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鬼话

马列托主义者

王凡西这一章《理论与实践》中间还穿插着一段对辩证法的分析，也摘几句：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断语似乎是非常辩证，其实不尽然。A变成非A，B跟着也要变成非B；这个公式，实质上不过是A等于A，B等于B这个公式的变形。它完全合乎常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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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企图用以证明这条“辩证法规则”正确性所举的实例简直丝毫没有辩证法的气味。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以及诸如此类，其实在辩证法教课书中只能当作反例证提出来的。真正符合于辩证法运动的例子应该是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不断地要求解决，至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目前这个时代，却必须用社会主义的革命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荒谬，事实上却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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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的《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里有一段分析更加可以辩证：
http://bbs.tianya.cn/post-no01-504401-1.shtml

粱同志之支持公社還有一個特別論據，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宣傳家們不斷的對公社作大肆宣傳的敵視攻擊，更加使我們需要採取一種明確立場，它主要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立場：擁護或者反對公社。」（着重點係原有）依照梁同志在這裏提出的「階級鬥爭立場」的公式，即是：凡「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所「敵視攻擊」的我們就得贊成，反之，我們就應反對。但這是一種極端機械的形式邏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毫無共同之點。

　　大家總還記得，當一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不斷地猛烈地抨擊斯大林的官僚獨裁時，如果依照梁同志的「邏輯」，就必須支持後者。但托洛茨基不但沒有支持它，而且給它以更深刻的批評。所不同者則在於：「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猛烈地批評斯大林的官僚獨裁制是把它當作布爾塞維克主義和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派生物；而托洛茨基則認為這種官僚獨裁制恰好是背叛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後果，因而妨害了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合理發展。

　　最新鮮的例子是：當蘇聯的坦克車摧毀匈牙利的革命時，所有的「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更是瘋狂地攻擊了蘇聯，那時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因此停止了我們對這同一事件的嚴厲批評。所不同者，「資產階級批評家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蘇聯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我們則站在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上批評了代表大斯拉夫主義的克里姆林宮的背叛行為。在那時「採取一種明確立場」的，乃是後來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馬西(MARCY)及其追隨者們。

　　今天「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不斷地猛烈地批評公社，是因為他們認為它消滅着他們認為神聖的私有財產制的殘餘及與之相聯的神聖的家庭制度。而我們則認為在物質和文化條件遠未具備之下，中共以強迫的方法於極短期間內實行公社化，企圖以此消滅私有制的殘餘及以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代替家庭生活，乃是一種違反農民意志的冒險主義，對於工農聯盟和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極有害的。我們批評公社，在表面上好像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相同，但其實質，其代表的階級立場是相反的。這正如法國的諺語所說：「兩個人說着同樣的話，而其意義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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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这段分析中指的一种“极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观点，实际就是和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完全一样。

毛泽东满嘴什么“唯物辩证法”，实际上观点一经内行解剖，完全是极机械的形式逻辑。这就像一边摧毁计划经济，一边自称计划经济等大量嘴炮和行为背道而驰的现象，这也使一般人想搞清楚史实及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本来面目相当困难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另外还有一篇《论十大关系》，前阵子网上还见过习称之为辩证法思维的范文，可是也是在内行人眼里一眼就能戳穿实质，看穿其中的巨大问题，杜车别十一年前发在天涯的谈计划经济的贴子，他回贴里还说是他高中时写的，就引用了其中一段话：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31550-1.shtml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这三个思想障碍中的第一个是“恐高症”，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恐“高度集中”症。有些人听到“高度集中”这四个字，就要吓得魂不附体骨软筋麻屁滚尿流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在这些可怜人的僵化头脑中，高度集中同民主是截然对立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效率底下，高度集中必然会压抑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实际上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实际上，高度的集中同真正的民主必然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是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为彻底上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集中才能为劳动者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热情象太阳放射能量一样喷涌打开广阔的通道。

