动党时
“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2月13日毛主席批评教育部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 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
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3月28日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
“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 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4月10日接见日共代表团时批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
“那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都可以一分为二。”
5月15日毛主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 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 嘴里赞成， 实际反对。”
6月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
“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
6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强调：
“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
“还要抓理论，还要 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2月20日毛主席指出：
“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1965年1月3日批评刘少奇王光美说：
“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
“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
1月7日毛主席指出了问题：
“在一个部、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搞得太久了， 容易把它看成自己的， 听不见反面的话了。”
6月26日毛主席批评卫生部：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在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因这类有危机意识的讲话非常多，不赘言了。
搞文化大革命显然正是想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
上面内容证明毛主席对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极其愤怒，但是批评没有用，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4、但是新中国是老革命打下的江山，他们已经控制着所有权力机构。尽管他们中有人成为了官僚主义者，但是难发现更难更换。
这牵涉到政治制度，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找毛病的二线，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不了。
5、毛主席知道：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实施很难。一方面是人民，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战友们，“手掌是肉，手背是肉”，而且当时人民非常相信老革命。

马列毛主义者

6、聂元梓大字报给了毛主席灵感，发动人民揭露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其实毛主席多次想这样做。57年就想这样做，但是后来不得不改弦更张。例如：
“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页）
但是内部老革命反对大民主，外部又有傻瓜想“轮流坐庄”，结果不得不反右，特别是被邓小平扩大化，成为了失误。
关于人民民主问题下面再说。
如果当权派还忠诚于人民，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进而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培养合格接班人等问题。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四、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现在要谈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了吧？
作者：是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没有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配合就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专政。毛主席特别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例如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
“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９〕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２０〕，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八卷，1962年1月30日）
但是在两千多年官本位长期熏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中国没有民主习惯。官员如此，群众同样如此。这是很可怕的。
中国长期是成王败寇，不断篡改历史，文化大革命历史就被篡改了。
篡改历史危害极大，使政党完全没有信义和凝聚力。
文化大革命里也有篡改历史的情况，例如林彪在台上时竟然说井冈山是林彪与毛主席会师，实际上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排长。有文章说：
“当听说林彪被说成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刘伯承元帅跟老部下肖永银聊天，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排长能起什么作用呢？’ 肖永银下意识回答：‘一个排长就起一个排长的作用呗。’
肖永银可能还不知道，刘伯承元帅问的是当时最火的排长林彪。但他无意给出了林彪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一个排长就起一个排长的作用呗。”
（《林彪面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揭秘》，多维网，2016-05-18 19:42:22，摘自微信公众号“脑洞历史观”）
篡改历史还有什么信义和凝聚力？当然林彪未必知道。
再例如无耻吹捧华国锋是众所周知的闹剧，也成为了共产党的伤疤。
为了克服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奴隶主义”，必须提倡独立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曾经很有名，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不如毛主席的主张正确。毛主席强调：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829页）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转引自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
尽管毛主席反复呼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并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为什么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因为看到群众自发抵制上级的错误非常高兴。
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如果没有“问一个为什么”的觉悟怎么能防止“社会公仆”为所欲为背叛自己呢？所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历史意义，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
用大民主方式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有必然性，毛主席总结说：
“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有网友说：
“近些年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过批判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精英’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十年，老百姓说：不经过‘改革’，看不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良苦用心，不知道毛泽东的伟大。”
“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与分配的平等，解决人们政治上地位的平等。但是，还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还不能解决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贪污腐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赋予老百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这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可以整治那些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生产队的社员可以写大队书记的大字报，可以写公社书记、主任的大字报，可以写县委书记、县长的大字报，工人、学生可以写省委书记、省长的大字报，不仅可以写，而且可以堂而皇之的贴在县政府、镇政府、省政府的大门前，不仅可以贴大字报，还可以‘大辩论’，谁是谁非，一辩就明，一句话，只要你犯了错，老百姓，就是现在网络上说的‘草民’，不仅可以不买你的帐，而且还可以揭发你、批判你。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世界乃至人类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现在称之为官员）不管你的职务有多高，你也不能让老百姓抓住把柄，否则，就要你的好看，要想当好官，要想不被人民批判，你就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做工作，就是不做坏事，只干对国家有益的事，对人民有益的事，否则，你就不要当干部。”
“令中国人民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历史，在毛泽东及其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去世后，竟然被称之为‘动乱’与‘浩劫’。”
（《民不和官斗？错！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民斗官！》，中国国是论坛，发表于 14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