马列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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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仅是从理论上对“高度集中”的问题作了一下最简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高度集中问题作一下分析的话，那么对问题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恐高症”。由于那种极端僵硬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实行高度集中的必要性，于是进行所谓放权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越“改”越糟，越糟越“改”，形成恶性循环。真正应该进行的改革，真正应该进行的制度创新一点都没有，离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彻底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比如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进行了以放权为特征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终止了斯大林开始的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大改革，进行了倒退），结果使苏联的经济出现了混乱，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正是经济最高度集中的时候。而中国的情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也是一个患有“恐高症”的人物，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56年就不顾实际情况，在那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作用下，胡说什么“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1958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的倒退。其结果如何呢？当然我是用不着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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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这里就引用了毛泽东那篇自以为高明的《论十大关系》里的这句话，不仅杜车别，社会微积分的贴子、萧冬连的《国步艰难》里的资料都可以印证，实际上按毛泽东这种思维，在大跃进里搞的，一刀砍掉88%的计划经济，是比戈尔巴乔夫狠地多的砸盘。可是直到现在，这样的胡折腾的鬼话，却变成了辩证法思维的范本，这不是超级乌龙和讽刺吗？

实际上“延安道路”在延安的得手，和“农村包围城市”一样，也是一次偶然的守株待兔，而且这一次是真的后来一次次站在树桩边了，t延安整风毛泽东能成功排挤掉苏派，真正的原因是二战爆发，苏联被德国进攻拖住，后来为了配合盟国作战干脆主动解散了共产国际，没能给苏派有力的支持，没有来收拾他，才让他排挤掉苏派后爬了上去，说穿了，就是仰仗希特勒保佑。

可是毛泽东大概没有想到是二战特殊背景，希特勒保佑的原因，大概真以为他自己在延安的那一套比苏联高明了，以后就不断拿这一套推广想和苏联争老大和反苏了，没有了希特勒贵人相助，就再也不会有延安那次那么运气了。

而邓小平，毕竟也是长期在毛泽东影响下的，他办事情是比毛泽东讲规矩地多了，可是在思想上，他无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突破毛泽东那套话语，理论水平有限。他继续吹抬“毛泽东思想”，一是顾及一些私人情面，毕竟毛泽东没有对他下死手，摄摄他也不方便对毛泽东下死手，必须留有余地（以后的人没有这种私人情面上的义务了），二也是因为他本身的理论水平缺陷，在解释处理一些事情时，也需要继续借用和沿用部分毛泽东的那套鬼话。就是这种萧冬连提到的政治安排，逻辑上被批判的“”毛泽东本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古怪提法，毛泽东“句句真理”的迷信虽然被打破，“毛泽东思想”句句真理的迷信还相当范围存在，必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维护，当然也包括维系这套话语的一系列史观、经济史、哲学、文艺等胡扯。

其实邓小平很多话语都是沿袭自毛泽东，只不过变了名词，或者讲的明确一些。比如毛泽东有原话“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实际上就是和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说不清”意思一样，还是邓小平讲地更坦率直接一些。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王凡西分析的毛泽东《实践论》的先行后知的经验主义，否认下理论首要作用观念的一种翻版，有不可知论色彩。过了快四十年，才开始转回了“顶层设计”，往大点说，这实际上不过是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争论的起点上。

至于市场经济，中国战国开始就是了，市场经济理论，在司马迁那里就很成熟了。杜车别还没有修炼完成时，早在06年搜他的回贴，他就在天涯批过那套“封建社会也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歪论，指封建社会（其实是前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莫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萌芽的表现。

所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可以说都没有价值。还有严重恶果，制度上一直维系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领袖合一，以政治领袖的名字和名义命名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的落后模式。这种强撑面子活受罪的提法，根本没有必要，趁早抛弃。

即使非要强撑“中国化”的面子，也不是非要维护那一系统恶果严重的鬼话及政教合一的制度模式，也可以有其他的形式代替，比如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也按中国的习惯，安上个子字，搬进文庙。

马列托主义者

楼主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指出了老毛同样有实用主义倾向，或者邓毛有一致性
但是苏派和毛派中斗争的失败被你简单化了
苏派其实就是斯大林派，未必正确，在你说的希特勒保佑前，苏派在中国就很失败了，这是事实，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毛主导下的结果，而是苏派主导的结果（陈独秀不过是替罪羊和执行者）
王明一套苏派做法确实也是失败的。
毛派自己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加上你说的运气，日本对蒋的牵制，德国对苏的牵制，毛派的路线是正确的，世界托派恰恰认为1949年毛派的成功在于反对苏派（斯大林）暗合托派主张才成功的，显然楼主不是托派，更多的好像是苏派（斯大林），不过托派认为毛派在1949年前还是有问题，所以延缓了革命的胜利，虽然毛自己认为超过自己的预期。
1949年后，毛在很多上却回到了苏派的立场，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模式上，结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付出了最终败亡的结果。